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斯：中国的经济和中国人越来越走向世界，经济活动和产品运用了国际标准。就拿经济研究来说，越来越多的人学习现代的经济学，武汉大学有很多学生到美国留学，他们的表现都非常好。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的经济学教学完全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教学体系，采用英文教材，直接与国际接轨。短短几年当中(1998～2003年)，它们就向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耶鲁大学、西北大学、明尼苏达大学、纽约大学、康乃尔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布朗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输送出了50多名学生到那里攻读博士学位。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研究也越来越与世界接轨了。就像晓冬、志华（指朱晓冬，多伦多大学经济学教授；阮志华，香港大学经济学副教授，他们都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Lucas教授的学生）来到我所在的学校学习，还有恒甫（指邹恒甫教授，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那时候，中国刚刚改革开放。
中国的经济正在融入世界的经济之中，中国的经济也正在影响着世界的经济，而今后，中国的经济还将在世界的经济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三、补充两个有趣的故事
天才的卢卡斯是一个能够从细节中解开难题的大师。关于这一点，卢卡斯说，对于研究经济发展的学者来讲，面临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是：贫困社会，通常得不到它的国民生产的数据，尤其是100年前、200年前甚至更早时期的经济数据，但卢卡斯却从一个细节中解开了这一难题。
卢卡斯谈道：在他公寓的前厅中挂着一幅农业劳作的油画，这是他的一个韩国学生送的。
画面中，一位农夫正赶着耕牛犁田，果树开满了花，远方群山连绵起伏，整幅画弥漫着宁静的气氛。从这幅画中，经济学家能得到不少信息。
“我们不难估计这位农夫的收入，因为我们知道一位农夫和一头耕牛能照料多少土地。这些土地能种植多少作物，小小的果园能产出多少果实，以及能够按1985年的美元价格折算所有产出价值几何。农夫的收入约为2000美元。此外我们知道，几十年前，几乎所有的韩国劳动力 （超过90％）都从事农业生产，所以2000美元这一数字——农夫、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人均500美元——非常接近整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虽然我们没有韩国100年前国民生产和收入的精确数字，但我们照样能比较准确地估计出当时普遍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卢卡斯在1997完成的《工业革命：过去与未来》里的细节的力量。
卢卡斯由于“理性预期”宏观经济理论方面的成就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然而他本人却未能“理性预期”自己能够获得这一奖项，反而是他的前妻丽塔·科恩预期到了这一点。有关他的一个轶闻，通常被冠以“卢卡斯的女巫前妻”这样的题目。
卢卡斯与丽塔于1982年分居，1989年正式办理离婚手续。当他1989年与丽塔协商他们的离婚协议时，丽塔认为丈夫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极大，以致让她的律师在离婚协议上加进一条规定：若在1995年10月31日以前获奖，“妻子将分得诺贝尔奖奖金的50％”。卢卡斯心想：
“获诺贝尔奖？这不是开玩笑吗？”他因而漫不经心地答应了丽塔的要求。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数年，在1995年10月10日这天，竟然真的传来了卢卡斯获奖的消息——离丽塔约定的最后期限只差20来天。卢卡斯不得不按离婚合同分给丽塔一半奖金——税后30万美元。卢卡斯后悔不已，认为丽塔简直是一个女巫。
卢卡斯后来说，如果当初不加上那个本应全力抵制的条款，他也许不会这么快就获奖。“她得到了整栋房子”。但他又说，“得到一半奖金总比什么都没有强。”他把这笔奖金放进了养老金账户，并且对此或多或少地淡忘了。
