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然定下三步功夫，其实并莫有做到，自己很觉抱愧。我现在正做第一步功夫，想达第二步，还未达到。至于第三步，自量终身无达到之一日。譬如行路，虽然把路径寻出，无奈路太长了，脚力有限，只好努力前进，走一截算一截。
以上就是《我对圣人之怀疑》的原文。这原是我满清未年的思想，民国十六年才整理出来，刊入《宗吾臆谈》内。因为有了这种思想，才会发明厚黑学。此文同《厚黑学》，在我的思想上，算是破坏工作。自民国九年著《心理与力学》起，以后的文字，算是我的建设工作。而《心理与力学》一文，是我全部思想的中心点。
民国九年，我定出一条公例：“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又绘出甲乙两图，以后一切议论，都以之为出发点。批评他人的学说，就以之为基础，合得到这个方式的，我就说他对，合不到的，我就说他不对。这是我自己造出一把尺子，用以度量万事万物。我也自知不脱我见，但我开这间铺子，是用的这把尺子，不能不向众人声明。
我们试就甲乙两图，来研究孟荀杨墨四家的学说：孟子讲“差等之爱”，层层放大，是很合天然现象的，便他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与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一类话，总是从第二圈说起走，对于第一圈之我，则浑而不言。杨子主张为我，算是把中心点寻出了，他却专在第一圈之我字上用功，第二以下各圈，置之不论。墨子摩顶放踵，是抛弃了第一圈之我，他主张“爱无差等”，是不分大圈小圈，统画一极大之圈了事。杨子有了小圈，就不管大圈；墨子有了大圈，就不管小圈。他两家都不知：天然现象，是大圈小圈层层包裹的。孟荀二人，把层层包裹的现象看见了，但孟子说是层层放大，荀子说是层层缩小，就不免流于一偏了。我们取杨子的我字，作为中心点，在外面加一个差等之爱，就与天然现象相合了。孟言性*善，荀言性*恶，杨子为我，墨子兼爱，我们只用“扩其为我之心”一语，就可将四家学说折衷为一。
孟子言“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怵惕是自己畏死，恻隐是悯人之死。孟子知道人之天性*，能因自己畏死，就会悯人之死，怵惕自然会扩大为恻隐，因教人再扩大之，推至于四海。道理本是对的，只因少说了一句：“恻隐是从怵惕扩充出来”，又未把“我与孺子同时将入井，此心作何状态”提出来讨论，以致生出宋明诸儒的误会，以为人之天性*一发出来，就是恻隐，忘却恻隐之上还有怵惕二字。一部宋元明清学案，总是尽力发挥恻隐二字，把怵惕二字置之不理，就流弊百出了。
怵惕是利己心之表现，恻隐是利人心之表现。怵惕扩大即为恻隐，利己扩大即为利人。荀子知人有利己心，故倡性*恶说；孟子知人有利人心，故倡性*善说。我们可以说：荀子的学说，以怵惕为出发点；孟子的学说，以恻隐为出发点，譬如竹子，怵惕是第一节，恻隐是第二节。孟子的学说，叫人把利人心扩充出来，即是从第二节生枝发叶。荀子的学说，主张把利己心加以制裁，是怕他在第一节就生枝发叶横起长，以致生不出第二节。两家都是勉人为善，各有见地，宋儒扬孟而抑荀，未免不对。我解释厚黑经，曾经“汉高祖之分杯羹，唐太宗之杀建成、元吉，是充其本然之厚黑。”这即是竹子在第一节，就生枝发叶横起长。
王陽明传习录说：“孟子从源头上说来，荀子从流弊说来。”荀子所说，是否流弊，姑不深论，怵惕之上，有无源头，我们也不必深求，惟孟子所讲之恻隐，则确非源头。怵惕是恻隐之源，恻隐是怵惕之流。陽明所下流源二字，未免颠倒了。
孟子的学说，虽不以怵惕为出发点，但人有为我之天性*，他是看清了的，怵惕二字，是明明白白提出了的。他对齐宣王说：“王如好货，与民同之。”又说：“王如好色*，与民同之。”知道自己有一个我，同时又顾及他人之我，这本是孟子学说最精粹处。无奈后儒乃以为孟子这类话，是对时君而言，叫人把好货好色*之根搜除尽净，别求所谓危微精一者，真是舍了康庄大道不走，反去攀援绝壁，另寻飞空鸟道来走。
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说：“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吾字其字，俱是我字的代名词。孟子讲学，不脱我字；宋儒讲学，舍去我字。所以孟子的话，极近人情；宋儒的话，不近人情。例如程子说：“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是舍去了我字。韩昌黎?里操说：“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程子很为叹赏，这也是舍去了我字。其原因就由宋儒读孺子将入井章，未能彻底研究，其弊流于自己已经身井在中，宋儒还怪他不救孺子。诸君试取宋儒语录及胡致堂著的《读史管见》读之，处处可见。
