任何书籍都难免有错误，我承认我的两本幼稚的书不能例外。或是我所介绍的学者们就已经错误，或是我把他们介绍错误了。承认了可能有错误，是否就等于承认全都错误了呢？这是一个较广大的问题中的一个小个例，就是：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今日，过去传统的学术思想是否都要全盘打到九层地狱中去呢？还是历史的发展寓有历史的连续性，辩证过程的较高阶段尽管是否定了后面的较低阶段，而却同时融会了保留了一些那较低阶段的东西呢？
蒸汽水电是资本社会的产物，在社会主义的社会里并不因此消失它们的生产的效用；太阳光是红的，冰雪是冷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和资本社会的人们都认为这些是真理，在社会主义的社会里也不因此失去它们的真实性。我想过去的许多美学原理也许有一部分是如此。比如“移情说”和“距离说”是否可以经过批判而融会于新美学呢？我愿意在对于马列主义多加学习之后，再对美学作一点批判融贯的工作，现在还不敢冒昧有所陈述。
建立新美学是一件重大的工作，我们需要更谦虚的学习和更严谨的批判。我们需要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新时代的现实情况，也需要学习美学古典和美学史的发展，认清我们所应该否定的和所应该接受的。
最后，我回答蔡仪先生对我的一个主要的批评，他说：“按朱光潜的说法，美感对象是孤立绝缘的，和外物的关系，也就是对人生的意义是一刀截断的。”
如果我确实如此说，我就坠入“为文艺而文艺”那一个魔障，自然罪该万死。但是我的说法并不如此。在《文艺心理学》的“作者自白”里我说我的见解的变迁有这样一段：
“从前我受康德到克罗齐一线相传的形式派美学的束缚，以为美感经验纯粹地是形象的直觉，在聚精会神中我们观赏一个孤立绝缘的意象，不旁迁他涉，所以抽象的思考、联想、道德观念等等都是美感范围以外的事。现在，我察觉人生是有机体；科学的伦理的和关感的种种活动在理论上虽可分辨，在事实上却不可分割开来，使彼此互相绝缘。”
这番道理我在该书第六、七、八、十一诸章里反复说明过，在第八章里我提出这样几个问题：
“但是根本问题是：我们应否把关感经验划为独立区域，不问它的前因后果呢？关感经验能否赅括艺术活动全体呢？艺术与人生的关系能否在美感经验的小范围里决定呢？形式派美学的根本错误就在忽略这些重要问题。”
我自己检讨这些问题所下的结论全是否定的，其中有这样一段很明白的话：
“我们固然可以在整个心理活动中指出‘科学的’，‘伦理的’，‘美感的’种种分别，但是不能把这三种不同的活动分割开来，让每种孤立绝缘。在实际上‘美感的人’同时也还是‘科学的人’和‘伦理的人’。文艺与道德不能无关，因为‘美感的人’和‘伦理的人’公有一个生命。”
我不明白蔡仪先生从何看出我否认艺术与人生的关系？断章取义呢？还是由于我的表达意思的能力不够，没有能让他懂得我的意思呢？我对于美感经验，跟着一般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们作抽象的学理的分析时，确曾指出它是观照孤立绝缘的意象，不过我一再说明过（上引几段可证），这种抽象的学理的分析不能等于事实上的分割，正如化学分析水为H2O在理论上是确凿的，而水里H2O在事实上却不能分离独立是一个道理。蔡仪先生的误解是：看见我承认美感经验在理论上可分析，便断定我肯定它可从整个实际人生中分割出来。
一切问题都有它的历史的背景。欧洲美学家们何以逼得要对美感经验作抽象的理论的分析呢？问题在：是否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叫做“美感”？如果有，它的特别性何在？它与一般快感（如吃肉晒太阳所得的）有什么分别？
从康德以来多数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们所得的答案是：美感经验中的心理活动是直觉（直觉是先于思考的活动），直觉的对象是一个完整的孤立绝缘的意象。这里所谓“孤立绝缘”是着重艺术品的完整性以及美感经验的完整性。
说得简单一点，美感是聚精会神去观照一个对象时的感觉。这种聚精会神的状态通常是不长久存在的，可是我们不能否认它的存在。什么对象才能引起一个人聚精会神呢？要解答这问题，要看那“对象”如何，也要看那“人”
如何。说阶级性有决定性，道理就在某一阶级“人”对于某种“对象”有接受的条件，有聚精会神的可能。这里所谓“条件”包括政治道德等观点和教育、天资以及艺术修养等等即整个人生在内。依这个看法，美感经验为形象观照说并不一定能与马列主义的观点相融洽。不过这只是一个不成熟的摸索，在这里约略提及，请马列主义学者们想一想。
了解艺术美，有助于了解现实美
我基本上赞成马奇同志的美学对象应侧重文艺理论的看法。在过去讨论中，并没有人认为美学应抛开艺术，姚文元同志也并不这样看，也没有人认为美学应抛开现实生活，我自己也从来没有这样主张过。问题只在于轻重先后的摆法，即重点应摆在现实生活还是应摆在艺术。
