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清末新政以来的教育改革，对农村社会产生的影响，事实上超过了学者们所能给出的估量。传统私塾教育的迅速衰落和乡村精英的流失，背后是农村日常生活的失常和礼俗秩序的紊乱。在军阀混战的大背景配合下，最后只能导致乡村暴力化倾向的泛滥，对中国的未来政治走向产生了导向性的影响。当然，任何后发现代化的国家，现代化的过程总要付出代价。也许有人会说，乡村的衰败，就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成本。然而，清末以来教育改革的成本，并没有在乡村的迅速败落面前停止支付，所谓新旧教育嬗变所蕴涵的文化尴尬，实际上一直折磨着国人，直到今天。
晚清以来，传统和现代的二元对立日益凸显。传统就意味着旧，意味着落后，现代则代表着新，代表着进步，体现着进化的方向。只要是现代的，就意味着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和行动上的可行性。更可悲的是，作为被西方逼上现代化路径的中国人，我们几乎忘记了在所谓的传统和现代的二元话语中，事实上隐藏着的是中西文化冲突的命题。西方的传统和现代命题，和我们的并不是一回事，他们的传统与现代是一个脉络里的延续，现代里也包含传统的东西，现代对于传统，更多的不是背反，而是扬弃，甚至现代性的启蒙，也可以借复古的名义进行。但是，到了中国的语境里，事情则发生了变化，传统意味着中国，而现代则等于是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不管我们有无自觉，事实上都包含有以西方替代中国的意义。以汉语教学为例，在基本上放弃了拉丁化的尝试后，绝大多数教和被教的人，其实并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教学实际上还是一个“以夷变夏”的过程。自《马氏文通》以来，汉语一直在被主谓宾、定补状的语法体系所阉割着，被名词、动词、形容词的分别肢解着。从小老师就告诉我们，王安石的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他把形容词“绿”当作动词用。长大了才知道，其实汉语原来根本就没有这种动词形容词的分别。所有的语法概念，不过是人们借来切割，不，凌迟汉语的西方语言学的手术刀。当然，跟所有的手术刀一样，凡是叫这个名字的东西，都意味着“科学”，因此具有无法抵御的魔力。
更耐人寻味的是，从白话文的改革到汉语拉丁化的尝试，主导者莫不以平民主义为圭臬。据说把“引车卖浆者流”的语言引入书面文字，不仅可以把文言的死文字变活，而且还可以提高平民的识字能力。然而，在改革实践中，真正落实到纸面上的文字，则流为各种形式的欧化语式，长句子加倒装只是比较露骨的一种，而较为活泼的散文体则比较隐蔽。而落到教育层面（白话文的提倡，没有经过几场像样的战役，就在提倡尊孔读经的北洋政府首肯下，在全国中小学推行，1922年北洋政府宣布废除所有的文言文语文教材，代之以白话文），白话文的教学，并没有获得提倡者预期的效果，使平民的语言学习更加便捷容易，书面的文字能力得到迅速的提高。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说，他在私塾的时候已经读了《文选》和《通鉴》这样的大部头，转入小学却要大念特念“早晨和雄鸡”、“喔喔喔，白月照黑屋”。这种“喔喔喔”的语文教育，固然背后有西方教育学和心理学的支撑，但喔不出名堂是肯定的。身为学者、吃文字饭的唐先生，他用中文写作的功夫，估计十有八九不来自这些“喔喔喔”。今天，语文教学效率低下的问题，已经成为教育界和网上议论的话柄，九年甚至十几二十年教不出能写流畅母语文字学生的现象，并不是个别的事例。然而，我们的教育部门，其实对此并不真的在意。因为，说到底，现在衡量国家教育的现代化程度的指标，跟学生汉语程度的高低没有多少关系。尽管私塾因师资和生源的差异，教学效果不一，但在汉语教育上的功效，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这说明，传统的学校教育方式，应该有其合乎汉语规律的成分，尽管它很土，很不现代。不仅如此，私塾还告诉我们，对于中国人来说，语言的学习，并不只是个文字的识别、掌握和训练的问题，汉语教育原本就和中国文化的母体息息相关。当中国文化的命运沦落到被逐渐边缘化地步的时候，学生对汉语的掌握不可能好，甚至，对汉语本身都不会太在意。眼下，高考的英语已经和汉语语文一样，达到150分的水平，意味着在中国的中小学里，英语的学习时间和力度都要超过汉语。在此之前，大学生学习英语的时间，已经占到大学期间所学全部科目的三分之一到一半。教育部所提倡的英语教学正在成为时髦，中国的现代化终于迎来了它的双语时代（其实是英语偏重的时代）。也许，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像香港一样，学生会写的汉字不多了，人人说话都夹杂着一个又一个的英语单词。西方人说，所谓的中国人，不是一个种族的概念，而是一个文化的概念。不知道按这个说法，到那时候，这个世界还有中国人没有？