孟子的学说，不脱我字，所以敢于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敢于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敢于说：“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宋儒的学说，舍去我字，不得不说：“臣罪当诛，天王圣明。”
宋儒创出“去人欲存天理”之说，天理隐贴恻隐二字，把他存起，自是很好，惟人欲二字，界说不清。其流弊至于把怵惕认为人欲，想尽法子去铲除，甚至有身蹈危阶，练习不动心，这即是铲除怵惕的工作。于是“去人欲，存天理”变成了“去怵惕，存恻隐”。试思：怵惕为恻隐的来源，把怵惕去了，怎样会有恻隐？何以故呢？孺子为我身之放大形。恻隐为怵惕之放大形，我者圆心也，圆心既无，圆形安有？怵惕既无，恻隐安有？宋儒吕希哲目睹轿夫坠水淹死，安坐轿中，漠然不动。张魏公苻离之败，死人三十万，他终夜鼾声如雷，其子南轩，还夸其父心学很精。宋儒自称上承孟子之学，孟子曰：“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缨冠而救之可也。”吕希哲的轿夫，张魏公的部下，当然要算同室之人，像他们这样漠不动心，未免显违孟氏家法。大凡去了怵惕的人，就会流于残忍，杀人不眨眼的恶匪，身临刑场，往往谈笑自若，就是明证。
我们研究古今人之学说，首先要研究他对于人性*之观察，因为他对于人性*是这样的观察，所以他的学说，才有这样的主张。把他学说的出发点寻出了，才能批评他的学说之得失。
小孩与母亲发生关系，共有三个场所：（1）一个小孩，一个母亲，一个外人，同在一处，小孩对乎母亲格外亲爱。这个时候，可以说小孩爱亲；（2）一个小孩，一个母亲，同在一处，小孩对乎母亲依恋不舍。这个时候，可以说小孩爱亲；（3）一个小孩，一个母亲，同在一处，发生了利害冲突，例如：有一块糕饼，母亲吃了，小孩就莫得吃，母亲放在口中，小孩就伸手取来，放在自己口中。这时候，断不能说小孩爱亲。
孟子看见前两种现象，忘了第三种，故创性*善说。荀子看见第三种现象忘了前两种，故创性*恶说。宋儒却把三种现象同时看见，但不知这三种现象原是一贯的，乃造出气质之性*的说法，隐指第三种现象；又用义理之性*四字，以求合于孟子的性*善说。人的性*只有一个，宋儒又要顾孟子，又要顾事实，无端把人性*分而为二，越讲得精微，越不清。
孟子创性*善说，以为凡人都有为善的天性*，主张把善念扩充之以达于天下。荀子创性*恶说，以为凡人都有为恶的天性*，主张设法制裁，使不至为害人类。譬诸治水，孟子说水性*向下，主张疏瀹，使之向下流去。孟子喜言时，诗者宣导人之意志，此疏瀹之说也。荀子说水会旁溢，主张筑堤，免得漂没人畜。荀子喜言礼，礼者约束人之行止，此筑堤之说也。告子曰：“性*犹湍水也。”治水者疏瀹与筑堤二者并用。我们如奉告子之说，则知孟荀二家的学说可以同时并用。
苏东坡作《荀卿论》，以为：荀卿是儒家，何以他的门下会有李斯，很为诧异，其实不足怪。荀卿以为人之性*恶，当用礼以制裁之。其门人韩非，以为礼之制裁力弱，不若法律之制裁力大，于是改而为刑名之学，主张严刑峻法，以制止轨外的行动。李斯与韩非同门，故其政见相同。我们提出性*恶二字，即知荀卿之学变而为李斯，原是一贯的事。所以说：要批评他人的政见，当先考察他对于人性*之观察。苏东坡不懂这个道理，所以他全集中论时事，论古人，俱有卓见，独于这篇文字，未免说外行话。
学问是进化的，小孩对于母亲有三种现象，孟子只看见前两种，故倡善性*说；荀子生在孟子之后，看见第三种，故倡性*恶说；宋儒生在更后，看得更清楚，看见小孩抢夺母亲口中糕饼的现象，故倡物欲说。这物欲二字，是从《礼记》上“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两句话生出来的。物者何？母亲口中糕饼是也。感于物而动，即是看见糕饼，即伸手去抢也。宋儒把三种现象同时看见，真算特识。所以朱子注孟子，敢于说：“以事理考之，程子较孟子为密。”其原因就是程子于性*字之外，发明了一个气字，说道“论性*不论气不备。”问：“小孩何以会抢母亲口中糕饼？”曰：“气为之也，气质之性*为之也。”宋儒虽把三种现象同时看见，惜乎不能贯通为一。把小孩爱亲敬兄认为天理，抢夺母亲口中糕饼认为人欲，把一贯之事剖分为二，此不能不待厚黑先生出而说明也。
宋儒造出物欲的名词之后，自己细思之，还是有点不妥，何也？小儿见母亲口中糕饼，伸手去抢，可说感于物而动，但我与孺子同时将入井，此时只有赤裸裸一个怵惕之心，孟子所谓恻隐之心，忽然不见，这是甚么道理呢？要说是物欲出现，而此时并无所谓物，于是又把物欲二字改为人欲。抢母亲口中糕饼是人欲，我与孺子同时将入井，我心只有怵惕而无恻隐，也是人欲，在宋儒之意，提出人欲二字，就可把二者贯通为一了。他们这种组织法，很像八股中做截搭题的手笔。我辈生当今日，把天理人欲物欲气质等字念熟了，以为吾人心性*中，果有这些东西，殊不知这些名词，是宋儒平空杜撰的。著者是八股先生出身，才把他们的手笔看得出来。
