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克曼说，在经济学中有这样一个原理，当你谈到生产时，希望回报最大化，为了最大化，必须提高投入的回报率。赫克曼认为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率要大大超过实物资本的回报率。如果我们把投资从实物资本转向人力资本，从城市转向农村，从一个地区转向另一个地区，我们就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率。
在劳务市场和教育市场，中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当新技术引进时，需要更多高素质的劳动者来使用。研究表明，中国农村的教育水平比较低，城市的教育水平比较高，那么，在建同一种工厂时，农村使用的是素质低的劳动力，城市使用的是素质比较高的劳动力，那么，农村得到的回报率就将比城市低得多。
用传统的回归模型来研究中国的投资回报率是不适当的，因为中国真正的教育投资回报率可以高达30％至40％。赫克曼说，在中国实物投资的回报率在不同地区的差别也很大，特别是考虑到各地区教育水平不同的时候，比方说，教育水平较低的地区，它的实物回报率远远低于教育水平比较高的地区。需要强调的是，市场信号经常出错，根据市场信号计算出来的教育投资回报率就要求我们采取一些行动予以修正。如果我们现在完全开放劳务市场，就会增加人们获取技能的激励因素。
中国应开放人力资本市场并进一步减少人才流动限制
现在的国家政策可能导致这样一些结果：投资人力资本转向实物资本，吸引内陆地区的人力资本转向沿海地区的人力资本，没有鼓励在农村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另外，似乎有一种方法可以来激励教育进行职业培训，就是由政府来补贴，我认为这种方法并不可行，因为要求政府进一步增加教育的投资可能是无法实现的。
另一种方法就是开放人力资本市场，放开能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融资的资本市场，以便私人能进行人力资本的运作。开放市场的确会带来一定的风险，但是可以激励人们去获得更多的技能。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我们开放和使劳动市场自由化，那么一个人投资自己的教育获得的回 报率就会上升，如果达到20％至25％，他会乐意投资教育。如果教育融资的资本市场开放的话，这个人就更可能进行教育投资了。这种开放的劳务市场并不需要中央政府花费更多的精力，只需要重组劳务市场和融资教育的资本市场。赫克曼认为，开放劳务市场可能会带来不平等的风险，开放的劳务市场不一定就能遏制收入不平等的现象，但开放劳务市场并不是收入不平等的根本来源。在新的经济体制下，这种政策是正确的。
赫克曼说，开放的劳务市场对于解决收入分配不平衡可能起不了太大的作用，但是把投资从实物资本转向人力资本就可以很好地缓解这个矛盾。劳务市场公平开放、人力资本市场和贷款市场形成，减少人才流动限制，这些政策对中国目前的情况非常适合，因为这样可以形成比较自由的环境，易于吸收更多的内部资金来投资于人力资本。
以上是赫克曼教授在武汉大学EMBA讲坛上所作的关于中国人力资源问题的精彩演讲的主要内容。赫克曼通过三大论点，直言中国的教育投资问题，同时，他还向中国政府谏言献策，充分表现了一位世界级经济学家的高远的眼光和博大的胸怀。
精彩的演讲不知不觉就结束了，在这短短的一个半小时里，赫克曼教授给了我们宝贵的知识，同时，也启发我们去思考一些问题。下面，是我和我的同仁与赫克曼面对面时，针对他所讲授的有关内容，在不同的时间段里从不同的角度提出的几个问题，综述如下。
中国教育若另辟蹊径可能带动其经济快速增长
记者：赫克曼教授，您今天演讲中所用到的一些数据使我们吃惊，因为这些很有说服力的数据，有的我们在国内都无法看到。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您现在是中国政府的一位主管教育的高官，面对中国现状，面对机遇和挑战，您最应该做的是什么？
赫克曼：首先我回答你的关于数据的问题。获得关于中国的统计数据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但对我而言，获得这些数据可能比你们还容易一些。在中国的许多具体统计数据里面，存在着很多异议，曾经有人写论文为中国的GDP增长到底是百分之几而争论，但不管怎样，还是有很多统计数据是公开提供给大家的。你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使我感到遗憾。因为我觉得统计数据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人力资源投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其他国家也存在着这个问题，各国政府的能力都是有限的。但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别的国家的模式，比如说瑞典和法国，在这些国家里，可能接受正规高等教育的人数的比例并不是非常高，但是，在他们的劳务市场中却有很多形式各样的如同职业教育的机构，可以帮助那些没有能力上正规大学的人提供更多的选择，并让这些人和公司结成一种伙伴关系，让他们在工作中得到培训，得到进一步学习的机会。这可以降低学校对政府投资的需求。在中国现在的这种实际经济水平上，10％或11％的投入已经是比较高的了，当然在美国这个比例是30％，如果能让员工和公司结合起来，另辟蹊径，将会更迅速地加快经济的增长。
