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是春寒料峭，却有一部分人正躲在暖人的空调房里搞竞争上岗，大谈特谈自己上到某职位后会如何如何，看到竞争演说者一个个慷慨激昂的样子，我不由想到了写《桃花源记》的陶渊明老先生。
隔着这么深的时光，我无法把陶渊明看得更清了。我对他作着我自己的理解。这种理解无论准确与否，都缘于我对他和他诗文的喜爱。一个作者的生命总是靠着读者的阅读来延长的，而陶渊明也一直活在后人对他的喜爱里。
据说他最后一次从官场辞职时已经四十二岁了。这就是那一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着名行为。从此，他就彻底回到田园之中了。但陶渊明并没有从现实中抽身退出，从而成为一个虚无主义的隐士，相反，他更加真实的热爱着具体的生活，这也是千百年来人们一直没有遗忘他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他侍弄庄稼，把杂草像删除多余的诗句似的从大地上除去，然后他又写诗，由于他在自己的文字下面上足了生活的肥料，所以，那些诗行总是长得很繁茂，这一点和很多其他诗人的诗不同，他的诗不是草本的，而是木本的。他的诗不属于任何一个季节，只属于时间。因此，他的诗成了我们文化中一种丰稔的收获。他在王维、孟浩然、李白、韦应物等后人身上开花结果，在苏东坡身上，他干脆被重新诞生了。
陶渊明只是从仕途中退出，而不是从生活中退出，或者说，他从仕途之中退出，转身回到了自己更加个人化的生活之中。这样，陶渊明才成为了陶渊明。只有我们置身于一种真实的生活状态之中时，我们才有可能成为我们自己，在此之前，我们也许只是某种变形，或者什么也不是。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任何时代，人活着，都应该有做梦的权力。陶渊明的文化人格魅力缘于一个人对其内心生活的选择和坚持。他把一个人真正属于自己的生命愿望上升到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生命行动。所以，我觉得隐逸这个词用在陶渊明身上并不太确切，就像《红楼梦》的最后，贾宝玉身上的那领大红猩猩毡的斗篷，好看倒是好看，就是有那么一点招摇，因此，倒不一定合适了。
陶渊明是个内心世界异常丰富的人，他的达观之中深藏着沉郁的底色，超然之中静流着凝重的激情。他的冲淡是魏晋风度的绚烂之极。在他的思想中，道只是表象，儒才是本源。道是肉，儒是骨。他当然只能是一种历史文化的果实。
俄国诗人叶赛宁在他的绝笔诗中写道：这辈子死并不新奇，活着当然就更不稀罕。这句诗是在一种极端状态下写出的，当然很极端，代表不了一定的普遍性，根据这点，后来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反其意而用之，在另一首诗中写道：这辈子死去并不费力，但创造生活，却很困难。虽然后来马雅可夫斯基也自杀了，但这句诗中的道理却不能也跟着自杀。的确是这样，死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死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关键是怎么才能更好的活着。这个问题在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莱那儿，就更明朗化了，在其散文着作《船夫日记》里，他写道，“对我来说，最适当的自杀——看起来——就是生活。”这句话说得似乎很绝望，但我们于绝望中却感受到一种执着的力量。死是生命的结果，却不是生命的出路。无论什么时候，活下去，才是最终的出路；幸福的活下去，才是最终的目的。在西方，上帝死了之后，人们内心的教堂轰然坍塌，精神失去依托，灵魂于是一路踉跄走来。但在我们的大地上，陶渊明却把自己的道路修向了自然。而自然是永恒的。中国的很多读书人，他们往往穿着一儒一道两只不同的鞋子，在这条路上，一步步走向自己内心的田园。自然一词，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往往是一个情感的载体，也可以说是一种精神的境界。因而，它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我想，我们“心中”的自然和西方人“眼中”的自然是有着很大的差别的。
