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要说起来，在梅兰芳走红的当年，他的名气，其实要比现在的任何一个中国演员或者歌手都要大得多。那个时候，不仅中国人捧四大名旦，北平的街头巷尾，人人都会哼一嗓子《贵妃醉酒》，连外国人也都知道了梅兰芳的大名。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看得起中国的老外不多，来华访问的外国要人更少，但只要来，就一定会见梅郎。连政府的贵客，瑞典皇太子、法国的安南总督，都要看一出梅剧，见一见梅兰芳，美国驻菲律宾总督来华之前，居然特意致电美国驻华使馆，要求一定安排他看一场梅剧，印度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泰戈尔，虽然是用英语写作的诗人，偏也要看梅剧，见梅郎。至于西方驻华使节，更是近水楼台，找机会就跟梅兰芳叙谈叙谈，从不担心隔着翻译有多别扭。梅兰芳到上海广州演出，外国领事大抵是要请饭的。那个时候，来华的外国人到北平旅游，日程表上，游历故宫、天坛、长城和观梅剧都是必有的项目，一样都不能少。说起来，最早接触过中国戏剧的外国人，绝大多数不大喜欢咱们的国粹。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德国人的总司令瓦德西，曾经被中国商人邀请去看中国戏，中国人还为此特意准备了外国茶点，但是老瓦并不买账，半途退场，说是受不了那过于铿锵的锣鼓。在他的日记里，中国的京剧，就是群魔乱舞兼鬼哭狼嚎。西方的话剧，早在清末，已经被引进中国，不过，那时的话剧，跟所有引进的西方事物如礼帽和手杖一样，都被特定的时代视为“文明”的产物，被冠以“文明”的头衔，叫做“文明戏”。也跟文明帽和文明棍一样，只是少数精英的玩意。至于西方的歌剧，知道的中国人特别的少，但极少数有幸一饱眼福的人，却无不视为“鬼嚎”，跟瓦德西对京剧的观感一样，双方达成“民族主义”的平衡。其实，西方的歌剧和中国的京剧，或者其他中国剧种，很有那么点相似。都比较注重唱，唱起来要用假嗓，经过专门训练，相对来说，对剧情则不那么在意。而且，歌剧走红的时候，一些著名唱段，也是可以像流行歌曲一样，被人们传唱的，这点跟京剧特别的像。所以，西方人称京剧为PekingOpera（北京歌剧），实在是有道理。在我看来，京剧和歌剧的差距，除了布景一实一虚之外，主要是歌剧剧情虽然不重要，但观众还是要剧情的。但京剧的演员和观众，简直对于剧情实在过于忽视了，看戏不叫看戏，叫听戏，越是老戏迷，进园子越要闭上眼睛，摇头晃脑地欣赏。演员演的时候，也不大注意情节，但凡是个角儿，唱着唱着就要吃茶，这时候跟班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拎着茶壶就上场去了。好好的剧情，生插进一个提茶壶的，台下的观众也不以为忤，大家都习惯了，演员喝口茶，接茬唱。那有讲究的，跟班甚至把化妆盒也顺便带上去，演员呷上一口茶之后，还得拍拍粉，哪怕是角儿在演起解途中带着木枷的苏三。
差异往往导致互相看不上，几乎所有的文化因素都这样，戏剧自不能例外。在梅兰芳红的那个时代，西方人没有兴致把歌剧演给中国人看，对改变中国人的偏见，没有丝毫兴趣。但是，中国人却对改变外国人对京剧的偏见，引起外国人对咱们国粹的兴趣，大有热情。外国人的梅郎热，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人自己努力的结果。