宋儒又见伪古文尚书上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二语，故又以人心二字替代人欲，以道心二字替代天理。朱子中庸章句序曰：“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无异于说：当小孩的时候，就是孔子也会抢母亲口中糕饼，我与孺子同时将入井，就是孔子也是只有怵惕而无恻隐。何以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故。因为凡人必有这种天性*，故生下地才会吃－乳－，井在我面前，才不会跳下去。朱子曰：“人莫不有是形，虽上智不能无人心。”换言之，即是人若无此种心，世界上即不会有人。道理本是对的，无奈这种说法，已经侵入荀子学说范围去了。据阎百诗考证：人心惟危十六字，是撰伪古文尚书者，窃取荀子之语，故曰侵入荀子范围。因为宇宙真理，明明白白摆在我们面前，任何人只要留心观察，俱见得到，荀子见得到，朱子也见得到，故不知不觉与之相合。无如朱子一心一意，想上继孟子道统，研究出来的道理，虽与荀子暗合，仍攻之遗余力，无非是门户之见而已。
细绎朱子之意，小孩抢母亲口中糕饼是人心，爱亲敬兄是道心，人心是气，是人欲，道心是性*，是天理，人心是形气之私，道心是性*命之正。这些五花八门的名词，真把人闹得头闷眼花。奉劝读者，与其读宋元明清学案，不如读厚黑学，详玩甲乙二图，则小孩抢母亲口中糕饼也，爱亲敬兄也，均可一以贯之，把天人理气等字一扫而空，岂不大快！
最可笑者，朱子中庸章句序又曰：“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主者对仆而言，道心为主，人心为仆。道心者，为圣为贤之心，人心者，好货好色*之心，听命者，仆人职供驱使，唯主人之命是听也。细绎朱子之意，等于说，我想为圣为贤，人心即把货与色*藏起，我想吃饭，抑或想“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人心就把货与色*献出来。必如此方可曰：“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总而言之，宋儒有了性*善说横亘胸中，又不愿抹煞事实，故创出的学说，无在非迂曲难通。此《厚黑丛话》之所以以不得不作也。予岂好讲厚黑哉，予不得已也。
怵惕与恻隐，同是一物，天理与人欲也同是一物，犹之煮饭者是火，烧房子者也是火。宋明诸儒，不明此理，把天理人欲看作截然不同之二物，创出去人欲之说，其弊往往流于伤害天理。王陽明传习录说：“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廓清。”这种说法，仿佛是：见了火会烧房子，就叫人以后看见了一星之火，立即扑灭，断绝火种，方始为快。传习录又载：“一友问：欲于静坐时，将好名好色*好货等根，逐一搜寻出来，扫除廓清，恐是剜肉做疮否？先生正色*曰：这是我医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人，过了十数年，亦还用得着。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坏我的方法，是友愧谢。少间曰，此量非你事，必吾门稍知意思者，为此说以误汝，在坐者皆悚然。”我们试思：王陽明是很有涵养的人，他平日讲学，任人如何问难，总是勤勤恳恳的讲说，从未动气。何以门人这一问，他会动气？何以始终未把那门人误点指出？又何以承认说这话的人，是稍知意思者呢？因为陽明能把知行二者合而为一，能把明德亲民二者合而为一，能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五者看作一事，独不能把天理人欲看作一物。这是他学说的缺点，他的门人这一问，正击中他的要害，所以他就动起气来了。究竟剜肉做疮四字，怎样讲呢？肉喻天理。疮喻人欲，剜肉做疮，即是把天理认作人欲，去人欲即未免伤及天理。门人的意思，即是说：“我们如果见了一星之火，即把他扑灭，自然不会有烧房子之事，请问拿甚么东西来煮饭呢？换言之，即是把好货之心连根去尽，人就不会吃饭，岂不饿死吗？把好色*之心连根去尽，就不会有男女居室之事，人类岂不灭绝吗？”这个问法何等利害！所以陽明无话可答，只好忿然作色*。宋明诸儒主张去人欲存天理，所做的即是剜肉做疮的工作。其学说之不能餍服人心，就在这个地方。
