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民族，按美籍华人学者林毓生的说法，多少有点思想文化决定论的倾向，兴亡更替，人们总是把板子打在学风和士风的屁股上。明亡，大家说是学风空疏，士大夫袖手谈心性所致，晚清势危，人们又埋怨乾嘉以来的朴学考据。“五四”和“五四”以后，尽管有好事者引入了实验主义，但这种思想文化决定论却依然故我，直到今天，我们的“五四”情结，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老祖宗的积习。军阀是个坏东西，这没问题。其实，近代以来，凡带上个“阀”字的名词，就有点骂人的意思了（在老祖宗那里，“阀阅”好像还是挺中性的，只是门阀才有点贬义），军阀、学阀、财阀、党阀……，细排下去，大概还有十几个。其中军阀是最为人鄙夷的，因为这些人手里有枪，属于千余年来为国人所不齿的军汉武夫，行为粗鲁，不讲道理，看上哪个女学生，就要拉去当姨太太的。不幸的是，“五四”前和“五四”后，政坛上主角却只能是军阀，有枪的，说话声音就大。声音大的人也不光干坏事，“五四”上街抗议的时候，学生一批批被抓，北大法学院都改了监狱，好像当局依然心如石铁，就是不理会。后来的转机，我们的教科书说是上海工人一声援，北京政府害了怕，赶紧命令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其实，当时声援的不仅有工人，还有军阀，闹得最凶的当属号称善战的北洋军阀第三师的师长吴佩孚，此公时在湖南前线（南北军阀混战的前线），总是在报上抨击卖国贼，今天一篇新式的《驱鳄鱼文》，明日一通仿《讨武檄》，上海护军使卢永祥其实也在帮腔，所谓上海的罢工的严重后果云云，其实就是他拿来吓唬北京政府的。到底谁最后起了作用？我说不清，但至少不能说军阀的起哄没有用。
在这里，我所要说的并不只是声音大小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声音大的人所作所为对后来历史的影响。思想家的思想有影响，军阀的政治举措未必就没有影响。《新青年》风靡海内，销量最多时不过万余，下层的百姓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知道也理解不了。而军阀的政治操作，动辄波及十万的士兵或者成百万的老百姓，让他们过了多少年还记忆犹新。“五四”以后的军阀，还真是喜欢弄出点动静。直系军阀吴佩孚一直在想辙让部下崇拜自己，一边动作夸张地作秀，一边做“精神讲话”，告诫部下，上下级就是君臣，人人都要讲究五常八德。他自己则坚持“五不主义”，其中“不借外债”和“不进租界”还真是做到了。胶东的军阀刘珍年也想人家崇拜他，办法是让部下士兵人人佩带他的像章，背诵他的语录。像章是瓷质的，语录也有本。那个掘了西太后并乾隆陵墓的小军阀孙殿英，没有语录，更不能做“精神讲话”，但人家搞起了一个教门——庙会道，自己就是道首，所有几万官兵都是道徒，军队编制和教里的组织相互重叠。他身边还有一个经常会神灵附体的“口”，孙殿英发布命令，往往就是神谕，难怪人家的士兵掘坟的时候胆子那么大。做事不那么赤裸裸的也有。他们利用宗教的仪式和精神来进行精神教育和控制，并不直接让部下官兵崇拜他们自己，但结果却更好。唐生智割据湘南的时候，碰上了一个顾和尚，不知怎么就迷上了藏传佛教。人家居然能把佛法讲成忠义和爱国，讲还不算，干脆领着法师一个营一个营地给全军将士受戒，官兵受戒后，发给受戒证章一个，竟然让他练成一支佛军。相比起来，冯玉祥似乎比唐生智洋气一点，人家看上的是基督教。当然，解释出来的基督教教义倒也差不太多，也是爱国、爱群和忠义。冯玉祥的军队，全军领洗（有外国记者说他用水龙头干的，其实不确），每营配有随营牧师，开办基督学校，按时讲道做弥撒。