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这时，那位在席间对酒的美人，不知被谁在黑暗中拽住了衣袖。她喊。又不敢喊，走又走不掉。情急之中，她一把拉断了那个人的帽带，那人一慌，她才挣脱了身子。
美人跑到楚庄王身边，向他哭诉被人调戏的经过，并告诉他那人的帽带被她拉断，待蜡烛全被重新点燃后，一检查帽带就能把那人人抓出来。
楚庄王听了，心想：这可能是某个人酒后的一时冲动，如果为了显示妇人的贞节，将那人治罪，不仅把热烈的晚宴气氛全搅了、还会让人觉得自己宠美人而轻大臣武将，令后谁还愿尽忠效力呢’！因此不应按美人的要求做。于是，他趁蜡烛尚未全部点燃，在昏暗之中大声喊道：“在这丰盛的宴会上，诸位一定要开怀畅饮，谁的帽带要是还系得好好的，没有断开，谁就没有酒量！”
在坐的人为了讨楚庄王的欢心，纷纷把自己的帽带者扯断了，等宫殿再度辉煌时，所有的人的帽还都是断的调戏美人的人也就无从查处了。
此后，在一次围攻郑国的战役中，有一位武将奋勇当先，五个回合就斩下五个敌军的首级，令敌人丧胆，楚国在那次战役中大获全胜。据说，那位最勇猛的武将，就是在晚宴上被美女拉断帽带的人。
《周易乾》中说：通过学习来培养自己的德性；通过质疑问谁来弄懂自己不明白的问题。用对待事物的仁爱之心来支配自己的行动，并使天下百姓受到恩惠。这段话是讲进德修业的具体方法和待人处世的原则的。认为培养高尚的道德品质要通过学习的办法来解决，弄懂疑难问题要通过询问、商讨的方法来解决。为人处事必须遵循仁义的原则。这样，就可以给天下百姓带来利益。
人无不依赖自己的生命生存，但是却不知道自己的生命是什么。人无不依赖自己的知觉感知，但是却不知道自己的知觉是什么，这都是“心”不作主的苦痛。心如果不主宰自己的生命，就是黑白分明的东西在面前，眼睛也看不见；就是对着耳边敲响大钟，耳朵也听不见。受到蒙蔽的不是眼、耳，而是心中的良知。
不思善不思恶自然就没有作好作恶，这种不落两边的心态就是心之本体，这种心体敢于自我承当，自我保持平衡，自我反省，这种平衡的心态就是“未发之中”。
何谓“至善”？不但没有恶，连善也没有，唯有事物的本源，自然之本体便是“至善”。明白了“至善”，那么为何在“格物”上下功夫，也就自然明白了。所以，人们不要拘泥于一事一物，事事物物都要顺其自然之规律，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是过，过分的修饰是偏，二者都不能“至善”。
心随五官追求外物，那么心中的和气就会受到污损，恶意即可能由此滋生；得道的人，心能统领五官，外物变化而心中和气不会受到污损，和气在养于心，善念自然萌生。
元褒先生是原州的最高长官，那天，他正端坐在大堂之上，突然有一商人报案。原来商人在旅馆被盗，他怀疑是和他同住一室的人干的，于是把那送到官府来。
元褒先生听取了双方的陈词，觉得原告缺少充分的证据，讼词中有不少是虚妄的猜测；再听被告的辩护，更觉得被告理直气壮，不像做贼心虚的样子，察颜观色，又发现他的神色像受了冤屈于是把被告放走了。
商人气愤不过，越级上告，把案子捅到了隋文帝那儿。商人控告元褒受了盗贼贿赂，放走了盗贼，为了端正风气，隋文帝命令纪律检察和监察部门官员去调查此事。携着材料带着尚方宝剑的调查团很快来到原州。
原州上下风波顿起，大家猜想，元褒是个清廉的好官，绝不会受贿释盗；但案件明摆着没有了结，不知道谁会遭殃了。
团长找到元褒，希望他能讲实话，以便把事情的真相弄清楚，而且暗示即便他犯了错误，只要能找一个替罪羊，也可以不予追究。元褒告诉调查团，盗贼确曾贿赂过自己，所以把他放走了。自己犯了受贿罪和该职罪，理应二罪并罚，判个三年五载的。