记者：您的演讲中为何特别强调加大对职工再教育的投入？这种投入的最大好处在哪里？
赫克曼：大部分研究文章表明，投入人力资本能提高工人的劳动技能，改进他们的工作效率，也就是说，可以形成一个有素质的工作队伍。我个人认为，它的第二个好处是在改善了劳动素质后，可以使我们的资源有更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我们可以去迎接在贸易和技术上的挑战，这一点对现在的中国，意义尤其重大。因为这个世界的变化非常之快，我们必须去创造新技术和应用技术。在过去的10年里，包括IT技术在内的新技术发展突飞猛进，我们需要一些资源对此做出反应。我们可以看看中国目前的现状，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均水平只有5％左右，文盲在中国的比例还比较高，这里面还包括了老人，他们是不可能改变的。即使排除这些老人，青年人中的文盲率同DECG国家比还是很高的，这对中国是很不利的。中国要进入世界经济强国，就要求中国拥有大量高素质的劳动队伍，提高这批劳动队伍的水平很有必要。
考评官员政绩应考察其在人力资本和教育上的投资
记者：中国地方政府似乎没有很大的积极性支持发展教育，因为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主要是经济指标，首要任务是招商引资，或是把城市形象搞好，而教育投入是一个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见效的行业，他们即使表现出对教育的重视，也是建造高楼或大学城，而对制度建设缺乏关注，也少见成效。您对此有何评价？
赫克曼：这个问题很好，非常重要。其实，这种问题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在美国，我们也发现形形色色的地方官员所关注的都是这些有形政绩，比如你说的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情况等等。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应该建立一种良好的官员责任制度。我们研究一下实物资本的回报率，在各个教育水平不同的地区所获得的回报率差异是很大的。通常在教育水平高、劳动力具备较高素质的地区，获得的回报率也很高。而且这个回报率是实实在在的证据。你可以通过这点在银行获得贷款，并作为一个政绩来考察。我觉得，关键要建立一种良好的官员制度。
我们在考评官员政绩的时候，不仅要考察这个地区在近期的经济表现，还要考察你对人力资本和教育的投资，考察你在今后20年或30年的经济发展情况，这样才能使地方官员有更多的激励因素来做这方面的投资。
另外，我们注意到，公司本身也是教育投资的一个重要来源。一直以来，我们都把目光局限在学校上，认为只有学校才会搞教育投资，事实上，公司本身也希望教育投资。因为接受教育投资的人可以为公司服务，带来更多的收益，所以，公司和家庭一样，都希望职工、孩子接受教育。我们应该创建更多的激励机制，为公司和学校的合作创造更好的条件。我们应该更多地依赖市场的力量，而不仅仅是政府。有了这样的思维方式，我们才能避免地方官员产生短视行为。
总之，我认为在衡量地方官员的政绩时，要考察他们的投资回报率，而不仅仅是他建了多少工厂和设施，只有这样，才能激励他们进行正确的投资。
记者：赫克曼教授，请问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您对中国的人力资本问题有了这样深入的研究？
赫克曼：两年前，我到重庆开一个关于西部城市资本市场的研讨会，我吃惊地发现，在中国，很大程度上，人们忽略了对人力资本的投入，也就是对人的投资。他们从外面进口了很多先进的机器，却缺少熟练操作这些机器的技术人员。我当时向重庆的政策制定者咨询了这方面的有关情况，提出了问题。后来我继续研究，收集这方面的数据，写成了关于中国人力资本问题的论文。
以上全部内容几乎都是关于中国人力资源问题的讨论，是关于赫克曼的专业的，属应用经济学范畴。为了让赫克曼先生轻松一些，我们就几个时事问题请他发表意见，我们把他请到了政治经济学领域。
赫克曼趣谈中美知识产权问题
记者：美国政府是否应该降低知识壁垒，你觉得是否夸大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否有种狭隘的思想在其中作祟？发达国家是否可以考虑对发展中国家多输出一些知识和技术？
赫克曼：你提的问题比较有趣，就是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当然我觉得在中国提这个问题也是比较有趣的，因为中国在这方面，可能全世界都知道，是不太尊重知识产权的。我还听说了很多案例，包括本田公司起诉中国一家汽车公司侵权案。
