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是以文史见长，其实对先秦诸子的哲学思想乃至魏晋的玄学，也都下过相当功夫。《冰茧盦丛稿》即是熔文史哲于一炉的代表作，是稿中所辑录的20余篇论文，自30年代初，迄于1983年，长达半个世纪，先生广涉经、子，出入文史，治学道路上的雪泥鸿爪，依稀可见。
先生继续阐述说：“古今结合，又是我国治学的一个优良传统，就是经世致用。研究古代的经学、史学、哲学、文学，其目的都是为了探索源流，提供借鉴，解决当世之务。顾炎武平生博览群书，考证经史，而着眼于当时的‘天下郡国利病’，提供治国方案。所以我们治学，也应怀古为今用的精神，不可为古而古。尤其是研究历史，其目的是要探求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而研究我国历史，是要阐释数千年中华民族兴衰治乱之迹及学术文化之发展变迁，所以更应当具有‘通古今之变’的眼光。否则局限于一隅，其成就是不会大的。”
先生不无遗憾地回忆到：“还在30年代，精通中西文学的吴宓先生劝我治学应当兼通中西，多读外国书。在浙大时，中文系主任郭斌和也曾帮助我读西方书籍。可惜我偏爱汉学，未能深通西学。当今世界上，中外文化交流频繁，所以在治学的道路上还应增加一个中西结合，我的这个教训，尚望后学汲取。”
先生以为治学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处理好博与专的关系，一是树立才学识三长为追求目标。
做学问必须有所专精，如果只是泛泛浏览，游骑无归，只能“横通”而已。
先生以为：“专精必须建立在广博的基础上，如果根基浅薄，就欲专精，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徘徊探索，即使能写出一两篇文章，略有成就，以后也难以再向深广发展。譬如花树，生长在深山大泽中者，经过长期风霜锻炼，雨露滋润，根深叶茂，生生不息，能不断开花结果；若在温室培养，虽然勉强开放几朵小花，但很快就会凋谢枯萎，因为缺乏后劲。”先生告诫青年说，做学问切忌急功近利，要有范文澜先生所说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精神。
唐人刘知几论治学贵有才、学、识三长。就是说，要具备精辟的见解，广博的知识，卓异的才华。当然，同时具有这三长者，颇为不易，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不过有志于治学者应以它为追求的目标。
先生还说到，治学要善于借鉴前哲先贤的经验。古人治经，讲究师承家法，这是我国古代的教育传统；今人读书，从小学到大学，师长太多，师承不显。不过善学者，在自己的心目中，还可以树立一两个榜样。先生举例说：王国维先生没有教过我，我也没有当面请教过，他逝世时，我才23岁，但却是我的一位私塾的师长，深受他的影响。因为王国维学问广博，着述宏富，识解精卓，能利用新出土之文物与文献资料互相参证，并运用西方的观点与方法，开辟治学之新领域与新方法。我读王国维、陈寅恪两位先生的着述，常感到他们的文章有灵光闪耀，不但获得许多新知胜解，而且在治学的途径与方法方面，也获得指导。
先生曾写过一首《夜读》诗，自述治学之经验：
少时伫兴亲书卷，如向深山踽踽行。
触眼峰峦乱稠叠，回头脉络尽分明。
九原随会犹能作，并世扬云敢互轻？
后世视今今视昔，夜灯下笔悟平生。
读书老舍
若是学者才准念书，我就什么也不要说了。大概书不是专为学者预备的；那么，我可要多嘴了。
从我一生下来直到如今，没人盼望我成个学者；我永远喜欢服从多数人的意见。可是我爱念书。
书的种类很多，能和我有交情的可很少。我有决定念什么的全权；自幼儿我就会逃学，愣挨板子也不肯说我爱《三字经》和《百家姓》。对，《三字经》便可以代表一类——这类书，据我看，顶好在判了无期徒刑后去念，反正活着也没多大味儿。这类书可真不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犯无期徒刑罪的太多；要不然便是太少——我自己就常想杀些写这类书的人。我可是还没杀过一个，一来是因为——我才明白过来——写这样书的人敢情有好些已经死了，比如写《尚书》的那位李二哥。二来是因为现在还有些人专爱念这类书，我不便得罪人太多了。顶好，我看是不管别人；我不爱念的就不动好了。好在，我爸爸没希望我成个学者。
第二类书也与咱无缘：书上满是公式，没有一个“然而”和“所以”。据说，这类书里藏着打开宇宙秘密的小金钥匙。我倒久想明白点真理，如地球是圆的之类；可是这种书别扭，它老瞪着我。书不老老实实的当本书，瞪人干吗呀？
我不能受这个气！有一回，一位朋友给我一本《相对论原理》，他说：明白这个就什么都明白了。我下了决心去念这本宝贝书。读了两个“配纸”，我遇上了一个公式。我跟它“相对”了两点多钟！往后边一看，公式还多了去啦！我知道和它们“相对”下去，它们也许不在乎，我还活着不呢？