私塾的消亡，暴露的正是一个巨大的文化黑洞。
当众人都跪的时候
国人对下跪，情有独钟。喊冤的时候跪，情有可原，但更多的时候，是畏惧的跪，屈从的跪，马屁的跪。民国废跪拜礼，大家都不大习惯，所以，不久袁世凯称帝了。称帝之后的袁朝，不好意思一下子复辟，改革礼仪，变三跪九叩为九鞠躬。当时孙宝琦为国务卿，率领百官朝拜，他按规矩来，九鞠躬，而身后众官呼啦啦悉数跪倒，依旧三跪九叩。众人皆跪他独立，弄得他反倒像清朝朝拜中旁立的太监。袁世凯的老朋友中，严修和张一麐对袁称帝有异议。严修民国后没有做官，无需上朝，但张一麐久在袁幕，新朝礼拜，看在老朋友的面上，正式朝拜可免，但旧幕便殿入觐，总不能不去。见了之后，张一麐九鞠躬，但其他人都三跪九叩，礼毕，大家对他怒目而视，过后都不乐意搭理他。
都说众人皆醉我醒难，其实并不难，大不了装醉就是。从来历史不乏没醉装醉之人，表面上看，也是醉得一塌糊涂。有时候，即使装的不像也不要紧，只要不站出来扫大家的兴，没人会追究。可是，众人皆跪你独立，就很麻烦了。固然国人喜欢跪拜，但是没来由的，也没有平白干这种矮人一头的事的人。非自家长辈，倒身下跪，不是有求于人，就是有惧于人，再不就是特别的崇拜某人。用这种国粹式的特别方式，表达自己的恭顺和崇敬。大家都跪，一人独立，意味着这人跟大家都不一样，也意味着他在跟大家过不去，对着干，出大家的丑。尤其在袁世凯称帝，众人其实未必真的以为然，却竞相表示臣服的当口，相当多的人，其实跪也是假跪，但毕竟都跪了。有人不跪，等于当众揭了大家的老底，那点见不得人的老底——不恨他才怪。
所以，特行独立，公开坚持己见，表面上是鹤立鸡群，实则众矢之的。随大流安全，随大流保险，随大流也容易。不良的商家，常常利用人们的从众心理，操纵市场，诱人入彀。楼市也好，股市也好，没有众多的散户，炒家挣谁的银子？但更喜欢人们随大流的，还是当政者。如果能让人们因崇拜领袖的卡里斯马权威顺从最好，如果不能，就得通过某种方式让人恐惧。只要人们感到恐惧，就得顺从，就得下跪。重庆警界黑老大文强，觉得部下不够顺从，叫来喝问：站着说还是跪着说！？部下只能跪着说。虽然说，在现实世界中，跪拜之礼已经不多见了。即使那些热衷恢复古礼的学者，也不敢贸然鼓吹恢复跪拜，只是让部下在接受领导召唤的时候，务必趋行，即弯腰躬背一溜小跑。但是，人们依然在跪拜，用恭顺的眼神，用恭顺的言辞在跪拜。谄媚的时候，人人都喜欢把自己降得很低，恨不得低到尘埃里。一个大一点的单位，无论是机关还是学校，一把手出来往往前呼后拥，呼拥者无非是在跪拜，无跪之跪。如果这单位是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县，那么更是可怕。有些县太爷出行，地动山摇，要脱大衣，只消一伸胳膊，就自然有人会给他把大衣轻轻脱下接走。他一进会场，众人全体起立，他不落座，没有人敢把屁股挨在椅子上。
这样的氛围，实际上也是跪拜者造出来的。在现代社会，其实多数人都知道跪拜、谄媚、拍马屁丢人，但该跪的时候，大家都跪。木讷之辈，固然讨厌那些勤于献媚之徒，但他们最恨的，还是极少数坚持不跪的人，因为他们的不跪，反衬出了自己的卑劣和胆怯。当然，最恨不跪者的，还是有权人。有些打击报复的案例，其实不是被打击者惹了谁，而仅仅是他们不顺从，不肯下跪。在当权者眼里，不跪，就意味着不臣，甚至不轨。生怕群起效尤，破坏了安定团结的大好环境。其实，他们多虑了，只要他们的权势在，威风在，敢于不跪的人，没有市场。在众人一片谄媚逢迎中，袁世凯做了皇帝，也在众人一片翻脸声中，他取消了帝制，病入膏肓。在他垂死之际，他的两个老朋友严修和张一麐来了，袁世凯对他们说，所有人中，只有这两位朋友淡泊名利，从来不提官爵之事，非常后悔没有听他们的话，至有今日。可是，这个时候，什么都晚了，众人已经在琢磨跪下一个了。
为什么总是好人倒霉？
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是我们自古以来的信条，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好像事情却没有这么简单。记得小时候看过一则寓言故事，说是在一条沟渠旁边，有座小庙，庙里的神像都是木头的。一日，一人过沟，为了方便，居然把神像搬下，横在沟上踏着过去了。不久，又来一人，见状大惊，连呼：罪过，罪过，连忙把神像扶起，擦拭干净，复归原位，还拜了几拜，方才离去。庙里的鬼卒对主神说，大王，你一定要惩罚前边的那个人。大王说，要罚就罚后边的这个。鬼卒不解。大王道：前面的那个都不信了，怎么罚他？