以上一段，是从拙作《社会问题之商榷》第三章“人性*善恶之研究”中录出来的，我当日深疑陽明讲学极为圆通，处处打成一片，何至会把天理、人欲歧而为二，近阅《龙溪语录》所载“天泉证道记”，钱绪山谓“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语，是师门定本。王龙溪谓：“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时陽明出征广西，晚坐天泉桥上，二人因质之。陽明曰：“汝中（龙溪字）所见，我久欲发，恐人信不及，徒增躐等之弊，故含蓄到今。此是传心秘藏，颜子明道所不敢言，今既是说破，亦是天机该发泄时，岂容复秘”陽明至洪都，门人三百余人来请益，陽明曰：“吾有向上一机，久未敢发，以待诸君自悟。近被王汝中拈出，亦是天机该发泄时。”明年广西平，陽明归，卒于途中。龙溪所说，即是把天理、人欲打成一片。陽明直到晚年，才揭示出来，由此知：门人提出剜肉做疮之问，陽明忿然作色*，正是恐增门人躐等之弊。传习录是陽明早年的门人所记，故其教法如此。
钱德洪极似五祖门下的神秀，王龙溪极似慧能，德洪所说，时时勤拂拭也，所谓渐也。龙溪所说，本来无一物也，所谓顿也。陽明曰：“汝中须用德洪工夫，德洪须透汝中本旨，二子之见，止可相取，不可相病，”此顿悟渐修之说也。《龙溪语录》所讲的道理，几与六祖坛经无异，成了殊途同归，何也？宇宙真理，只要研究得彻底，彼此所见，是相同的。
就真正的道理来说，把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合而为一，理论就圆满了。二说相合，即成为告子性*无善无不善之说。人问：孟子的学说，怎样与荀子学说相合？我说：孟子曰：“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荀子曰：“妻子具而孝衰于亲。”请问二人之说，岂不是一样吗？孟子曰：“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天大舜见之矣。”据孟子所说：满了50岁的人，还爱慕父母，他眼中只看见大舜一人。请问人性*的真相，究是怎样？难道孟荀之说不能相合吗？
性*善说与性*恶说，既可合而为一，则王陽明之致良知，与李宗吾之厚黑学，即可合而为一。人问：怎么可合为一？我说：孟子曰：“大孝终身慕父母。”《厚黑经》曰：“大好色*终身慕少艾。”孟子曰：“五十而慕父母者，予于大舜见之矣，”《厚黑经》曰：“八百岁而慕少艾者，予于彭祖见之矣。”爱亲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好色*也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用致良知的方法，能把孩提爱亲的天性*致出来，做到终身慕父母。同时就可把少壮好色*的天性*致出来，做到终身慕少艾。昔人说：王学末流之弊，至于荡检逾闲，这就是用致良知的方法，把厚黑学致出来的原故。
依宋儒之意，孩提爱亲，是性*命之正，少壮好色*，是形气之私。此等说法，真是穿凿附会。其实孩提爱亲，非爱亲也，爱其饮我食我也。孩子生下地，即交－乳－母抚养，则只爱－乳－母不爱生母，是其明证。爱－乳－母，与慕少艾，慕妻子，其心理原是一贯的，无非是为我而已。为我为人类天然现象，不能说他是善，也不能说他是恶，故告子性*无善无不善之说，最为合理。告子曰：“食、色*性*也。”孩提爱亲者，食也，少壮慕少艾慕妻子者，色*也。食、色*为人类生存所必需，求生存者，人类之天性*也。故告子又曰：“生之谓性*。”
告子观察人性*，既是这样，则对于人性*之处置，又当怎样呢？于是告子设喻以明之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又曰：“性*犹杞柳也，义犹?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告子这种主张，是很对的。人性*无善无恶，也即是可以为善，可以为恶。譬如深潭之水，平时水波不兴，看不出何种作用。从东方决一个口，则可以灌田亩，利行舟；从西方决一个口，则可以漂房舍，杀人畜。我们从东方决口好了。又譬如一块木头，可制为棍棒以打人，也可制为碗盏装食物。我们把他制为碗盏好了。这个说法，真可合孟荀而一之。
孟子书中载告子言性*者五：曰性*犹杞柳也，曰性*犹湍水也，曰生之谓性*，曰食色*性*也，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此五者原是一贯的。朱子注食色*章曰：“告子之辩屡屈，而屡变其说以求胜。”自今观之，告子之说，始终未变，而孟子亦卒未能屈之也。朱子注杞柳章，以为告子言仁义，必待矫揉而后成，其说非是。而注公都子章则曰：“气质所禀，虽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虽本善，而不可以无省察矫揉之功。”忽又提出矫揉二字，岂非自变其说乎？
