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指导和教育儿子的这一行动，不仅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也必须能顺利进行下去才行。因为这10多年来，很多人一直在关注着我，包括一些文化名人，甚至连各个敌对的政府部门也积极参与其中。
我儿子第一次成为人们谈论的对象时，他才年仅8岁，那时我们还居住在哈雷附近一个叫洛豪的小村庄里，这样的环境显然不适合将公众的目光都聚集到一个孩子身上。其实这样的事情在城市里常见得多，尤其是大城市里。
此外，卡尔与众不同的教育历程正好处于整个欧洲的根基摇摇欲坠之时，1807年至1808年间，我们的国家一一普鲁士巳是面临崩溃。人们无心娱乐，有很多的话题可以谈论：重大或可怕的事件、焦虑、希望、渴望得到帮助、失望一一只有这些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日常生活巳经被忽略了。
如果在这些划时代的事件中，一个孩子的成就可以跻身其中、占据一席，那这样的成就必定是非常可观、非常重要的。而事实上就是这样的。
那个时期对我们尤其不利，因为当时人们对学习知识上的早熟现象有一种明显的偏见。像萨尔兹曼（Salzmann）、坎佩（Campe）、特拉普（Trapp）等人，他们长期以来强烈反对这种观点，有意地用以前的例子来证明早期教育的危害性和无用性，甚至指责这是“温室教育”的产物。
我满怀敬意地分析他们的观点，我必须承认，在这个问题上我和他们的意见一致，当我看到在我的指导下也发生了一些令我感到担心的事情后，我也存在疑虑。
所以当关于卡尔的新闻第一次出现在报纸上（由《汉堡记者报》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记者撰写的，详细介绍了我儿子在莫泽堡接受公开和秘密测试的情况），人们都认为这既不可信又没有意义。一位丹麦的专家甚至要否认整个事实。就是这样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很快就开始获得人们的信任。经过反复的测试，Schuetz、Tieftrunk、Caesar、Bek、Mahlmann、Rost等一大批杰出人士，以及大量学术团体和大学，纷纷在证明书上签名。很快，支持的声音从四面八方响起，大家都接受了这一既定事实。
由于战争和战争带来的可悲后果，那个动荡不安的特殊时期几乎将一切破坏殆尽。普鲁士看起来像是永远被摧毁了，居民日益流失，我生活在这个王朝势力的最尽头，因为洛豪四周都被撒克逊人（Saxony）包围了，我们在那里不会得到什么支援，如果我不想让卡尔的发展停滞不前的话，就不得不离开这个村庄。
我不能再指望普鲁士了。法国人只想得到钱，而不想拿钱出来。由于我在物质上巳经没有过高的要求，撒克逊人根本就不会有要做出点什么事情的想法我生活在一个不错的教区，与家人在一起的生活非常舒适，即使是在莱比锡，我们也非常享受我的工作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那时，我对儿子的教育仍处在萌芽阶段。无数人对可能出现的不幸后果忧心忡忡：“到他十二三岁的时候，这个可怜的孩子就会死去，或者就彻底毁了。”他们常常这么说，而且言语当中确实透着忧虑。
不过，莱比锡这座城市和这里的大学表现出了惊人的团结，不仅为我儿子提供了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奖学金，还为我和我的妻子提供了非常慷慨和有利的条件，这使我下决心放弃了在教区的工作，前往莱比锡生活。每一个明智的人都能想到，在做出这样的决定之前，必定会仔细调查情况并对我儿子进行反复的测试。
法国的威斯特伐利亚政府就是这样处理的。他们对我儿子进行反复测试，最终打消了疑虑，为我提供钱财上的支持。即使是在俄国人攻打卡塞尔期间，他们也未曾停止给我定期汇款。
威斯特伐利亚政府倒台以后，我的朋友和资助人承担起照料我和我儿子的工作。而我的祖国普鲁士当时深陷结局难料的战争中，7年来它巳经精疲力竭、资源枯竭。而汉诺威、布伦斯威克和海塞尔迫不及待地发布政策，要求从其他州迀来的人都应该自己修建家园，却坚决拒绝了来自威斯特伐利亚政府的任何请求。然后，我递上推荐信向这3个州求助，并承诺我将最合理地利用每一笔钱，虽然当时他们也很需要钱，但都慷慨地满足了我的要求。
当时普鲁士的很多上层人士都鼓励我向我们的君主政体求助。但时局不利，我很长时间都不敢做出决定。后来，在他们的多次呼吁下，我谨慎地试探了一下，却收到了一个最慷慨大度、最令人鼓舞的结果。确实，在做了进一步的调查后，我确信自己可以返回普鲁士了。在柏林生活的最后两年里，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皇室对我们的关注和恩惠。
由于近10年来一直没有受到干扰，即使是意见不同、甚至相互敌对的专家、政治家，乃至君主都能迅速地积极达成一致，协助合作，他们为这个事情做出了牺牲自然会得到回报、取得成功。
大量表示祝贺和真切关注的信件像雪片一样飞来，其中绝大部分人我并不认识。人们纷纷向我表达他们的友好、祝福、尊敬和真挚的同情，这一切都证明我的努力取得了成功。我在我的祖国以及其他国家赢得了尊重，若不是那样，那就是我的眼睛、耳朵、感觉，还有我的智力在欺骗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