有人认为陶渊明的思想深度不如那个写出《瓦尔登湖》一书的美国人梭罗，我认为作这种生硬的横向比较是毫无意义的。这不仅因为两个人的文化背景不同、文化渊源不同，更重要的是因为两个人生活的社会现实差异太大。在陶渊明的时代，陶渊明必需向他的现实索取自己的生活，而梭罗则可以从他的现实中挑选自己的生活。从长远的普遍的观点来看，我们应该在生活着的同时去思想，而不是在思想着的同时与世隔绝。我们需要思想的深度，但我们也需要生活的态度。
从一开始，陶渊明就不能适应他的现实世界。他不能适应——这也正是他的伟大之处。他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乱世，在那样的一个生存环境中，他除了选择自己，他又不能获得其它更多的选择。于是，他选择了自己的拒绝。拒绝是一种勇气，也是一种权利。陶渊明拒绝了一个物质的世界，拒绝了一个他所不喜欢的世界，把自己的立足点落在了自己内心的田园。我们需要改天换地的英雄，我们也需要滋润灵魂的诗人。要知道，有时给予也是一种强加的苦难，比如，在鸟儿的翅膀上系上黄金。陶渊明重新回到他热爱的大地。他一只手阻挡着飘忽不定的冷风——因为那些形形色色的冷风总是透过生活脆弱的窗户纸吹熄他内心的烛火。他用另一只沾满泥土的手写诗，抚摸春天挂满露珠的湿漉漉的身子。
有时发现了美也就等于是创造了美。当陶渊明用心灵的扫帚把那些生活的灰尘扫去，于是，我们一下子看见了那些朴实无华的事物原来竟然有着那么动人的色彩。陶渊明用语言缔造了一个自己的世界，应该说，这是一个完美的生活世界，是一个坐落在内心深处的桃花源。语言的房屋，质朴，温暖，一尘不染，案上的史书，墙上沉默的素琴；语言的小院，花药分列，一边是感兴的理想主义的花朵，一边是理性的现实主义的药草；语言的篱笆，菊花朵朵，幽香细细，此起彼伏的开成一脉清寒孤洁的传统；语言的阳光，绿树成荫，庇护着灵魂来去自由的鸟儿；语言的细雨、春云，旺盛的庄稼苗，节气和时令；语言的炊烟浮上黄昏的天空，又一个美丽的黄昏来临，深巷的犬吠搅拌着农业社会浓得化不开的沉寂。五谷杂粮的晚餐，生活的清贫和充实，素月出东岭，月光如水，把凝望的身影漂洗成无声的叹息，像云影轻轻落在青草上……
陶渊明的隐逸，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不是陶渊明疏远了他的世界，而是他的世界遗弃了他。因为他未能同流合污，顺流而下。他挣扎在黑暗的河水里，他想在生活中找到一个清澈的上游。后来，他抓住了一丛诗歌的灌木条，筋疲力尽的爬上了岸。应该找个干净的地方休息一下了，他坐在岸边，看世界越流越远。他慢慢走了，头上是高高的秋天的天空，大雁的鸣叫声从风中一串串滴落。他即将死去，这个，他最为清楚。对此，他早有准备。他亲手写下了自己的挽歌。
而那个冷冬的某日是否有阳光呢？即有，也该不太温暖吧。那天他被他耕种的大地接纳。他完成了最后的栖居。或者说，他永远安葬于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文化记忆里了。
当时光到了二十一世纪的2005年之时，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注意，这个冬天多阴雨与雪，特别地寒冷。坐在温暧如春的空调房中，听着外面刮得呼呼直叫的冷风，不知为何，我突然想到我的人生年龄已进入42岁的行列。而这个年龄正是陶渊明辞官归隐的年龄。同时，我也突然想到了生活在那摇远天国的陶渊明老先生。还想到正在为一个小小官位而争斗的人们。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孤独的，不是每个有才气的人都应该看不起没才气的人，但我完全可以看不起和我交锋的那些人，因为他们的世故污染了我的视线。所以我不去同他们竞争。而这之前的我总有一些世俗，到现在我才发现自己是如此执着地远离尘烟。所以我孤独！但我认为我的孤独是值得的。古往今来真正的思想者，真正的艺术家，都是寂寞的，任何人概莫能外！
在这么一个时空中，我不得不想到陶渊明老先生，虽然我与陶渊明老先生不能相提并论。
2005年2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