既然这样，调查团只好把他带到京城。很快，他被免除官职。朝廷上下都讨论元衰的错误，案情通报一直发到了最下边。一时间，朝野哗然，元褒形象一落千丈。
过了不久，抢动商人的真正罪犯在其他地方以抓获。一件悬案水落石出，元褒的冤案也很快得以平反元褒的名誉得到恢复。其自诬的风范、清廉的美德流传四海之内。
文帝很是感动，又颇疑惑。他问元褒：“爱卿，你是朝廷重臣，德隆望尊，当初何必为一件小事而损害自己的的名誉和地位呢？如果不是老天有眼，你岂不是要一辈子背着黑锅？”
元褒坦然地说：“我也不愿平白无故地受冤屈，因为我是原州的父母官，盗贼在原州为非作歹，这是我的第一条罪状；本州的百姓受诬告，不把他交给司法部门，却把他放了，说明我法制观念太差，是我第二罪状；第三，尽管我对这案子判断正确，但找不到真实凭据，是我办事无能。我有这么多错误，怎么能够不引咎自责呢？再说，如果我不说自己受贿，调查团一定会穷追不舍，那么更多无罪的人会受到干扰这就更加重了我的罪责。所以我承认我有罪了。”
受贿而释放盗贼，不仅关涉名誉，而且‘必受法律制裁。元褒之所以敢于承担恶名和后果，大概是以为，自己纵使受了天大的冤枉，总会给世人带来更大的利益。以己之所的人，换取百姓的太平安定的生活，对于一个封建官僚来说，心胸不可谓不宽广了。为自己利益而屈，隐姓埋名地修炼，或者受人跨下之辱，只是忍小而谋大，这样的人诚然值得佩服；为他人集体而屈，牺牲个人利益；实在是心胸宽广，品德高尚，更让人钦佩。为官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方，一个国家的人们该学学元褒。倒不是叫他们自诬自谤，而是像元褒一样，以一种长者风范，不计较个人得失，为民造福，代民受过。只有这样，才能为官一处，造福一方。
老子说：知道自己还有所不了解的，那就是很高尚的。不知道却自以为有所了解，这就是很差劲的。圣人没有过错，因为他能将当作过错看待，所以他没有过错。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当犯了过错之后，自己马上发现，就要在心中进行自我批评，立即改正，这样就能增进德行。知错而不改，只会使自己变成一个恶人。
谁人无过，能改就好。对待别人要仁慈宽厚，当他人犯错误时，像他没犯错误一样原谅他，这样才会心平气和；严格要求自己，在无错时也应该常查找自己的差距，反省自己，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品德进步，胸怀更加宽大。
一个人尤其是领导者，在待人方法上有两条原则，对于功劳和过失，不可有一点模糊不清。功过不明就会使人心灰意懒不肯上进；对于恩惠和仇恨，不可表现得太鲜明，如果对恩仇太鲜明，容易使人产生疑心而发生背叛。
在许多场合下，不可只重视饮宴谈笑的交际应酬，应彼此抱着患难与共，同舟共济的侠义精神，做到心心相印。作人还需保持一颗纯洁的赤子之心，与志向一致，心灵相通，侠肝义胆之人一同为社会服务。当受他人侮辱时也不怒形于色，一个人有宁可吃亏，忍辱，息事宁人的胸襟，在人生旅途中会自觉得妙处无穷，对自己的前途和事业也是受用不尽。
西汉末年，王莽篡权后，骄奢淫逸，民不聊生，各路豪杰和农民起义军纷纷兴起，与王莽政权斗争。结果，王莽政权被推翻了。然而在王莽政权倾覆之后，各种豪杰为争皇位，又打的不可开交，其中有一支由刘秀领导的队伍。
刘秀采纳了部下邳彤的建议，用大司马的名义，召集人马，又招募了4000精兵。他的部将任光向天下宣告说：“三郎冒充刘氏宗室，诱惑人民，大逆不道。大司马刘公从东方调百万大军前来征伐。一切军民，归顺的，即柱不咎；抗拒的，决不宽容！”