朱子注“生之谓性*”章曰：“杞柳湍水之喻，食色*无善无不善之说，纵横缪戾，纷纭舛错，而此章之误，乃其本根。”殊不知告子言性*者五，原是一贯说下，并无所谓纵横缪戾，绘纭舛错。“生之谓性*”之生字，作生存二字讲，生存为人类重心，是世界学者所公认的。告子言性*，以生存二字为出发点，由是而有“食色*性*也”之说，有“性*无善无不善”之说，又以杞柳湍水为喻，其说最为合理。宋儒反认为根本错误，一切说法，离开生存立论，所以才有“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一类怪话。然朱子能认出“生之谓性*”一句为告子学说根本所在，亦不可谓非特识。
宋儒崇奉儒家言，力辟释道二家之说，在《尚书》上寻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四语，诧为虞廷十六字心传，遂自谓生于一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嗣经清朝阎百诗考出，这四句出诸伪古文尚书，作伪者系采自荀子，荀子又是引用道经之语。阎氏的说法，在经学界中，算是已定了的铁案。这十六字是宋儒学说的出发点，根本上就杂有道家和荀学的原素，反欲借孔子以排道家，借孟子以排荀子，遂无往而不支离穿凿。朱子曰：“气质所禀，虽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虽本善，而不可以无省察矫揉之功”又要顾事实，又要回护孟子，真可谓“纵横缪戾，纷纭舛错”也。以视告子扼定生存二字立论，明白简易，何啻天渊。
告子不知何许人，王龙溪说是孔门之徒，我看不错。孔子赞易，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告子以生字言性*，可说是孔门嫡传。孟子学说，虽与告子微异，而处处仍不脱生字。如云：“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又云：“内无怨女，外无旷夫，于王何有？”仍以食色*二字立论，窃意孟子与告子论性*之异同，等于子夏、子张论交之异同，其大旨要不出孔氏家法。孟子与告子之交谊，当如子夏与子张之交谊，平日辨疑析难，互相质证。孟子曰：“告子先我不动心。”心地隐微之际亦知之，交谊之深可想。宋儒有道统二字横亘在胸，左袒孟子，力诋告子为异端，而其自家之学说，则截去生字立论，叫妇人饿死，以殉其所谓节，叫臣子无罪受死，以殉其所谓忠。孟子有知，当必引告子为同调，而斥程朱为叛徒也。
孟子说：“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全是从需要生出来的。孩提所需者食也，故慕饮我食我之父母；少壮所需者色*也，故慕能满色*欲之少艾与妻子，出仕所需者功名也，君为功名所自出，故慕君。需要者目的物也，亦即所谓目标，目标一定，则只知向之而趋，旁的事物，是不管的。目标在功名，则吴起可以杀其妻，汉高祖可以分父之羹，乐羊子可以食子之羹。目标在父母，则郭巨可以埋儿，姜诗可以出妻，伍子胥可以鞭平王之尸。目标在色*欲，则齐襄公可以婬*其妹，卫宣公可以纳其媳，晋献公可以父妾。著者认为：人的天性*，既是这样，所以性*善性*恶问题，我们无须多所争辩，负有领导国人之责者，只须确定目标，纠正国人的目标就是了。我国现在的大患，在列强，压迫，故当提出列强为目标，手有指，指列强，口有道，道列强，使全国人之视线集中在这一点。于是乎吴起也、汉高祖也、乐羊子也、郭巨也、姜诗也、伍子胥也、齐襄公也、卫宣公也、晋献公也，一一向目标而趋。救国之道，如是而已。全国四万万人，有四万万根力线，根根力线，直达列强。根根力线，挺然特立，此种主义，可名之曰“合力主义”，而其要点。则从人人思想独立开始。
有人问我道：“你既自称厚黑教主，当然无所不通，无所不晓。据你说：你不懂外国文，有人劝你看西洋心理学译本，你也不看，像你这样的孤陋寡闻，怎么够得上称教主？”我说道：“我试问，你们的孔夫子，不惟西洋译本未读过，连西洋这个名词，都未听过，怎样会称至圣先师？你进文庙去把他的牌位打来烧了，我这厚黑教主的名称，立即登报取消。我再问：西洋希腊三哲，不惟连他们西洋大哲学家康德诸人的书一本未读过，并且恐怕现在英法德美诸国的字，一个也认不得，怎么会称西洋圣人？更奇者：释迦佛，中国字、西洋字一个都认不得，中国人的姓名，西洋人的姓名，一个都不知道，他之孤陋寡闻，万倍于我这个厚黑教主，居然在为五洲万国第一个大圣人，这又是甚么道理？吁，诸君休矣！道不同不相为谋，我正在划出厚黑区域，建立厚黑哲学，我行我是，固不暇同诸君哓哓置辩也。”
我是八股学校的修业生，生平所知者，八股而已。常常有人向我说道：“可惜你不懂科学，所以你种种说法，不合科学规律。”我说：“我在讲八股，你怎么同我讲起科学来了？我正深恨西洋的科学家不懂八股，一切著作，全不合八股义法。我把达尔文的《种源论》，斯密士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以评八股之法评之，每书上面，大批二字，曰：“不通”……
