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末，天下大乱，各地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隋炀帝杨广的统治摇摇欲坠。正在此时，李氏集团起兵于太原，攻克长安，翦灭群雄，建立了勃勃生机的唐王朝。晋阳起兵是他们这一行动的起点，然而，关于谁是这次起兵的领头人，学术界却有着不同的说法。
有关唐朝的史书，都说唐太宗李世民是晋阳起兵的领头人，“世民者，济世安民也”，其父李渊起兵是被迫的，是被李世民拉了上了反隋的大船。
《旧唐书·高祖纪》云：“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首谋，劝举义兵。”同书《太宗纪》云：“时隋祚已终，太宗潜图义举，每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新唐书·高祖纪》云：“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阴结豪杰，招纳亡命，与晋阳令刘文静谋举大事。计己决，而高祖未之知，欲以情告，惧不见听。”当李渊知道此事后，初是“大惊”，“阳不许，欲执世民送官，已而许之”。《新唐书·太宗纪》云：“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据此看来，两书记载是一致的，都认为太原起兵的领头人是李世民，而李渊只是被动的受摆布者。《通鉴》关于李渊受摆布的记载还非常具体：先是李世民与刘文静密谋，打算“乘虚入关，号今天下”，继又使裴寂说服李渊，最后李渊才不得不说：“吾儿诚有此谋，事已如此，当复奈何，正须从之耳。”“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这就是说，李渊是个遇事缺乏主见、无所作为、任人摆布的无能者，如果没有李世民，晋阳起兵就无从谈起。
后来的一些史学专着，多从此说。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认为：“唐高祖爱好酒色，昏庸无能，只是凭借周、隋大贵族的身份，616年得为太原留守。他起兵取关中，建立唐朝，主要依靠唐太宗的谋略和战功，他本人并无创业的才干，连做个守成的中等君主也是不成的。”南开大学编的《中国古代史》(上)则说：“李渊用他次子李世民的策略，自太原起兵反隋。”十大院校合编《中国古代史》(中)认为：“李渊的次子李世民，十分精明干练，他积极聚积力量，劝说李渊起兵反隋。”
对此，学术界也有不同观点。许多学者认为，李渊才是晋阳起兵的真正领头人，他作为隋朝统治集团的一位重要人物，早就有叛隋起兵的念头，只是在正式起兵前几年里，一直处于隐蔽状态罢了，“高祖审独夫之运去，知新主之勃兴，密运雄图”。《旧唐书》及《通鉴》载高祖“纵酒纳赂以自晦”，其实“纵酒”即沉湎，就是装糊涂；“自晦”即混其迹，就是掩盖自己。李渊以“纵酒”作为“自晦”之计，是一种防护性的策略，以消除隋炀帝对他的猜忌，这正是他老谋深算的表现，不能斥之为昏庸的酒徒。而据《旧唐书·宇文士及传》记载，早在晋阳起兵前四五年，李渊就与宇文士及在涿郡“尝夜中密论时事”，武德二年(619年)，宇文士及降唐，李渊对裴寂说：“此人与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辈皆在其后。”涿郡密论天下事，李世民才十三四岁，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怎能左右久居高位的李渊呢？615年，李渊受命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时，副使夏侯端劝他早作反隋准备，李渊“深然其言”(《旧唐书·夏侯端传》)。又据《大唐创业起居注》载，李渊刚做太原留守，就暗暗自喜，对李世民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然历山飞不破，突厥不和，无以经邦济时也。”这表明李渊的政治野心。非常明显，李渊视太原为自己的地盘，早有并吞天下之心，李渊是个颇具雄心、富于权谋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晋阳起兵前，他就命李建成“于河东潜结英俊”，李世民“于晋阳密诏豪友”，为起兵作了组织上的准备。升任太原留守后，李渊很快地取得了聚集在太原的济济群士的信任，成为关中地主众望所归的人。起兵攻入长安，“约法十二章”，很快稳定了关中秩序，当上了大唐开国皇帝。因此，晋阳起兵的主要策划者，首推李渊，他绝不是昏庸无能之辈，而是一个“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的人物。晋阳起兵之时，年仅20岁的李世民，从年资、阅历或者实际的政治、军事经验来说，都够不上领头人物，无论从资历还是威望上，都及不上李渊。
究竟谁才是谁是晋阳起兵的领头人，看来目前还难以给出定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