社会的现实似乎也跟这个“大王”一样，人们总是惩罚那些对他好的人。被肇事车撞伤的人，最后往往反咬那些救他送他到医院的人。公交车上抓小偷的见义勇为者，到了警察那里，被偷的事主，却往往不作证。希望工程一对一的捐助者，常常被没完没了甚至没有道理的索要缠个半死，如果你把家庭住址联系方式都给了人家，那么最后往往不得不搬家换电话了事。不仅社会上如此，家里也好不到哪里去。一家有几个儿女的，长大以后，真正对老人好的，却往往落不下个好儿，“养命儿子不孝顺”，是句古谚，也是真理，老人埋怨最多的恰是那个给老人养老送终的儿子或者女儿。
说起来，人人都希望别人对自己好，希望自己碰到的都是善意，净是帮助。无论是家人也好，朋友也好，外面的陌生人也罢，大家都希望碰上好人。如果某一天，出门碰上了笑脸，被别人帮了一把，无疑都会对自己说，今天运气真好。反过来，除了某些受虐狂之外，没有人希望别人对自己不好，如果摊上恶言恶语，甚至阴谋算计，都是令人不快甚至难受的霉运。可是说起来也怪，在社会现实中，我们自己的行为意向，却并不鼓励那些对自己好的行为，如果一个人对你好，一次两次可能还会道声谢谢，时间长了，就不知不觉认为是应该的，如果一旦某一天人家对你不那么好了，你甚至可能为此勃然大怒，好像人家一直都欠你似的。有的时候，有的人对于对自己好的人，当面也许还能说声谢谢，一转身就会嘲笑人家傻，憨，冤大头。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人对于恶神，比如动不动就放火的火神，往往尊敬有加，供着敬着，对于那些老实八交的神，比如灶王爷，则能欺负就欺负。其实我们对人也是这样，对恶人怕且敬，对善人欺且谑。最极端的例子发生在日本，那里有对中国人不友好的右翼，也有对中国人始终友善，并施以援手的好人，然而，却偏偏有中国人抢劫杀害了一直热心帮助中国人的人。
当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像我说的那样，但是这种不鼓励好人好事的行为，却普遍存在着，很多人，都在某一时，某一地，有过类似的想法或者做过这样的事。一个我教过的学生在临毕业的时候对我讲，说我们这些学生，从来不想着对那些好老师好，因为这些老师是好人，即使我们不对他们好，他们也会对我们好，我们只讨好那些恶老师。也许，我们这个民族太理性了，太精于计算了。昧心咬救者的被撞人，怕的是肇事者万一找不到，医疗费没有着落；被偷的人不肯举证，是担心小偷报复；被捐助者死缠捐助人，是因为他们可能只有这一根稻草可抓，至于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善待好人，是因为我们从心底里认为，这些人不对他们好，他们也会这么好，而自己的“感情投资”，应该放到更值得的地方去。
在很多更为精明人的眼里，希望别人对自己好是一回事，自己报偿不报偿这种好则是另一回事。他们在希望别人的，是傻一点，更傻一点，而对自己好，往往就是这种傻的具体表现形式，而对自己，则希望精一点，再精一点，不仅希望自己天生精明过人，而且还要刻苦学习，中国的四大名著，要论文学价值，《三国演义》最差，但除了某些纯情少女之外，真正受欢迎的，恰是《三国演义》，因为里面有太多的谋略。
同样，《孙子兵法》这样的书，真正用在战争上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这一点，李零先生有考据），但是大家却不约而同地把它用在官场角斗、商场厮杀以及人际关系的处理上，《孙子兵法》还不够，大家更喜欢的是阴谋大全《三十六计》，欣赏笑里藏刀、借刀杀人，甚至美人计的境界。
我们不知感恩，却谙熟阴谋，将别人的善意和帮助，也放在智慧和愚蠢的二元格局里评判，在暗中嘲笑别人傻的同时，炫耀着自己精明。殊不知我们的精明，往往只体现在自己鼻子底下几寸的地方，不知道自己的精明的算计，实际上在长远来看其实是损害了自己，而且损的非常彻底。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我们丧失了让自己过得更好的能力，仅仅满足于在戕害周围人的过程中分润一点余沥。醒醒吧，戕害自己的国人！
贵族与农民
写这样一个题目，如让学者来看，很容易想到中世纪的欧洲，只有在那个时候，贵族和农民这两个概念才可能放到一块说事。然而，在当下中国的口头语言中，贵族和农民，不仅是两个出现几率相当高的词汇，而且是困扰国人多年的梦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