天下文章之不通，至八股可谓至矣尽矣，蔑以加矣，而不谓西洋科学家文章之不通，乃百倍于中国之八股。现在全世界纷纷扰扰，就是几部死不通的文章酿出来的。因为达尔文和斯密士的文章不通，世界才会第一次大战，第二次大战。因为孟德斯鸠的文章不通，我国过去廿四年，才会四分五裂，中央zheng府，才会组织不健全。人问：“这部书也不通，那部书也不通，要甚么书才通？”我说：“只有厚黑学，大通而特通。”
幸哉！我只懂八股而不懂科学也！如果我懂了科学，恐怕今日尚在朝朝日日地喊：“达尔文圣人也，斯密士圣人也，孟德斯鸠圣人也，墨索里尼，希特勒，无一非圣人也。怎么会写《厚黑丛话》呢！如果要想全世界太平，除非以我这《厚黑丛话》为新刑律，把古之达尔文、斯密士、孟德斯鸠，今之墨索里尼、希特，一一处以枪毙，而后国际上、经济上、政治上，乃有曙光之可言。
中国的八股研究好了，不过变成迂腐不堪的穷骨头，如李宗吾一类人是也。如果把西洋科学家，达尔文诸人的学说研究好了，立即要“尸骨成山，血水成河”。等我把中国圣人的话说完了，再来怀疑西洋圣人。
我之所以成为厚黑教主者，得力处全在不肯读书，不惟西洋译本不喜读，就是中国书也不认真读。凡与我相熟的朋友，都晓得我的脾气，无论甚么书，抓着就看，先把序看了，或只看首几页，或从末尾倒起看，或随在中间乱翻来看，或跳几页看，略知书中大意就是了。如认为有趣味的几句，我就细细的反复咀嚼，于是一而二，二而三，就想到别个地方去了。无论甚么高深的哲学书和最粗浅的戏曲小说，我心目中都是一例视之，都是一样读法。
我认为世间的书有三种，一为宇宙自然的书，二为我脑中固有的书，三为古今人所著的书。我辈当以第一种、第二种融合读之，至于第三种，不过借以引起我脑中蕴藏之理而已或供我之印证而已。我所需于第三种者，不过如是。中国之书，已足供我之用而有余，安用疲敝精神，读西洋译本为？
我读书的秘决，是“跑马观花”四字，甚至有时跑马而不观花。中国的花圃，马儿都跑不完，怎能说到外国？人问：“你读书既是跑马观花，何以你这《厚黑丛话》中，有时把书缝缝里细微事说得津津有味？”我说：“说了奇怪！这些细微事，一触目即刺眼。我打马飞跑时，瞥见一朵鲜艳之花，即下马细细赏玩。有时觉得芥子大的花儿，反比斗大的牡丹更有趣味，所以书缝缝里细微事，也会跳入《厚黑丛话》中来。
我是懒人，懒则不肯苦心读书，然而我有我的懒人哲学。古今善用兵者，莫如项羽，七十余战，战无不胜，到了乌江，身边只有二十八骑，还三战三胜。然而他学兵法，不过略知其意罢了。古今政治家，推诸葛武侯为第一，他读书也是只观大略。陶渊明在诗界中，可算第一流，他乃是一个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人。反之，熟读兵书者莫如赵括，长平之役，一败涂地。读书最多者莫如刘歆，辅佐王莽，以周礼治天下，闹得天怒人怨。注《昭明文选》的李善，号称书簏，而作出的文章就不通。书这个东西，等于食物一般，食所以疗饥，书所以疗愚。饮食吃多了不消化，会生病，书读多了不消化，也会作怪。越读得多，其人越愚，古今所谓书呆子是也。王安石读书不消化，新法才行不走。程伊川读书不消化，才有洛蜀之争。朱元晦读书不消化，才有庆元党案，才有朱陆之争。
世界是进化的，从前的读书人是埋头苦读，进化到项羽和诸葛武侯，发明了读书略观大意的法子。夫所谓略观大意者，必能了解大意也。则并大意亦未必了解。再进化到厚黑教主，不求甚解，进化到了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则并大意亦未必了解。再进化到厚黑教主，不求甚解，而并且不好读书。将来再进化，必至一书不读，一字不识，并且无理可解。呜呼，世无慧能，斯言也，从谁印证？
我写《厚黑丛话》，遇着典故不够用，就杜撰一个来用。人问：何必这样干？我说：自有宇宙以来，即应该有这种典故，乃竟无这种典故出现，自是宇宙之罪，我杜撰一个所以补造化之穷。人说：这类典故，古书中原有之，你书读少了，宜乎寻不出。我说：此乃典故之罪，非我之罪。典故之最古者，莫如天上之日月，昼夜摆在面前，举目即见。既是好典故，我写《厚黑丛话》时，为甚躲在书堆中，不会跳出来？既不会跳出，即是死东西，这种死典故，要他何用！
近日有人向我说：“你主张思想独立，讲来讲去，终逃不出孔子范围。”我说：岂但孔子，我发明厚黑学，未逃出荀子性*恶说的范围；我说“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未逃出告子“性*犹湍水也”的范围；我做有一本《中国学术之趋势》，未逃出我家聃大公的范围；格外还有一位说法四十九年的先生，更逃不出他的范围。
宇宙真理，明明摆在我们面前，任何人只要能够细心观察，得出的结果，俱是相同。我主张思想独立，揭出宗吾二字，以为标帜，一切道理，经我心考虑而过。认为对的即说出，不管人曾否说过。如果自己已经认为是对的了，因古人曾经说过，我就别创异说，求逃出古人范围。则是：非对古人立异，乃是对我自己立异，是为以吾叛吾，不得谓之宗吾。孔子也、荀子也、告子也、老子也、释迦也，甚至村言俗语，与夫其他等等也，合一炉而冶之，无畛域，无门户，一一以我心衡之，是谓宗吾。
