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分析，我认为，腐败对于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了以下三个方面的负面冲击：其一，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统计表明，中国1.3%的家庭控制了31.5%的总资产，10%的人口控制了总资产的60%，与此鲜明对比的是，44%的处于低收入的家庭仅持有社会总财富的4%。根据2004年全国５万户城镇住户抽样调查结果，最高10％收入组与最低10％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高达9.5：1。中国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的基尼系数分别高达0.414和0.6以上，大大超过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腐败是加剧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二，加剧了地下经济活动。在中国，以投机、逃税、走私、贩毒、洗钱、生产制售假冒伪劣产品、侵权行为、高利贷、未注册登记的经营活动为代表的地下经济，已经占GDP的15%以上，如果考虑到其中的权钱交易，则占GDP的20%。同时由于官方控制导致了资本品、利率和汇率的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由此导致的“寻租性收入”估计占目前国民收入的1/3之多。其三，直接冲击了政府的宏观经济干预能力。近年来，中国政府总收入占GDP的比例约为15%左右，但是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仅为5%～6%，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10%的平均水平。据权威调查，仅1999年上半年中央政府收入中就有1/5流失或挪作他用，其数额超过了上年度发行的基础设施特别国债的总量1000亿元。地方政府普遍存在通过“预算外资金”而过度筹集资金和挪用资金现象。规模巨大而又高度集中的隐蔽收入的存在，影响了公共干预的方式和能力。
二、在既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下，腐败的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以致腐败成了一种合乎经济理性的行为记者：您多次讲到腐败行为不符合社会理性，或者直接危害社会公正、社会利益，但是却合乎个人的“经济理性”。你认为我们认识腐败行为的切入点是什么？
邹薇：腐败是一个涉及诸多领域的制度现象，同时也是一个特殊的经济现象。参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关于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其实腐败行为也适合于经济学的规范分析，我们可以通过经济学分析来把握腐败行为的根源和机制，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根据经济学原理，当某人从事腐败活动的效用（收益）超过他把时间及其他资源用于从事其他活动所能带来的效用（收益）时，他就会选择从事腐败活动。这就是说，某些官员因腐败而犯罪，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基本动机与别人有什么不同；某些国家之所以腐败泛滥，也不是由于这些国家的国民喜好此道，而是由于在既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下，腐败的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以致腐败成了一种合乎经济理性的行为。
记者：请您从经济学的角度谈谈，腐败的私人成本和私人收益、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是怎么回事？
邹薇：人们在从事政治或经济活动时，都要考虑到其私人所能得到的效用。这个效用不仅包括他们从当前职业上既得的各种有形的经济利益和无形的精神满足（如政治地位、学术研究或文艺创作都能带来精神愉悦），还包括各种预期利益的贴现值，如利润分成、权力、晋级加薪、提升职位的预期等。如果政治市场和经济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则没有任何外在性。因为每个人若是从事正当合法的活动，就能得到全部市场利益，而若是他从事腐败活动，他也必须承担全部市场成本。在这种情形下，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是一致的，遵纪守法、履行职责能够带来既得的与预期的职位报酬，相反的，腐败贪污一旦查处，就会由当事人承担全部成本，即使侥幸没有被查处，当事人也不可能从中得到任何额外好处。因此，理性的选择是正当合法地执行公职。
