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之所以会频频与其他学科“牵手”，从方法论上来说，人类学思维方法论的学术价值对其他学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拿人类学思维方法的普同性来说，它强调无论什么族群或民族，都属于同一物种--人类，没有哪群人进化得更高级，任何一群人都有助于我们对人类潜能与极限的认识和了解。这种人类平等的普同性思维方法是任何一个学科都必须遵循的。当前流行的“以人为本”理念，莫不出自人类学方法论的普同性。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无论哪一门学科如果离了“以人为本”的理念，从学科的纯理论出发，那就客易把学科的发展引向脱离人、忽视人的歧路，所以人类学对其他学科社会产生吸引力。
同样，人类学的整体性强调人类的存在是一个多面性的整体，其各个部分是相互关联的，人们只有认识了整体，认识到整体各个部分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才能够在一定深度上了解每一个部分；人类学的整合性强调人类社会文化生活各层面的一起运作，并把人类的各个生活层面比喻成交织成社会大网的线，它们是更大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不可或缺的部分，考察任何一个问题，既必须了解它与社会中各项因素的互动关系，也要看到它与形成社会的广泛环境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凡此等等思维方法论的价值取向，对于任何一门学科来说也都是必须遵循的，同时也是任何一门学科都需要的，这种内在联系性，使人类学必然会对其他学科产生吸引力。
从人类学方法论的另一个层面，即分析方法来说，其学科价值对其他学科也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前述人类学分析方法的种种方法对于其他学科无不具有学术价值，如功能分析法对于历史学来说，口述史对补充历史文献的不足而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部分；民问地方文献的搜集和研究对补充官方文献的不足也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部分。这就是说，口述史和民问地方文献的功能决定了它们在历史学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所以历史人类学应运而生。可见历史学从功能方面对人类学的需要，正好表现了人类学对其他学科的吸引力。又如文化模式分析法，对于经济学来说，中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所形成的不同文化模式，对于经济学的研究，尤其是在制定中国发展规划时，几经实践最终确认了文化模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于1999年确定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正是人类学在方法论上的这种作用，所以经济人类学也应运而生。可见经济学从文化模武方面对人类学的需要，也正好表现了人类学对其他学科的吸引力。再如客位分析法，对于医学人类学来说，戒毒和防治芰滋病若从主位出发，则把吸毒者和艾滋病患视为“洪水猛兽”、视为“威胁”，而从客位出发，则要对他们加以人文关怀，目前对吸毒者提供免费针筒和用美沙桐替代，以及给性工作者免费发放安全套，都是人类学客位分析法应用的结果，所以医学人类学应运而生。可见医学在客位分析法方面对人类学的需要，也正好表现了人类学对其他学科的吸引力。凡此等等人类学分析方法论的价值取向，对于任何一门学科来说也都是具有吸引力的，不少学科引八人类学的方法论，大都可以另辟新径，都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奇效。正因为如此，人类学才会在与其他学科频频“牵手”的互动中处于主体的地位。
3.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对其他学科课题研究的创新有立竿见影之效。
教育学家杨孔炽先生曾经在《文化人类学对教育理论研究的启示》中说：“人类学研究对于教育理论创新研究的启示之一，是注重观察基层群众的实践活动并加以分析研究。文化人类学研究将群众文化实践活动的观察研究方式规范化，变成了研究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基本研究阶段和一种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这就是所谓‘田野工作’。田野工作，是指人类学家为了真实地了解某一地方人类的行为，而将自己融入当地群众的生活之中。因此，人类学的‘知识建构过程不是从书本到书本，而是经过田野工作回到书斋，再把得自生活的新知写进书本。”
确实，人类学一个非常具技术性的方法，也是人类学的学术灵魂之所在，就是田野工作。没有一位人类学家不是从田野中走出来的，泰勒曾在墨西哥的偏僻山乡做田野，摩尔根曾在印第安人中做了40多年的田野，博厄斯曾在爱斯基摩人中做田野，马林诺夫斯基曾在西太平洋群岛上做田野，米德曾在南太平洋波利尼西亚群岛上做田野，列维·斯特劳斯在巴西做田野，维克托·特纳（victorWitter Turner）曾在赞比亚做田野，等等，等等。中国的人类学家也莫不如此。岑家梧曾在云贵川做田野，费孝通曾在大瑶山和江村做田野，江应樑曾在云南傣族村寨做田野，林耀华曾在大凉山和福建做田野，林惠祥曾在台湾高山族中做田野，凌纯声曾在东北的赫哲族和湘西的苗族中做田野，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所以，当代的中国中青年人类学家们也大都有自己的田野点。《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人类学主打栏目2004年载《光明日报》2002年10月8日，B4版。