宗吾者，主见之谓也。我见为是者则是之，我见为非者则非之。前日之我以为是，今日之我以为非，则以今日之我为主。如或回护前日之我，则今日之我，为前日之我之妈，是曰奴见，非主见，仍不得谓之宗吾。
老子曰：“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则大笑，不笑不足以为道。”滔滔天下，皆周程朱张信徒也，皆达尔文诸人信徒也，一听见厚黑学三字，即破口大骂。吾因续老子之语曰：“下下士闻道则大骂，不骂不足以为道。”
日前我同某君谈话，引了几句孔子的话。某君道：“你是讲厚黑学的，怎么讲起孔子的学说来了？”我说：从前孔子出游，马吃了农民的禾，农民把马捉住。孔子命子贡去说，把话说尽了，不肯把马退还。回见孔子，孔子命马夫去，几句话说得农民大喜，立即退还。你想：孔门中，子贡是第一个会说的，当初齐伐鲁，孔子命子贡去游说，子贡一出而却齐存鲁，破吴霸越。以这样会说的人，独无奈何农民何。其原因是子贡智识太高，说的话，农民听不入耳，马夫的智识与之相等，故一说即入。观世音曰：应以宰官身得度者，现宰官身而为说法。应以婆罗门身得度者，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你当过厅长，我现厅长身而说法，你口诵孔子之言，我现孔子身而说法。一般人都说：“今日的人，远不如三代以上。”果然不错。鄙人虽不才，自问可以当孔子的马夫，而民国时代的厅长，不如孔子时代的农民。
有一次我同友人某君谈话，旁有某君警告之曰：你少同李宗谈些“谨防你把写入《厚黑丛话》！”我说：“两君放心，我这《厚黑丛话》中人物，是预备将来配享厚黑庙的，两君自问，有何功德，可以配享？你怕我把你们写入《厚黑丛话》，我正怕你们将来混入厚黑庙。”因此我写这段文字，记其事而隐其名。
我生怕我的厚黑庙中，五花八门的人，钻些进来，闹得来如孔庙一般。我撰有敬临食谱序一篇，即表明此意，录之如下：
我有个六十六岁的老学生，黄敬临，他要求入厚黑庙配享，我业已允许，写入《厚黑丛话》第一卷。读者想还记得，他在CD百花潭侧开一姑姑筵。备具极精美的肴馔，招徕顾主，读者或许照顾过。昨日我到他公馆，见他正在凝神静气，楷书《资治通鉴》。我诧异道：“你怎么干这个事？”他说：“我自四十八岁以后，即矢志写书，已手写十三经一通，补写新旧唐书合钞，李善注文选，相台礼记、坡门唱和集各一通，现打算再写一部《资治通鉴》，以完夙愿而垂示子孙。”我说：“你这种主意就错了。你从前历任射洪、巫溪、荥经等县知事，我游踪所至，询之人民，你政声很好，以为你一定在官场努力，干一番惊人事业。归而询知，退为庖师，自食其力，不禁大赞曰：‘真吾徒也。’特许入厚黑庙配享，不料你在干这个生活。须知：古今干这一类生活的人，车载斗量，有你插足之地吗？庖师是你特别专长，弃其所长而与人争胜负，何若乃尔！鄙人所长者厚黑学，故专读厚黑学，你所长者庖师，不如把所写十三经与夫《资治通鉴》等等，一火而焚之，撰一部食谱，倒还是不朽的盛业。”
敬临闻言，颇以为然，说道：“往所在CD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充烹饪教师，曾分‘薰、蒸、烘、爆、烤、酱、酢、卤、糟’十门教授学生，今打算就此十门条分缕析，作为一种教科书。但滋事体大，苦无暇晷，奈何！”我说：“你又太拘了，何必一做就想做完善。我为你计，每日高兴时，任写一二段，以随笔体裁出之，积久成帙，有暇再把他分出门类，如不暇，既有底本，他日也有人替你整理。倘不及早写出，将来老病侵寻，虽欲写而力有不能，悔之何及？”敬临深感余言，乃着手写去。
敬临的烹饪学，可称家学渊源。其祖父由江西宦游到川，精于治馔，为其子聘妇，非精烹饪者不合选。闻陈氏女，在室，能制咸菜三百余种，乃聘之，即敬临母也。于是以黄陈两家烹饪法冶为一炉。清末，敬临宦游北京，慈禧后赏以四品衔，供职光禄寺三载，复以天厨之味，融合南北之味。敬临之于烹饪，真可谓集大成者矣。有此绝艺，自己乃不甚重视，不以之公诸世而传诸后，不亦大可惜乎？敬临勉乎哉！
古者有功德于民则祀之。我尝笑：孔庙中七十子之徒，中间一二十人有言行可述外，其大半则姓名亦在若有若无之间，遑论功德？徒以依附孔子末光，高坐吃冷猪肉，亦可谓僭且滥矣。敬临撰食谱嘉惠后人，有此功德，自足庙食千秋，生前具美馔以食人，死后人具美馔以祀之。此固报施之至平，正不必依附厚黑教主而始可不朽也。人贵自立，敬临勉乎哉！
孔子平日饭蔬饮水，后人以其不讲肴馔，至今以冷猪肉祀之，腥臭不可向迩。他日厚黑庙中，有敬临配享，后人不敢不以美馔进，吾可傲于众曰：吾门有敬临，冷猪肉可不入于口矣！是为序。
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六日，李宗吾，于CD。