任光派骑兵，把这个通告分发到巨鹿和附近各地。老百姓看到了通告，纷纷议论，把消息越传越远。王郎手下的兵将听了，都害怕起来，好像大祸临头似的。
刘秀亲自率领4000精兵，又打下了邻近好几座县城，声势渐渐大起来。没过多少日子，又有不少地方首领，看到了通告，率兵前来投靠刘秀。刘秀十分慷慨，封了许多将军，还封了许多侯爵。就这么七拼八凑，他竟收罗了十几万人马，带着这不断壮大的军队，刘秀向巨鹿发起了攻击。
不久，刘玄也派兵来征伐王郎。两路大军联合在一起，连续攻打了一个多月，仍然没有打破巨鹿城。
有几位将领对刘秀说：“咱们何必在这儿多耗时日呢？
不如直接去攻打邯郸。打下了邯郸，杀了王郎，还怕巨鹿城不投降吗？”
刘秀采纳了他们的意见，留下了一部分马继续围攻巨鹿，自己带领着大军去攻打邯郸，接连打了几个胜仗。王郎的军队支持不住了，就打开城门，献城投降。刘秀率领大军进人邯郸，杀了三郎。
刘秀住进了王郎在邯郸修建的宫殿，命令他手下的人检点朝中的公文。这些公文大部分是各郡县的官吏和豪绅大户与王郎之间往来的文书，内容大多数是奉承王郎，说刘秀坏话，甚至帮助出主意剿杀刘秀的。
对这样的文书，刘秀看也不看，全都堆在宫前的广场上，并召集全体官吏和将士，当着他们的面，把这些文书全部烧掉了。有人提醒刘秀说：“您怎么就这样烧掉了呢？反对咱们的人都在这里头响，现在连他们的名字都查不着了。”刘秀对他们说：“我烧掉这些，就是要向所有的人表明，我不计较这些已经过去的恩恩怨怨，好让大家都安心，让更多的人拥护我们。”
劝说的人这才明白过来，刘秀不追究那些曾反对过自己的人，那些人就会心安理得地服从刘秀，而不会因为害怕刘秀报复，投入反对刘秀的营垒。大伙都佩服刘秀的深谋远虑和开阔的胸怀。一些过去反对刘秀的人，见了刘秀的这种举动，反而愿意为刘秀效力7°刘秀赢得了人心，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最后终于成为东汉的开国皇帝。
恩仇德怨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怨恨会由于行善、施惠而更加明显，可见行善并不一定都使人赞美，所以与其让人感恩怀德，不如让：人把赞美和怨怒统统忘掉。仇恨会由于恩惠而产生，可见与其施恩希望人家感恩戴德还不如将恩惠与怨仇两者都消除。大丈夫为人行事，只要问心无愧，世俗小人与邪恶之徒的怨恨、非议是不足计较的。从大处着眼，恩仇德怨要以全局来看，不可局限于某人共事而论长短。
为人处世遇事有退让一步的态度方为高明，因为让一步就等于为日后进一步做准备；待人接物以抱宽厚态度为最快乐，因为给人家方便就是为自己以后留下方便之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让一步，宽一分”。以这种做人的态度做人，才是修养品德和心性的准则。在狭窄的路上行走，要留一点余地给他人走。羊肠小道两个人互相通过时，如果争先恐后，两人都有堕人深渊的危险。
隋朝的时候，有一个名叫赵绰的人，在隋文帝当朝时曾任大理寺少卿（也就是宫廷法官）。
一次，奸臣来旷诬告赵绰，隋文帝根据诬告派人做了调查，发现所告都是些诬蔑不实之词，十分生气，便下令把来旷新首。
来旷得知皇上的决定，吓得魂不附体。可是赵绰得知此事后，却主动出面，为来旷求情。
隋文帝听了赵绰的恳求并不高兴，很不愉快地说：“他诬陷了你，你反而救他。这样一来，倒显得你很宽宏大量，我这个皇帝却不能够容人。”