但是你还提到了另外的一层意思，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说某些重要的研究项目，或者一些技术性的产品，或者说关键性的产品的定价上，是不是要有所考虑。当然，一个公司去投 资研发新的产品，它应该获得回报来为它的下一步研发提供资金。但是我们另一方面又希望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看问题，某些关键性产品，对于像非洲等非常不发达的国家应该进行较低的定价，使更多人能够享受到这方面的利益。在这一点上，我丝毫不反对你的观点。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知识产权的摩擦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这是不是因为美国过度强调了知识产权的价值呢？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但是我认为，在专利方面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美国和欧洲都是希望能够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的，但是他们却很难保护自己的专利不被别人所模仿。比如说在二战之后，日本在这方面就做得特别精细，因为他们在不违反任何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模仿了美国的一些专利。中国在这一方面恐怕也已经赶上了。
罗伯特·巴罗
1944年，罗伯特·巴罗（RobertBarro）出生于美国纽约市，1965年，巴罗毕业于加州理工学院，获物理学学士学位；1970年，他以《通货膨胀、支付期与货币需求》一文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的哲学博士学位。罗伯特·巴罗与美国高层人物有着密切的接触，包括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美国财政部部长以及美国前任和现任总统等。他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1988年），美国国会预算局学术顾问委员会委员（1996年），美国经济学会副主席（1998年）。他还是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研究员、布鲁津斯研究所高级顾问。他获得过众多荣誉和奖项，包括著名的亚当·斯密奖。他的《宏观经济学》已再版5次，被译成6国文字，是许多国家宏观经济学的首选教材。罗伯特·巴罗还是《商业周刊》特约评论员和《华尔街日报》的长期撰稿人，现为哈佛大学格瓦纳经济学讲座教授，同时担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全文核心提示
美国对中国产品比如纺织品、家具等实行进口限制，将对美国经济不利。美国应该停止对中国出口低价格商品的抱怨
如果人民币汇率回归，实际上可以给人民币本身带来好处，即人民币因此会出现升值
解决中国低价格问题的方法一是让人民币升值，升值后，产品的价格就会高一些。第二种方法是直接提高国内物价水平
罗伯特·巴罗对中国未来10年的经济发展持乐观态度
中国的国债发行不存在任何问题，许多国家比中国发行国债的规模都要大，GDP的情况有的比中国差得多
股市问题：股票市场是一个经济市场的晴雨表
参加教堂活动人数的比例越高，经济增长越缓慢，这个趋势非常明显
总生育率越高，人口增长越快，而人均GDP增长越缓慢
中国的这种渐进式民主、自由化进程是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民主问题跟华人没有任何关系
国际著名经济学家巴罗评点中国经济
一、贸易问题
人民币价值低估使得中国能够向世界提供非常廉价的商品和服务，这是一件好事，是很有吸引力的，美国为什么要指责它呢？
罗伯特·巴罗认为，中美双方都应该提倡更多的自由贸易。他认为，现在的中美贸易关系在认识上已经陷入了一种误区。作为美方，中国把那么便宜的商品卖给美国，这对美国无疑是一件有利的事情，但是美国反而抱怨中国，觉得贸易顺差太大了。用中国人的话说，美国人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另外，作为中国，商品卖得那么便宜，中国完全可以不卖那么便宜，完全可以多赚点。但是，却被美国指责为有“倾销”的嫌疑。罗伯特·巴罗认为中美双方的认识都是不对的。对美方而言，它们获得了很大的利益；对中国来讲，中国吃了很大的亏。所以他认为中美贸易应该放归“自由贸易”。
罗伯特·巴罗在给美国政府的一个政策建议里有这样一段文字：“美国当局还没有积极地主张自由贸易，但幸运的是，美国已经放弃了钢铁关税，并在WTO上作了抨击。如果美国在农业方面的贸易实行那些发展中国家所期望的更加自由化的政策，应该给美国带来好处。美国应该放弃对农业的补贴和保护。对中国产品比如纺织品以及现在对家具等实行进口限制，将对美国经济不利。美国应该停止对中国出口低价格商品的抱怨。假如真的实行自由贸易会是怎样的结果呢？中国或许应该实现人民币升值，以便为自己的出口商品获取更有利的贸易条件。那么，美国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