可是我对这类书，老有点敬意。这类书和第一类有些不同，我看得出。第一类书不是没法懂，而是懂了以后使我更糊涂。以我现在的理解力——比上我七岁的时候，我现在满可以作圣人了——我能明白“人之初，性本善”。明白完了，紧跟着就糊涂了；昨儿个晚上，我还挨了小女儿——玫瑰唇的小天使——一个嘴巴。我知道这个小天使性本不善，她才两岁。第二类书根本就看不懂，可是人家的纸上没印着一句废话；懂不懂的，人家不闹玄虚，它瞪我，或者我是该瞪。我的心这么一软，便把它好好放在书架上；好打好散，别太伤了和气。
这要说到第三类书了。其实这不该算一类；就这么算吧，顺嘴。这类书是这样的：名气挺大，念过的人总不肯说它坏，没念过的人老怪害羞的说将要念。
譬如说《元曲》，太炎“先生”的文章，罗马的悲剧，辛克莱的小说，《大公报》——不知是哪儿出版的一本书——都算在这类里，这些书我也都拿起来过，随手便又放下了。这里还就属那本《大公报》有点劲。我不害羞，永远不说将要念。好些书的广告与威风是很大的，我只能承认那些广告作得不错，谁管它威风不威风呢。
“类”还多着呢，不便再说；有上面的三项也就足以证明我怎样的不高明了。该说读的方法。
怎样读书，在这里，是个自决的问题；我说我的，没勉强谁跟我学。
第一，我读书没系统。借着什么，买着什么，遇着什么，就读什么。不懂的放下，使我糊涂的放下，没趣味的放下，不客气。我不能叫书管着我。
第二，读得很快，而不记住，书要都叫我记住，还要书干吗？书应该记住自己。对我，最讨厌的发问是：“那个典故是哪儿的呢？”“那句书是怎么来着？”我永不回答这样的考问，即使我记得。我又不是印刷机器养的，管你这一套！读得快，因为我有时候跳过几页去。不合我的意，我就练习跳远。书要是不服气的话，来跳我呀！看侦探小说的时候，我先看最后的几页，省事。
第三，读完一本书，没有批评，谁也不告诉。一告诉就糟：“嘿，你读《啼笑因缘》？”要大家都不读《啼笑因缘》，人家写它干吗呢？一批评就糟：“尊家这点意见？”我不惹气。读完一本书再打通儿架，不划算。我有我的爱与不爱，存在我自己心里。我爱念什么就念，有什么心得我自己知道，这是种享受，虽然显得自私一点。
再说呢，我读书似乎只要求一点灵感。“印象甚佳”便是好书，我没工夫去细细分析它，所以根本便不能批评。“印象甚佳”有时候并不是全书的，而走书中的一段最入我的味；因为这一段使我对这全书有了好感；其实这一段的美或者正足以破坏了全体的美，但是我不去管；有一段叫我喜欢两天的，我就感谢不尽。因此，假设若我真去批评，大概是高明不了。
第四，我不读自己的书，不愿谈论自己的书。“儿子是自己的好”，我还不晓得，因为自己还没有过儿子。有个小女儿，女儿能不能代表儿子，就不得而知。“老婆是别人的好”，我也不敢加以拥护，特别是在家里。但是我准知道，书是别人的好。别人的书自然未必都好，可是至少给我一点我不知道的东西。自己的，一提都头疼！自己的书，和自己的运气，好像永远是一对儿累赘。
第五，哼，算了吧。
读书要打好基础华罗庚
有人说，基础、基础，何时是了？天天打基础，何时是够？据我看来，要真正打好基础，有两个必经的过程，即“由薄到厚”和“由厚到薄”的过程。
“由薄到厚”是学习、接受的过程，“由厚到薄”是消化、提炼的过程，譬如我们读一本书，厚厚的一本，加上自己的注解，就愈读愈厚、我们所知道的东西也就“由薄到厚”了。但是，这个过程主要是个接受和记忆的过程，“学”并不到此为止，“懂”并不到此为透。要真正学会懂还必须经过“由厚到薄”的过程，即把那些学到的东西，经过咀嚼、消化，融会贯通，提炼出关键性的问题来。我们常有这样的体会：当你读一本书或是看一叠资料的时候，如果对它们的内容和精神做到了深入钻研，透彻了解，掌握了要点和关键，你就会感到这本书和这叠资料变薄了。这看起来你得到的东西似乎比以前少了，但实质上经过消化，变成精练的东西了。不仅仅在量中兜圈子，而有质的提高了。只有经过消化提炼的过程，基础才算是巩固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再练，那就不是普通的练功了；再念书，也就不是一本一本往脑里塞，而变成为在原有的基础上添上几点新内容和新方法，经过“由薄到厚”和“由厚到薄”的过程，对所学的东西做到懂，彻底懂，经过消化的懂，我们的基础就算是真正的打好了。有了这个基础，以后学习就可以大大加快。这个过程也体现了学习和科学研究上循序渐进的规律。
有人说，这样踏踏实实、循序渐进，与雄心壮志、力争上游的精神是否有矛盾呢？是不是要我们只搞基础不攻尖端呢？我们说，踏踏实实，循序渐进地打好基础，正是要实现雄心壮志，正是为了攻尖端，攀高峰。不踏踏实实打好基础能爬上尖端吗？有时从表面上看好像是爬上去了，但实际上底子是空的。雄心壮志只能建立在踏实的基础上，否则就不叫雄心壮志。雄心壮志需要步骤，一步步地，踏踏实实地去实现，一步一个脚印，不让它有一步落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