自然，人们都叫他基督将军。动静更大，不仅在军队上做文章，而且把文章做到割据地方的老百姓头上的，也有几位，比如山西的阎锡山，这个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把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组织，搬到了山西农村，将山西农村重新编村，整个组织起来，一套是村、闾、邻的行政网络，一套是各种社会组织像“息讼会”、“监察会”等等。村厂长都是省里登记在案的官员，由政府发给补贴，对所辖村民握有生杀予夺之权，阎锡山管他们叫“村干部”（这大概是干部这个日本词的首次引进，对于从前政权不下乡的农村来说，这个变化实在是太大了，用当时山西老百姓的话说，就是“灭门知县安到老百姓的炕头上来了”）。村干部和社会组织首领，将所有管理工作分解成一个个项目，定期检查，每个农民都要接受检查。有思想或行为不端者，马上进行思想教育，教育不好，则送到县上的“莠民工厂”去劳动改造。武力监督执行这些措施的，则是由现役军人派回农村组织的保卫团。凡农村的成年男子，都要加入保卫团，保卫团既是正规军的预备队，同时也是农村的警察，村干部要动武的时候，靠的就是保卫团。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也有类似的表现，只是他们吸取了在山东邹平搞乡村建设的梁漱溟的某些作法，农村组织化实行政、学、军三位一体化：县、乡、村三级，既是三级行政组织，也是三级国民学校体制，又是三级民团，每级的行政首脑，也兼任民团和国民学校的校长，在改革同时，实现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现在我们该知道了，在“五四”以后的二三十年代，军阀们还真是做了不少事情，而这些事情对后来的政治以及政治文化一样具有影响。宗教式的团体凝聚和控制，后来有过；农村的行政化和社会化组织控制，后来有过，甚至连村干部这个名词，还在叫着；个人迷信和崇拜，后来也有过，连像章我们都佩带过，每人还不止一个（古代的皇帝也搞个人崇拜，但人家想不出像章的高招）。其实，后来的人也没有讳言他们从军阀那里学了什么，毛泽东就曾经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跟军阀学的，而且“老师”有名有姓，就是他的老乡谭延恺，说人家从来不做空头的省长，总是要督军兼省长。
思想家和知识界创造着历史，而军阀、土匪、马贼、帮会龙头、兵痞以及各色乡村能人也在创造历史。在一个处于动荡的前现代国家里，后者的能量从来就不比前者小，影响更不比前者小，恰是因为动荡和变化，使得这些人格外的活跃。可惜的是，我们的历史学家却很少注意过这一点。中国政治的资源，其来源其实不尽是西方的，日本二道倒的，俄国二道倒的，还有本土的，本土的也不尽来源于典籍和先贤，还有不少其实真有点下三烂。
历史就是这样，养料吃下去可能会吐，但不耽误把垃圾当点心吃。
古人的选美大赛
眼下是全球化的消费时代，商业离不开情色，情色离不开商业，商业和情色，都离不开美女。消费美女，最市场化，获利最多，也最热闹的途径，是选美。选美，符合当下眼球经济的种种要件。所以，各种选美、选秀，变相选美和选秀，就变得令大众应接不暇，多到轻易数不过来的地步。现在的选美，据说是跟洋人学的，其实，这一套，中国的古人也懂，而且早就操练过不知多少次。
选美，不管招牌怎样打，有多少华丽甚至道德化的由头，归根结底，是要秀出女人的容貌和身体，越是男人感兴趣的部分，越是讲究。其实中国的古人也是如此。只是，在缠足的时代，对于中国男人，尤其是那些有头有脸的男人来说，女人最有吸引力，最性感的部分，既不是脸蛋，也不是今天所谓的三围，而是一双小脚。用晚明风流才子李渔的话来说，抚摩一双可意的小脚，“觉倚翠偎红之乐，未有过于此者”。