近有某君发行某种月刊，叫我做文一篇。我说：我做则做，但有一种条件，我是专门讲厚黑学的，三句不离本行，文成直署我名，你则非刊不可。他惶然大吓，婉言辞谢。我执定非替他做不可，他没法，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读者只知我会讲厚黑学，殊不知我还会作各种散文。诸君如欲表章先德，有墓志传状等件，请我作，包管光生泉壤，绝不会蹈韩昌黎谀墓之嫌。至于作寿文，尤是我的拿手好戏，寿星老读之，必多活若干岁。君如不信，有谢慧生寿文为证。寿文曰：
慧生谢兄，六旬大庆，自撰征文启事云：“知旧矜之而锡之以言，以纠过去六十年之失，乃所愿承。苟过爱而望其年之延，多为之辞，乃多持（慧生名）之惭且?，益不可仰矣。”等语。慧生与我同乡，前此之失，惟我能纠之，若欲|望其年之延，我也有妙法。故特撰此文为献。
民国元年二三月，我在CD报上发表《厚黑学》。其时张君列五，任四川副都督，有天见着我，说道：“你疯了吗？甚么厚黑学，天天在报上登载，CD近有一伙疯子，巡警总监杨莘友，CD府知事但怒刚，其他如卢锡卿、方琢章等，朝日跑来同我吵闹，我将修一疯人院，把这些疯子一齐关起。你这个乱说大仙，也非关在疯人院不可。”我说：“噫！我是救苦救难的大菩萨，你把他认为疯子，我很替你的甑子担忧。”后来列五改任民政长，袁世凯调之进京，他把印交了。第二天会着我，说道：“昨夜谢慧生说：‘下细想来，李宗吾那个说法，真是用得着。’”我拍案叫道：“田舍奴，我岂妄哉！疯子的话，都听得吗？好倒好，只是甑子已经倒了。今当临别赠言，我告诉你两句：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哪知他信道不笃，后在天津织袜，被袁世凯逮京枪毙。他在天牢内坐了几个月，不知五更梦醒之时，会想及四川李疯子的学说否？宣布死刑时，列五神色*夷然，负手旁立，作微笑状。同刑某君，呼冤忿骂。列五呼之曰：“某君！不说了！今日之事，你还在梦中。”大约列五此时，大梦已醒，知道今日之死，实系违反疯子学说所致。
同学雷君铁崖，留学日本，卖文为活，满肚皮不合时宜，满清末年跑在西湖白云寺去做和尚。反正时，任孙总统秘书，未几辞职。作诗云：“一笑飘然去，霜风透骨寒。八年革命党，半月秘书官。稷下竽方滥，邯郸梦已残。西湖山色*好，莫让老僧看。”他对时事非常愤懑，在上海，曾语某君云：“你回去告诉李宗吾，叫他厚黑学少讲些。”旋得疯癫病，终日抱一酒瓶，逢人即乱说，常常独自一人，倒卧街中，人事不省。警察看见，把他弄回，时愈时发，民国九年竟死。我这种学说，正是医他那种病的妙药，他不惟不照方服药，反痛诋医生，其死也宜哉！
列五、铁崖，均系慧生兄好友，渠二人反对我的学说，结果如此。独慧生知道，疯子的学说，用得着，居然活了六十岁。倘循着这条路走去，就再活六十岁也是很可能的。我发明厚黑学二十余年，私淑弟子遍天下，尽都轰轰烈烈，做出许多惊天动地的事业，偏偏同我讲学的几个朋友，列五、铁崖而外，如廖君绪初、杨君泽溥、王君简恒、谢君绶青、张君荔丹，对于吾道，均茫无所得，先后憔悴忧伤以死。慧生于吾道似乎有明了的认识了，独不解何以蛰居海上，寂然无闻？得非过我门而不入我室耶？然因其略窥涯，亦获享此高寿，足征吾道至大，其用至妙，进之可以干惊天动地的事业，退之亦可延年益寿。今者远隔数千里，不获登堂拜祝，谨献此文，为慧生兄庆，兼为吾党劝。想慧生兄读之，当亦掀髯大笑，满饮数觞也。
民国二十四年元月，弟宗吾拜撰。
后来我在重庆，遇着慧生侄又华新自上海归来，说道：“家叔见此文，非常高兴，说道：‘李先生说我，还要再活六十岁，那个时候，你们都八九十岁了，恐怕还活我不赢！’”子章骷髅不过愈疟疾而已，陈琳檄文不过愈头风而已，我的学说，直能延年益寿。诸君试买一本读读，比吃红色*补丸、参茸卫生丸，功效何啻万倍！
民国二年，讨袁失败后，我在CD会着一人，瘦而长，问其姓名，为隆昌黄容九。他问了我的姓名，而现惊愕色*，说道：“你是不是讲厚黑学那个李某？”我说：“是的，你怎么知道？”他说：“我在北京听见列五说过。”我想：列五能在北京宣传吾道，一定研究有得，深为之庆幸。民三下半年，我在中坝省立第二中校，列五由天津致我一信，历叙近况及织袜情形，并说当局如何如何与他为难，中有云：“复不肯??，乞怜于心性*驰背之人！”我读了，失惊道：“噫！列五死矣，知而不行，奈何！奈何！”不久，即闻被逮入京。此信我已裱作手卷，请名人题跋，以为信道不笃者戒。
列五是民国四年一月七日在天津被逮，三月四日在北京枪毙，如今整整的死了二十一年。我这疯子的徽号，最初是他喊起的。诸君旁观者清，请批评一下：“究竟我是疯的，他是疯的？”宋朝米芾，人呼之为“米癫”。一日苏东坡请客，酒酣，米芾起言曰：“人呼我为米癫，我是否癫？请质之子瞻。”东坡笑曰：“吾从众。”我请诸君批评，我是不是疯子？诸君一定说：“吾从众。”果若此，吾替诸君危矣！且替中华民国危矣！何以故？曰：“有张列五的先例在，有民国过去二十四年的历史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