这问题在历史上是个老问题。以往美学家就大致可分两派，一派侧重对一般审美活动的研究，例如康德；一派侧重艺术，例如黑格尔。我同意马奇同志的看法，在历史上侧重文艺的一派占多数；我也同意他对我所说的美学中侧重文艺的传统是“比较进步的传统”这句话的批评，这句话实在是太笼统。
这问题在苏联也还在争论，可参看1956年《哲学问题》编辑部所召开会议的纪录。1958年苏联哲学研究所出版的《美学问题》，刊载了苏瓦洛夫的一篇文章，全面讨论了美学对象问题，也主张美学应侧重文艺，并且说苏联大多数美学家是这样看的。但是在苏联意见也并没有完全一致。
这问题在我们国内引起讨论是从1957年才开始，目前距作结论的阶段还很远，多摆出观点，多虚心地、细心地讨论和分析，不忙下结论，对于问题的合理解决是有帮助的。
我的看法在《美学研究些什么？怎样研究美学？》一文中已经摆出，现在只补充一点：这就是美学对象问题谈到最后，必然要和美学中一些基本问题（如艺术是什么？美是什么？）的看法分不开的。
先谈“艺术是什么”的问题。我们习惯于只把图画、雕刻、音乐、文学之类看作艺术，把它们和现实对立起来，其实艺术不但反映现实，它本身也还是一种现实，二者既有分别也有联系，不应把二者的对立加以绝对化，不能说艺术里没有现实，研究艺术就抛开了现实，也不能说现实里没有艺术，研究现实就抛开了艺术。其次，从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点看，是否只有图画、雕刻、音乐之类才算艺术呢？这是一个基本而又基本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文艺的着作里，特别是在《经济学-哲学手稿》里，很明确地指示出，人的生产劳动是人改变世界，体现主观理想、需要和能力的实践活动，同时也就是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它所伴随的愉快也就是美感。到了阶级社会私有制起来以后，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异化了”，和劳动者自己对立起来了，成为一种沉重负担了，它才开始不产生美感，劳动和艺术才脱节，人的实践活动才开始不复同时是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马克思认为这种劳动与艺术脱节的现象将随阶级社会私有制的消灭而消灭；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都成为劳动者，同时也都成为艺术家，人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从此又会恢复到同时是“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这就是说，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生产斗争）以及人与人的矛盾（阶级斗争）的实践活动本身就产生无穷的美感，而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本身也要看作一种艺术。我认为，如果我们真正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实践观点，我们对于“艺术”的习惯看法就须有所改变，对于美和美学对象的看法也须有所改变，不能和以往那样把艺术和实践活动对立起来。就是根据这一点认识，我体会到将来的美学对象必须大加扩充，把现实生活中许多实践活动当做艺术或美的对象来研 究。在目前阶段，我们的实践活动还是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所以我觉得姚文元同志的“研究环境布置、生活趣味、衣裳打扮、公园设计、节日游行、艺术创造、风景欣赏以至挑选爱人等等的美学问题”的提法，尽管代表侧重现实这一个正确方面，却把“现实”了解得太狭窄了。这中间一些问题美学也可以研究，但在目前不能说就是美学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其次，美学应该研究什么，这问题与“美是什么”的问题是密切相关的。
过去讨论中对这问题的意见分歧归纳到最后，基本上只有两派。一派持“美为客观存在”说，以蔡仪同志为代表，尽管他和这派中其他人在某些次要问题上意见有所不同。依蔡仪同志看，美是客观事物的一种属性或典型性，“不依鉴赏的人而存在”，也就是说，不依存于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因此，“并不能说美感的对象一定是社会的，或美的观念内容一定是社会的”，这就是说，美不一定有社会内容或阶级性。另一种是我所主张的“美是主客观的统一”。我认为“美感的对象”必须包括艺术，必然具有社会内容、意识形态性和阶级性；“美的观念内容”既是观念内容，就必然是社会意识形态性的。艺术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因此，作为艺术特性之一的美也就必然是社会意识形态性的，不能与主观因素无关。