在民国间小脚文化和逸事集大成的《采菲录》上，有人将男人把玩小脚，分成用耳、用眼、用鼻、用口、用手、用足、用肩、用身体，乃至用男人那话儿，其中用手，就有26种玩法。那时节，男人逛窑子，首先奔的就是妓女的小脚。清代所谓出名妓的地方，一个大同，一个陕州，名头之所以响，关键在于这两个地方妓女脚小，而且“柔若无骨”。稍微像点样的人家娶媳妇，遣媒问亲，首先看女方的一双脚，脚大了，任脸蛋再好，三围再合比例，也嫁不到个好人家。因此，古人的选美，是比脚，所谓赛足会，又叫晒足会、晾足会、莲足会，不一而足。这种比赛，据说在明代正德年间就有了，以山西和直隶两地最盛，或六月六，或元宵节，庙会、集市之上，士女云集，或围坐于空场，或坐于车中，或在家里坐在门首，头上蒙着盖头。众美女的脸可以不给人看，但都要把自己的尊足亮出来（当然穿着鞋袜），供游人点品，评题，最后，由看够了小脚的众男人，民主商议，定出状元、榜眼、探花，优胜者，从此名传遐迩。如果未嫁，那么肯定身价百倍，媒婆盈门。不过，据李渔讲，经过他朋友的亲自体验，还是山西的美女，确切说是山西的小脚，要胜于直隶，“晋优于燕赵”，多少有点令我们的河北人感到气闷。
过去的赛脚会，每每使得当地的缠足之风愈演愈烈，越来越畸形。在街头巷尾的嘁嘁喳喳中，即便是乡下农民，也越来越在乎女人的脚，宁可娶来媳妇干不动活，也非小脚不可。天下父母，即使心痛女儿，也得逼女儿缠足，所谓“痛女不痛脚”，“痛脚”，意味着害了女儿一辈子。南方的妇女，不缠足者还有生存余地，而在山西和直隶这些地方，只要是女孩，就都难以幸免，赛脚会的背景音，是千百万女童缠足时的惨叫声。
西方的选美，是二战以后的事情。而中国这种事，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朝中叶，到了清朝，不仅有面向良家妇女的赛脚会，而且还有了针对妓女的“花国选举”，不唯品足，而且评参赛者的才艺。当年看赛和参赛的，都一样踊跃，一点也不让今日之靓男俊女、看客闲人。因此，追根溯源，选美，本是国粹，是洋人学咱们，不是咱学他们。诚然，以今天的立场来看，我们过去的选美，一大群男人围着被裹在长长的裹脚布里、脚趾折断、畸形了的小脚，蜂簇蝶绕，如痴若狂，入神之处，还摇头晃脑，文思泉涌，未免有点变态。但是，我们要清楚，今日这种感觉，其实是洋人多年灌输的结果，多年的欧风东渐，也伴随着西俗东来，结果一来二去，我们就从欣赏小脚，变成了喜欢丰乳肥臀，乃至女人的大嘴。其实，在本质上，低头流着口水看小脚，跟仰头流着口水看T台上穿着比基尼的女郎，没什么不同。选美无论古今，说到底，都是男权话语下的一种特殊的商业运作，市场消费。女性作为被消费的对象，在这个热闹中，固然乐在其中者大有人在，但只要进入这个消费过程，女性作为人的属性，就已经淡漠了，成为一种可以给操办者带来好处的“物”。
当上之所好具有正面价值的时候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是中国人的古训。都说楚王好细腰，后宫多饿死，其时，楚王治下的众多官员的家眷姬妾如何？书上没说，不过，按情形估计，应该也在拼命减肥，作饿死或者快要饿死状。当然，楚王这种行为，由于事牵好色，按古训是要遭到谴责的，自然不足为后世训。可是如果上之所好，好得很正面，具有符合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价值的时候，又怎么样呢？从史书上看，好像也有问题。