赵绰并未退缩，连忙磕了几个头说：“陛下不以为我愚昧无知，命令我执掌国家刑法。所以我只知道按法律办事，而不知还有什么其他的准则。按照法律，来旷的罪不该判死罪，这样依法办事，不正可以体现陛下的仁爱宽厚之心吗？”
可是隋文帝心中的气忿并没有消除，他拂袖离开了朝廷，并传下话来，不许再提来旷的处罚之事，若有其他的事才可请求面谈。
赵绰见此，只好向通报的人说：“臣不再提来旷的事，但有几句其他的话要面秦皇上。”
经隋文帝批准，赵绰再次见到了隋文帝，赵绰一见面就跪下磕头说：“臣有三大死罪，现在向您请罪。”
隋文帝有些奇怪，不知他又有什么要说，就让他仔细讲来。赵绰说：“我作为大理寺少卿，不能教育好自己的部下来旷，使他触犯了陛下的刑法，这是第一大死罪。来旷的罪不该死，而我却不能力争，使他免于死，是我的第二条死罪。第三条死罪是我根本没有什么其他的事要说，却说假话请求您见我。所以要向您请罪。”
这时候，隋文帝的气已经消了一些，脸色温和了下来，就叫赵绰起身，对他说：“难为你这样忠贞，我会考虑你的请求。”随后，他下令免除了来旷的死罪。
为人处事难免有过错，责备他人的过错不可太严厉，要考虑对方能否承受得住，能否接受你的批评；教诲别人行善时，不可期望太高，要顾及到对方能否做到，不要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他人。
人生在世不必想方设法去强取功劳，无过便是功；救助他人不必望他人感恩戴德，无怨便是德。真正的给予，不是施小惠，而是一种自我牺牲，保持自我而不被功利迷惑，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强求，任其自然。
一个人的名望、地位能代替，而一个人的举止气质则不可以代替。荀子告诉人们，长者的风范是这样：所戴的帽子髙大，衣服宽敞，面色温和，庄庄重重的，严严肃肃的，宽宽舒舒的，大大方方的，开开脱脱的，明明朗朗的，坦坦荡荡的。张英有长者的风范，“千里来信为堵墙”之事，为后人留下了一个美好的传说。
清朝康熙年间的某一天，一骑快马跑进宰相府。并不是天下出了什么大事，宰相张英收到一封来自安徽桐城老家的信。
原来，他们家与邻居叶家发生了地界纠纷。两家大院的宅地，大约都是祖上的产业，时间久远了，本来就是一笔糊涂账。想占便宜的人是不怕糊涂账的，他们往往过分自信自己的铁算盘。两家的争执顿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不肯相让一丝一毫。
由于牵涉到宰相大人，官府和旁人都不愿沾惹是非，纠纷越闹越大，张家人只好把那件事告诉张英。
张英大人阅过来信，只是释然一笑，旁边的人面面相觑，莫名其妙。只见张大人挥起大笔，一首诗而就。诗日：“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交给来人，命快速带回老家。
家里人一见书信回来，喜不自禁，以为张英一定有一个强硬的办法，或者有一条锦囊妙计；，但家人看到的是一首打油诗，败兴得很。后来一合计，确实也只有‘让’这唯一的办法，房地产是很可贵的家产，但争之不来，不如让三尺看着。于是立即动员将墙拆让三尺，大家交口称赞张英和他的家人的旷达态度。
他家宰相肚用能撑船，咱们也不能太落后。宰相一家的忍让行为，感动得叶家人热泪盈眶。全家一致同意也把围墙向后退三尺。两家人的争端很快平息了，两家之间，空了一条巷子，有六尺宽，有张家的一半，也有叶家的一半，这条一百多米的巷子很短，但留给人们的思索却很长很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