有些人认为我混淆美与美感，其实美与美感的关系是辩证的，美产生美感，美感也反过来影响美，人改变世界，要把世界变得更美些，就要凭他的美的理想和美感，人创造艺术，对现实材料加以集中、典型化和理想化，经过“改造制作工夫”，在这“改造制作”过程中，他的全部意识形态都要影响他的美的理想和美感，因而也就要影响到作品以及作品的美。所以美一定是意识形态性的，不但艺术美如此，现实美也是如此。不过艺术美与现实美究竟有一点不同，它比现实美“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由于把艺术美看作最高发达形式的美，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明确指示“人的解剖使我们有可能去理解猴子的解剖”，对高级现象的分析，有 助于对低级现象的认识，因此我认为美学对象应该主要的是艺术美。了解了艺术美，就有助于了解现实美。不过应附带说明两点：（1）艺术与现实既不是对立的，研究艺术美就必然也要涉及现实美；（2）说艺术是主要对象，并不等于说它是唯一对象，并不排除对现实美的研究。
趁此再对姚文元同志的美学观点提一点意见，他强调现实生活美是对的，但是把“环境布置、衣裳打扮、挑选爱人”之类和“艺术创造”并列起来，而在《论生活中的美与丑》一文中，只提到毛主席所说的社会生活为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的原则，而把文艺所反映的生活比现实生活更高、更理想、更带普遍性那一段话抛开不提，这未必是妥当的。
最后，就马奇同志反对把美学看成“美的科学”的意见提一点意见。如果把美看成没有社会内容的，与真和善割裂开来的，马奇同志的反对就有理由；如果认为美是意识形态性的，有社会内容的，与真和善是既有分别而又有联系的，说美学是“美的科学”也不见得就有多大错误。当然，这不等于说我就主张给美学下这样的定义。
漫谈说理文
《人民文学》一向侧重文艺创作，很少登载说理文；我一向不会文艺创作，只写些说理文，以为《人民文学》不要说理文，所以对它一直无所贡献。
近来《人民文学》却邀我写一点散文，并且鼓励我说：“形式内容均不拘，你可以选你所熟悉而又感兴趣的题材写。”照这样看，《人民文学》不用说理文的想法是我的一种误解。这种误解或许不只我一个人有，因为确实很有一部分 人是把实用文（包括说理文）和艺术文（包括诗歌、小说、剧本、描写性和抒情性的散文之类公认的文学类型）看作对立的。这是一种比较狭窄的看法。文学的媒介是语言，而语言是社会交际的工具。要达到社会交际的目的，运用语言的人第一要有话说（内容），其次要把话说得好，叫人不但听得懂，而且听得顺耳（形式），这两点是实用文和艺术文都要达到的。如果要在一般语言的运用和文艺创作之间划出一条绝对互不相犯的界限，那是很难的。如果以为只有在文学创作里运用语言才要求艺术性，那就只会鼓励人对一般语言的运用不要求艺术性，结果就会既不利于语言的发展，也不利于文学的发展。实用性与艺术性不是互相排斥而是相辅相成的。实用性的文章也要求能产生美感，正如一座房子不但要能住人而且要样式美观一样。有些人把文学局限在诗歌、小说、剧本之类公认类型的框子里，那未免把文学看得过于狭窄了。打开《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之类文学选本一看，就可以看出很大一部分归在文学之列的文章都是些写得好的实用性的文章；在西方，柏拉图的对话集，德摩斯梯尼的演说，普鲁塔克的英雄传，蒙田和培根的论文集以及许多其它类似的作品都经常列在文学文库里，较着名的文学史也都讨论到历史、传记、书信、报告、批评、政论以至于哲学科学论文之类论着。从此可见，悠久而广泛的传统是不把文学局限在几种类型的框子里的。我认为这个传统是值得继承的，因为它可以使文学更深入现实生活和人民大众，更快地推动语言和一般文化的发展。
现在单谈说理文。“摆事实，讲道理”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愈来愈广泛，愈重要的社会活动。开会讨论要说理，做报告要说理，写社论要说理，写教科书要说理，发动群众要说理，对敌斗争要说理……总之，凡是需要开动脑筋的地方，凡是要辩护自己，说服旁人的地方，没有不需要说理的。近几年来我们对于诗歌、小说、剧本的写作提出了很多问题，进行过热烈的讨论，至于说理文怎样写，就很少有人过问，尽管这个问题曾经由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等一系列的论着里三番五次地郑重地提出，并且作出一些原则性的指示。文学界对这问题谈的少，是否说明说理文容易写，有理自然说得出，根本没有什么问题呢？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写过四十多年的说理文，也费过一些摸索，尝过一些甘苦，至今还不能写出一篇称心如意的文字，所以我可以说，写说理文对于我并不是一件易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