阎敬铭是晚清同光中兴重臣中，地位重要、作用非轻、却不显山不露水的一位。阎敬铭这位西北来的陕西佬，一生崇尚节俭，传说中有许多他如何抠门的故事。不过，由他执掌户部（类似今日之财政部），西太后老佛爷想要办个庆典，弄个热闹，花银子总要有点麻烦。他最大的功劳是阻止了重修圆明园，否则，以当时中国贫弱的现状，不知道要因此整死和饿死多少平民百姓。不过，崇尚节俭的阎敬铭，也有打眼的时候。据说此公主政山西时，一贯其节俭的风格，一上任就看上了山西的褡裢布。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山西是个出商人的地方，大个的商人做票号生意，掌管天下的银钱，小个的则什么都做，满世界乱窜，走到哪儿，身上都免不了有个大号的褡裢，什么都往里装。褡裢布都是特别织就的，结实耐用，价钱还不贵，缺点是比较厚和硬，不太适合做衣服。可阎敬铭不管这个，就是用褡裢布做袍子，走哪儿穿哪儿，看见下属有穿褡裢布衣服的，嘴上不说，眼睛里冒着喜欢。不久，山西的官员个个都置起了褡裢布的袍褂，外面来的官员新上任，见阎中堂之前，必然得添置一套褡裢布的行头，害得当地褡裢布价格直线蹿升，比绸缎还贵。时间一长，阎敬铭习惯了褡裢布的官场风景，如果有谁不穿褡裢布的袍褂，他反倒要不舒服了。可巧，有天还真的就碰上一位新上任的官员，穿着外面日常的官服。中堂大人不高兴了，谈话中，言里言外讥刺人家奢侈。这个官员急了，说：下官实在没有多余的钱了，添置不起褡裢布的袍褂，只好穿平时穿的衣服来见大人。到此，阎敬铭才明白自己提倡的节俭风尚，已经变成了一种新的奢侈。
地方首长所为尚且如此，如果皇帝也有同好，那么效果可想而知。在清朝诸帝中，嘉庆皇帝是个苦命人，等到他上台的时候，朝廷的钱差不多都让他那个过于张扬也过于风光的爹爹花光了。看着空空如也的国库，他抠门抠得近乎变态，不仅自己什么钱都不敢花，甚至提倡穿补丁衣服，如果有官员真的穿了打补丁的衣服，不管官声如何，总是会令他满心欢喜。自然，效果是立竿见影的，一下子大小官员就统统简朴起来，裁缝铺里专门做补丁官服卖，比新衣服价钱还高。
走私大王赖昌星说，不怕官员不贪，就怕他们没有爱好。言外之意，只要他们有爱好，他就有办法攻下来。其实，这个道理我们从古到今的官员们都懂。上级的爱好，在某种条件下就是他们升迁的机会。不管这种爱好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只要有爱好，就会有人揣摩，有人逢迎，有人投其所好，真的或者真假莫辨地装作自己也有同好。道理很简单，总的来说，讨好一两个人，总比讨好众多的百姓要来得容易得多。
神仙与皇帝
天上的神与地上的君王，哪个大？如果问中世纪的西方人，答案无疑是非常明确的，虽说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但天上的神高于人间的君主是不容置疑的事情。任何一个君主，即使像拿破仑一世这样跋扈的家伙，加冕的时候也要由教皇代表上帝来给他戴上皇冠。可是，在中国，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中国有很多的神，还有仙，以及来自佛教的佛和菩萨，虽然细讲起来他们之间是有差别的，但在普通中国人眼里，这些东西都是些超人的家伙，都差不多，江南的农民一概名之曰菩萨。但凡是个神仙，就有点超乎人类的本事，不仅可以长生不死，而且可以福人祸人（不然人干吗要去求他们呢）。而皇帝虽说威势赫赫，但毕竟跟一般人一样，也生老病死，不然干吗一个接一个地驾崩。可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皇帝就是大于神仙，而且不仅大一点点，连西来的佛祖也不能例外，必须服从皇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