但是在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并非完全竞争，或者在阶层式的行政与经济组织中存在委托 代理关系时，每个人即使恪尽职守，清廉奉公，也得不到由此带来的全部收益；反过来，即使他贪污腐败，也不会承担由此造成的全部损失，即每个人在公职上的行为的私人成本与收益可能大大偏离社会成本与收益。然而，从经济理性出发，每个人决策的依据只是私人成本与收益的比较。一项行为即使可能提高社会收益，只要其私人成本超过私人收益，也就不会有人愿意尝试；而另一些行为尽管可能危害社会利益，只要其私人收益足以超过私人成本，就总会有人哪怕冒风险也愿意去做。腐败行为就是在这种逻辑下作出的一种选择。
记者：您能否结合中国的情况作一些具体分析呢？
邹薇：在我国，市场体系发育不全，竞争不完全，法制规范不健全，行政管理体制存在许多漏洞，以致腐败很容易成为个人理性选择的目标。
在成本方面，首先是腐败的机会几乎无处不在，人们不需要位居要职，只要拥有任何一个稍有权力的公职，就可以把它变成腐败租金的来源。腐败活动大至滥用权力，挪用公款，虚报账目，转移资金，行贿受贿，非法征税，擅自出售合同、许可证、专利权、执照和公共财产，小至不履行职责，擅离职守，滥用公车、文具、津贴和公用住房，乱罚款乱收费，滥用邮资和电话电报电传等。这表明，腐败者即使被查处，还可以轻易地找到另外的有腐败机会的新职位，进行新的腐败活动。其次是一些公职人员出于对收入差距的不满而试图从公职所赋予的权力上“创造出”更多的收入来，并且越是位高权重的人越有可能得到高的薪金外收入，他们的行为又给其他公职人员产生一种示范效应，以致各个层次的公职人员“雁过拔毛”，由职位权力所可能得到的有形的与无形的收入或好处，已成为人们争取公职的一种预期收益了。最后，由于腐败活动已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次，以至于一些腐败行为已被视为公务范围内的合理合法行为而得到了默许和认可。许多人行贿，给各种名目的好处费，只是为了要公职人员做他们分内的事。坚持拒绝收取贿赂，不白吃白占白拿的官员和公务员不多，而且他们甚至得不到同事和社会的理解。这表明，社会中正规与非正规规则对于腐败行为是相当“宽容”的。以上各方面的共同结果是，腐败行为的经济与非经济成本很低。
在收益方面，一则腐败可能带来的私人收益是相当高的。腐败者能够排他性地享受其权力所带来的收益，权力越大，权力独享性越强，则垄断收益也越高。二则腐败被发现、惩处的概率不高。政府机构臃肿，人员庞杂，多头管理现象严重，对官员行为的鉴别、监督不严格，许多数额巨大、涉嫌人员众多的大案、要案都拖延很久，难以得到披露与查处，腐败行为的存在具有了许多隐匿和逃脱的可能性。这些俱已表明，腐败的实际发现概率很小。
综上所述，在我国，基于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等多种原因，腐败活动的私人成本相对很低，而腐败的私人预期收益却相对很高。在个人理性选择中，腐败好像是一本万利、甚至无本万利地积累财富的途径，这就是在一段时期中，何以腐败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的经济学逻辑所在。
三、腐败的社会成本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而且还体现在政治、社会、文化、道德等诸方面
记者：从腐败的官员个人来看，在一定条件下，腐败有很大的实惠，却没有太大风险的事情。那么从社会来看，如果大家都这样看问题、做事情，会怎样呢？
邹薇：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也就是我要谈到的腐败的社会成本与社会收益。腐败活动是以政治与经济市场不完全性为前提而产生的，腐败活动带来大量的外部性，使得这些活动的私人成本收益与社会成本收益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事实上，腐败的社会成本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而且还体现在政治、社会、文化、道德等诸方面。
先看一下腐败的经济成本。大量事实说明，腐败会严重妨碍或误导经济发展，使之偏离社会最优方向，达不到应有的水平。这是因为：其一，腐败活动侵吞与虚耗了巨额资金，人为加 剧了资金短缺状况，大量赃款外逃，阻碍和破坏了物质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其二，腐败具有很大的“传染性”，尤其是在高层腐败已为人所知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惩治时，人们会形成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并且自觉不自觉地把努力的方向也转向通过寻租和腐败活动而致富，这就造成了生产活动所能支配的人力资源量日益萎缩。其三，许多企业家提出的创新建议得不到支持，要么拖延时间以致企业家贻误时机，要么人为设置障碍，使创新计划得不到实现，结果创新积极性受到了挫伤。由此，腐败不仅给经济生活带来了很大的直接成本，还造成了更为庞大的间接成本。
不妨举一个简化了的数字例证，但是能够说明一些问题的端倪：假设一个国家可以进口红色或绿色的汽车，这两种汽车的到岸价格都是5。假定消费者总共需要10辆汽车，每辆红车对消费者的价值为15，而绿车的价值为10。在自由竞争市场上，该国会以5元的价格进口10辆红车，结果消费者享有的消费者剩余（注：在经济学中，采用“消费者剩余”来表示“社会福利”的大小）为10（15－5）＝100。