梅兰芳在京剧界，属于最趋时的一位。京剧界的通天教主王瑶卿对他的一字评，是个“样”字，但他的样儿，却非同一般，是经过大力度改良的。梅兰芳的幸运，是他碰上了齐如山这样一个既懂外语又懂京剧的高人。在齐如山的帮助下，梅兰芳的唱念做打，都得到了雅化的改革，演出有了西化的布景，行头更加漂亮，唱腔引进了西方的因素，还让时为北大教授的刘天华，为梅兰芳修改唱腔，并按西方的五线谱谱出来，第一次让京剧有了曲谱。至于演出时喝茶之类的毛病，梅兰芳早戒了。更重要的是，齐如山帮他设计了若干很有舞蹈色彩、边舞边唱的新戏，比如《嫦娥奔月》、《天女散花》、《霸王别姬》，等等，戏里别致而好看的舞蹈，让外国人看了，既合口味，又有新奇感。顺着这个方向，梅兰芳走出了国门，1930年到美国访问演出，大获成功，几乎场场爆满，还拿了一个美国的荣誉博士学位。从此以后，大家开始叫梅郎为梅博士了。
在那个西方一统天下的时代，处于弱势的文明古国，主动走出去，让西方人了解、理解自己的文化，对民族和国家有好处。文化的偏见，说到底，只能靠文化的交流才能被消弭。当然，在强弱悬殊的情势下，交流过程中的自我变革，势必要改掉自家的某些“陋习”。尽管所谓的陋习，在自己人看起来，也蛮有道理。因此，到底是自己走向现代，还是投西人所好，到今天也是个纠缠不清的事。这有点无奈，但也没有办法。
林则徐的澳门之行
林则徐在1839年担任钦差大臣前往广东处理禁烟事务期间，曾经在百忙中拨冗去了一次澳门。刚刚播出的电视片《澳门岁月》，说他是重申中国主权去了。当然，这么说自然也不能算错，朝廷大员进出澳门，本身就意味着中国对此地的统治权，但是问题是人家葡萄牙那时并没有否认这一点，显然没有必要在禁烟禁得火急的时候去办这件并不急的事情。实际上，林则徐之所以忙里偷闲到澳门转一转，以他当时的心境，大概不可能是为了去向葡萄牙人重申一下中国在澳门的主权。原因有二，一是当时中国人的主权意识还很模糊，虽然知道我的地方该归我来管，但骨子里天下观还是时常作怪，总以为中国是天下的中央，皇帝是天下的共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反正都可以说是咱家的地盘，蛮夷虽然有国，但都得听咱皇帝封。如果他们前来捣乱，当然要对他们不客气，如果人家低眉顺眼的，咱自然也得客客气气。
澳门被葡萄牙人赖上，开始固然是由于明朝地方官的贪婪与昏聩，但后来没有将他们赶走，多半还是出于中国人“怀柔远夷”的考虑。主权这种概念，从本质上讲是来自西方的，它被中国人接受，已经是林则徐后人的事了。二是占据澳门的葡萄牙人，在鸦片战争之前，从来没有不承认过中国政府对这块土地的主权，或者说管辖权、占有权，他们承认他们是租地借住。每年五百两银子的租金虽然少了点，但年年都得交，中国的官衙虽然也管不了什么事，但却堂而皇之地戳在那儿。跟其他地方的洋人不一样，葡萄牙人见中国皇帝从来都行三跪九叩的大礼，1793年，英国人马戛尔尼来华不肯下跪，澳门的葡萄牙人曾对此很不以为然。其实，林则徐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来一趟澳门，主要是想摸摸洋人的底，看看洋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虽然在广州的洋行里也可以见到洋人，但毕竟只有澳门才是洋人安营扎寨，生活了几百年的地方，也是各色洋人比较能够自由来往和活动的所在。
林则徐动了这个念头，跟他来广州前后的思想变化有直接关系。虽然我们一直称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但是他的眼睛并不是从一开始主张禁烟就睁开了的。由于中国长期的封闭，整个知识界对西方世界的了解非常有限，他们关于西方的知识不仅少甚至可以说是笑话百出，而且即使是这种笑话百出的知识，也只有那些比较务实和留心杂学的士大夫才知道。在林则徐来广州之前，大概是由于洋人特别喜欢进口中国的茶叶和大黄（尤其是前者），加上风闻他们以食肉为主，所以朝野间就有了一种风传，说是洋人日常以干牛羊肉粉为食，如果没了中国的茶叶和大黄为之通便，就会胀死。所以，中国根本就不用动刀戈，只要断了茶叶和大黄的贸易，就可以让这些金发碧眼儿乖乖就范。另一个传闻就是说洋人的腿直，不容易打弯，所以近战的时候，用棍子一打就倒。