上半年推出的“乡村人类学”、“都市人类学”、“教育人类学”绝大多数都是从田野中归纳、概括、提炼、升华出来的学术论文，不少其他学科的学者反映读后颇有启发。山东大学一位美学博士研究生就对笔者说他对“教育人类学”的10篇文章都仔细阅读了，很有收获。
正是由于人类学田野工作的这种技术性价值，其他学科的课题研究一旦应用，印有立竿见影的创新之效。
如历史学家赵世喻，用田野工作的方法对大槐树情结作了考察，进行了全新的审视，得出了全新的结论，写出了《想象家园--对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的人类学解释》一文。正是由于这种学术的创新，使赵世瑜成了历史人类学的领军人物之一。
又如美术史家方李莉，用田野工作的方法，用一种代表新的思想、新的时代的艺术观念对景德镇的陶瓷生产进行参与式的考察，写出了《传统与变迁--景德镇新旧民窑业田野考察》一书。也正是由于这种学术的创新，使方李莉成了艺术人类学的领军人物之一。
再如教育学家滕星，用田野工作的方法对凉山彝族社区教育作了考寨，从文化变迁的视角写了《文化变迁与双语教育--凉山彝族社区教育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与文本撰述》一书。也正是由于这种学术的创新，使滕星成了教育人类学的领军人物之一。
凡此等等，不胜枚举。
正是由于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对其他学科课题研究的创新有立竿见影之效。所以笔者在与一些博士研究生讨论他们的博士论文开题时，只要园地制宜地将人类学的田野方法引入他们的课题研究之中，他们大多有茅塞顿开之感。
如华东某大学一位民间文化博士生，本欲以吴歌为题作博士论文，但又不知从何切入方有创新之效。笔者建议不要从已搜集到的吴歌文本切入，而要用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对吴歌的传唱者进行深入访谈，考察他们传唱吴歌的历史、经历，以及他们的生活背景、社会环境，然后结合吴歌的文本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就绝不会与传统的以搜集吴歌为目的的研究雷同了。在这种田野工作的基础上，创新之作定会应运而生。这位博士生听后大呼茅塞顿开！
又如华中某大学一位思想政治教育的博士生，笔者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与他讨论他的博士论文时，建议他以“网络与思想道德教育”为题，用田野工作的方法，对大学网民的方方面面以及网络的不同形式进行深入访谈，从中分析和概括高科技的网络对大学生思想道德的影响及其未来走向，并提出预警式的对策建议，定会与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大异其趣，从而可有创新之效。这位博士生听后自觉大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
再如华南一位在读教育学的博士生，想以科学素养为题对小学的科学教育进行研究，也不知从何处八手方可跳出从书本到书本的旧框框。也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吧，笔者建议她用人类学的田野方法，选一个小学为点，对不同年级的学生、教师以及家长进行深入访谈，了解不同层次的人对科学教育的看法、建议，以及他们本身的科学素质，从中分析、概括、提炼、升华出今后进行科学教育的内容、形式、政策，也定可得创新之效。这位博士生听后有相识恨晚之感！
实际上笔者本人也有切身之感。我是学历史出身的学者，在《汉民族发展史》完成后，想进一步深入研究汉民族，一开始也苦于不知从何下手，从哪里突破。也是学习了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后，对贺州南乡的壮族做了田野，写出了《南方春色--一个壮族乡社会文化的变迁》，获得了立竿见影的创新之效。紧接着又用此法，对汉民族的族群进行解剖，与其他几位学者共同完成了《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被出版社评为原创之作，被学术界誉为汉民族研究的鼎杠之作。正是由干人类学与其他学科有着深厚的内在联系，其本身方法论独具的学术价值，使之在与其他学科的互动中处于主体地位，其田野工作对其他学科的课题研究又有立竿见影之刨新之效，所以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牵手”也就是必然的了！垒球化带来了学科的大互动，在学科大互动中，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章手”现象一定还会不断发生。我们相信，通过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不断“牵手”，其必将成为名符其实、神通广大的一个“千手观音”。
徐杰舜
2004年6月22日深夜
于南宁相思湖畔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