如果该国政府设立关税，对每辆进口车征收10元关税，则进口的仍是10辆红车，只是消费者剩余消失了，政府得到100元的收益。在这种情形下，税收并没有导致效率损失，只不过在消费者和政府之间进行了一次收益的再分配，即消费者的好处变成了政府的税收。
相反的，再假定贸易部门的官员试图把官方的税收收益变成私人的贿赂收益，则他会看到，若在红车的进口上收取贿赂，被察觉的风险是很大的，于是他会设法以绿车的进口来替代红车。
一个做法是禁止红车的进口，并向每辆进口的绿车收取5元的贿赂，这样在均衡时，进口的10辆全是绿车，消费者收益还是降低到0，政府没有收到税收，而官员的私人贿赂收益为10×5＝50元。实际上，官员为了保住其官职，防止被察觉、被惩罚，还要耗费更多的社会资源。
记者：是不是可以说，腐败对人们的观念信念的影响或动摇，也是一种社会成本？
邹薇：一点也不假。还要指出的就是腐败的社会文化道德成本。从长期看，社会的道德水准和公职人员的道德水准是十分重要的因素，而道德防线的崩溃或突破往往就是腐败的开始。
腐败活动降低了公职人员的公共责任心、社会义务感和道德标准，排斥权力运行和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公平和正义原则，而这会使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面临每况愈下的危险。受到腐败盛行的影响，人们的交往日益金钱化和利欲化，朴实的人间情感日益淡漠，理想主义信念丧失，传统伦理价值观又被腐败所侵蚀。结果，文化道德观念一旦堕落，就会迅速蔓延，往往要花相当多的时间和代价才可能重建道德规范，这个成本是难以估计的。
除此之外，腐败还会造成间接的社会成本。通常地，腐败越严重，社会为了鉴别、监督、定罪、惩罚等所需投入的资源量越大，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有限的、可用于经济发展的资源也是一种扣除或损耗。
可见，腐败对于私人是有利可图的，并且收益丰厚，但对于社会则是破坏性的，原因是私人把腐败活动的风险和成本转嫁给了社会。这就造成了腐败越多，则社会越难以治理，社会损失越大；反过来，社会越难以惩治腐败，腐败也就越猖獗的恶性状况。
四、许多官员在
59岁时的利益具有巨大的价值，他们可能会不惜代价地利用最后的腐败机会记者：像这样的具体细致分析腐败的产生机制的模式是不是很多？它们能够为政策制定者所采用吗？
邹薇：
20世纪90年代随着现代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迅速发展，许多经济学家在经济增长的动态过程中，考虑腐败对一个国家的动态长期影响。我们也尝试着建立了一些这样的动态模式，发现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研究结果。
例如，研究表明，那些具有较高的时间贴现率（即把现在的利益看得更重）的人更有可能从事腐败活动。这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为什么会出现所谓的“59岁现象”，因为许多官员在59岁时的利益具有巨大的价值，他们可能会不惜代价地利用最后的腐败机会。
又如研究表明，采用及时而准确的惩罚比采用制定得很严厉而执行得却很松散的惩罚，更能制止腐败行为。贝克尔曾指出，如果是这样的话，说明腐败者都是风险喜好者。但是这种认识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许多国家，腐败行为十分普遍，腐败者不能以风险喜好者笼统概括。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问题，戴维斯等人进行了贝克尔提出的试验，假设用腐败被查处的概率的提高来“补偿”罚款额的同比例下降，以保持腐败的预期总收益不变。结果尽管腐败的预期收益没有变，但是腐败行为的价值却下降了。从中可见，要有效地遏制腐败，与其说提高惩罚的强度，不如切实提高查处腐败行为的概率。
我们采用这些经济学模式还可以分析罚款及刑事处罚的效力，分析腐败行为的机会成本，还可以在模式中加入腐败者对政府执法机构的效用函数的认识，以便进一步分析腐败者与政府执法机构之间的“博弈”。我们还可以在模式中考察执法不力或延误对腐败蔓延的影响；分析文化、道德、伦理、社会习俗等长期形成的制度框架，以及在转型期中制度的变迁对于腐败行为的机会成本、惩罚强度和力度、惩罚后的收益能力等方面的影响等等。我认为，这些结论都可以对政策制定部门、司法和执法部门提供一些有益的认识，或者为制定政策提供一些理论依据。
五、腐败越来越呈现出频繁和有规则发生的、有组织的、甚至制度化的一种“社会腐败网络”
记者：在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腐败问题似乎引起了更多的来自理论界的关注，也成为广大民众经常讨论的话题之一。您认为，腐败在现代出现了什么新特征？
邹薇：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到世界范围内，小到中国经济各领域中，腐败都出现了一系列的新特征、新问题，迫切要求针对经济发展进程中的腐败问题展开更深层次的研究。
国内外既有的关于腐败的研究主要考虑的是具有局部性、偶然性的、非组织化的市场腐败，却没有看到，在现实中腐败越来越呈现出频繁和有规则发生的、有组织的、甚至制度化的一种“社会腐败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