林则徐显然是相信这种风传的，这有他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为证，那里提到了洋人的便秘和腿直。不仅如此，他来广州之后，还一再照会英国人：“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或多或少，他有点指望英国人害怕没有茶叶大黄被胀死而主动缴烟。然而，很快事实就告诉他，风传似乎不那么可靠，英国人不大像动辄便秘病夫，因为他们好像并不在乎他的威胁。林则徐虽然是科场上健儿，出身翰林的老虎班（在明清属于升迁特快的那种人），但却没有被八股蒙住了眼睛，多年的宦途也没有养成他因循苟且之气，这位与陶澍齐名的晚清经世致用派的干将，马上就抛弃了他先前的成见，他要认真地考察一下，他所要对付的洋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言而喻，就当时而言，澳门是个让他开眼的最方便的地方。那时的澳门还没有现在这般大，也绝少有林则徐这般级别的朝廷大员光顾，所以，林则徐的到来，很是令葡萄牙人感到兴奋。在鸦片战争没有打起来之前，在中英的对峙中，至少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还是表现出了对“东家”的友好，澳门的“新闻纸”差不多异口同声地向着中国。只是中国战败以后，才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所以，澳门的葡萄牙人几乎是有点受宠若惊，不仅官方大张仪式，摆出了最隆重的仪仗，洋兵和洋乐，热闹非凡，而且全城上下，“是日无论男妇，皆倚窗填衢而观”。（见《林则徐日记》）第一次置身“夷类”之中的林则徐，由于历史上文化的惯性，也由于葡萄牙人众星捧月似的捧着，不可避免地有点傲慢，可是他的眼睛却没有因此而朦胧，虽说是走马观花，林则徐的观察还是相当细致而客观的，他的日记，对此行做了详尽的描述。首先对“夷楼”颇有好感：“夷人好治宅，重楼叠层，多至三层，绣闼绿窗，望如金碧。”字里行间虽然对葡人的服饰还是有点看不顺眼，但人家穿什么戴什么，留什么发式以及胡须，他都一一看在眼里，甚至连帽子底下掖的汗巾也没放过，而且基本上没有讥讽之意。对于好长时间一直令国人大惊小怪的“上而露胸，下而重裙”的妇女装束，居然也无一字褒贬，只是淡淡的一句“其夷俗也”带过。从澳门返穗后，林则徐开始雇人从澳门收罗“新闻纸”和其他有关西方的资料，翻译成中文，还利用洋商通事（翻译）以及为洋人做事的役夫多方收集“夷情”。显然，他从澳门得到的东西是最多的。这些资料，先是形成了《四洲志》，而后又经魏源的加工，形成了中国第一部比较完备地介绍世界的著作《海国图志》。
敏感的澳门报纸，很快就发现了林则徐的变化，他们盛赞林与那些“握大权，不知英吉利并米利坚人之事情”、“骄傲自足”的大人先生不同，说他不仅善于收集有关外国的知识，而且“凡有所得，不辞辛苦，常时习之，记在心中”，真是“聪明好人”。
睁开了眼睛的林则徐，也为自己做了一件事，他请来美国传教士医生伯驾，为他治疗多年不愈的疝气，结果，他得到了一条还算有效的疝气带。要知道，那是个中国人见西医如见鬼魅的时代，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林的勇气和胸襟。
林则徐的身后之名，是荣耀的，而这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在他睁开眼睛的过程中，澳门，起了一种非常的作用。林则徐从澳门收集来的关于西方世界的资料，在经过魏源加工后形成的《海国图志》，不仅在日后的岁月中对中国摆脱蒙昧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是日本的维新志士们，也从中获益匪浅。现在的学者有人甚至怀疑，《海国图志》实际上应该是林则徐享有著作权。林则徐的确是“聪明好人”，只可惜，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这样的人太少了一点。
吃猪肉看猪跑
眼下，写动物很流行。最具明星相的是狼，其次是狗，不是一般的狗，那种据说比狼还凶的狗——藏獒。只是，虽然号称跟这些动物生活过，写出来的狼和狗，其实都是拟人的动物，把人的某些属性注入动物的躯壳里，本质上跟迪斯尼的玩意，米老鼠、唐老鸭、三只小猪之类，没太大区别，无非是借动物说人的故事。
俗话说，没吃过猪肉，还没看过猪跑。这话背景，意思猪是最常见的东西，人人都该知道。但是，真正了解猪的人，其实不多，因为它实在太熟悉了，不用想起，也不会忘记，也就没有关注它。在我看来，动物中最像人的，要数猪，要写猪的话，大抵不用操心往猪皮里面灌入的五脏六腑加上人的思想。从中学半工半读开始，我前后养过六年猪。每日里亲密接触，喂猪、放猪、给猪接生，打打骂骂，推推搡搡，最后杀它们的时候，还在旁边打下手（因为实在下不了手操刀子）。应该说，有点发言权。
猪跟人类的亲密关系时间最长，大约在几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就已经驯化了猪，显然早于人驯化牛马和狗。对于很早就进入农耕生活的中国人来说，猪更是亲密伙伴，汉语的“家”字，就是一个房子里面一头猪。过去老话讲，家无妻，室无梁。如果从“家”字的字意解，应该是家无猪，就不成其为家。人吃猪肉，还把它们献给祖先和神灵，连祭祀文化人祖宗孔夫子，都用猪头。过去各县的穷教官，每年开荤，就指望春秋两祭的猪头，每年都唠叨：咳，今年的猪头比去年又小了。
人都喜欢说猪蠢，其实，那是因为人们经常看见的猪，都是童子身，尚在孩童时代就被人杀了吃了，童年的智慧，自然高不到哪儿去。如果让猪活得长一点，其实它们一点不比在人们看来比较通人性的马和狗要差。我亲眼所见，有些猪会拧开用铁丝绑着的门，进去偷吃的，还有的猪，在把它们放出去的时候，为了开小差，会跟人玩声东击西的游戏。至于讨好撒娇这种低级的把戏，几乎每个稍微有点寿数的猪，都会。
猪跟人最像的地方，不是这些小聪明，而是某些我们称之为劣根性的东西。过去读历史的时候，总是诧异很多集体大屠杀发生的时候，为什么被屠杀者不逃。成百上千的人，手脚往往是没有被捆绑的，只要大家一哄而散，四下逃命，古代又没有连发火器，逃命的应该比死的多，近代就算有机枪，几万人一起跑，总可以跑出来一些。但是，这些人，就是眼睁睁地一个一个地被杀死。在大猪场养猪，肥猪出栏是常有的事。笨人抓猪，开来一辆汽车，几个壮汉冲进猪圈，跟警察捕人一样到处乱追，结果是忙活半天，抓不了几个，因为猪比这些壮汉还要灵活，跑得疾躲得快，已经抓上车的，还有可能再次逃掉。但是聪明人则不这样，悄然进猪圈，把猪往一起拢，拢到一堆的猪，个个都用屁股冲着人，这时候，你只要一个又一个拉住猪尾巴往外拖就是，拖出来一个，让猪的两只后腿腾空，它们就没力气挣了，然后两人抬一个，一会儿就能抓一车。这种时候，虽然被抓的猪也拼命地叫，但其他的猪都埋着头，一声不响，静静地等待命运的来临。上百头的猪，一般只在抓剩下最后两头的时候，才会出现恐慌，可是这个时候，什么都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