前不久，记者在采访另一位国际经济学大师、卢卡斯以前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和朋友的罗伯特·巴罗(RobertBarro)教授时，巴罗为我证实了这个故事。巴罗说，在1995年10月10日深夜，他听到卢卡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消息后，马上打通了卢卡斯家里的电话，他要祝贺卢卡斯。从电话那头传来的却是丽塔的声音。丽塔告诉巴罗，她和卢卡斯早就离婚了。但巴罗还是把卢卡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消息告诉了丽塔。巴罗说，他明显感觉到丽塔很激动，丽塔反复询问巴罗这个消息是否属实。当巴罗告诉了她消息的来源后，丽塔在电话里兴奋地惊叫起来。巴罗当时不明白，为什么丽塔与卢卡斯离了婚，丽塔还会那么高兴呢？当然，后来巴罗知道了全部答案。
四、关于卢卡斯的一点背景资料
卢卡斯的经济学学术生涯充满了传奇色彩。由于他在高中时代就熟练掌握了微积分，并能够用数学方法帮助父亲解决工程设计问题，所以他曾经梦想成为一名工程师。然而，在大学里他开始厌倦数学课程，相反，他对当时芝加哥大学开设的历史课程产生了浓厚兴趣。他梦想成为一名历史学家，并在古代历史学方面有所建树。在芝加哥大学学习历史学的过程中，著名的历史学家亨利·皮朗(HenriPirenne)的学术观点深深地影响了他，这位比利时学者论述罗马帝国的覆灭时，着重分析了经济生活的连续性如何面对来自主体政治行为的干扰，主张将注意力从对封建郡主行为的分析转移到对市民个人经济行为的分析上来。
卢卡斯十分欣赏这样的分析方法。为了掌握这套方法，学会对个人经济行为的分析，卢卡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念历史学研究生期间选学了若干门经济史课程，并旁听了几门经济理论课程。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卢卡斯深深地迷恋上了他后来为之奋斗一生的经济学。随后的一个夏天，卢卡斯通过阅读保罗·萨缪尔森(PaulSamuelson)所写的、被誉为“战后最重要的经济学着作”：《经济分析基础》，最终跨入了经济学的大门。
1964年，卢卡斯在芝加哥大学获经济学哲学博士学位后，随即前往卡耐基·梅隆大学任教。
在此期间，他完成了最有影响的论文之一——《预期与货币中性》。1975年，当卢卡斯重回芝加哥大学任经济系教授时，他已基本构建了自己的理论框架，并于1976年写出了他的另外一篇重要论文——《经济计量政策的演化：一个批判》。这两篇论文在卢卡斯获诺贝尔奖时，多次被瑞典皇家科学院所引用。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卢卡斯是对宏观经济研究产生最大影响的社会科学家。其对宏观经济研究的主要课题在于总产量、就业以及通货膨胀的起伏波动。他倡导和发展了理性预期与宏观经济学研究的运用理论，成为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经济学家之一。他深化了人们对经济政策的理解，使人们更理性地认识到经济政策的效用范围，而且，卢卡斯还提出了更加可靠的方法来衡量经济政策改变的效果。战后大约30年里，凯恩斯经济学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正统经济学。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国家经济普遍陷入“滞胀”困境之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便失灵了。凯恩斯经济学危机的出现，为凯恩斯学派以外的其他经济学派的兴起提供了契机，其中包括理性预期学派，卢卡斯就是其代表经济学家之一。
在卢卡斯众多学术成果之中，影响最大的非“理性预期假说”莫属。这个学派本来是芝加哥大学一个保守学派（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分支，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迅速崛起，已经发展成为颇有影响的学派。所谓理性预期，是指各经济主体在做出经济决策之前，会根据掌握的各种信息对与当前决策有关的经济变量的未来值进行预测。这种预期影响经济中所有参与者的行为，并对经济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约翰·穆斯（JohnMuth）1961年在一篇题为《理性预期和价格变动理论》的文章中，最早提出了“理性预期”的概念。卢卡斯对理性预期假说进行了深化，并把它作为工具分析了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问题，提出著名的“卢卡斯批判”——在个人和企业进行理性预期条件下，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无效。这一观点对奉行国家干预政策的凯恩斯主义给予了沉重的打击，也被称为是理性预期革命。
在理性预期假设的基础上，卢卡斯对宏观经济学进行了全方位的颠覆和重建。对社会总需求、社会总供给、货币、通货膨胀、经济周期等重要的宏观经济概念重新定义。比如在货币理论方面，卢卡斯提出了货币中性理论。按照其定义，即一切经济活动都是根据理性预期进行的，货币数量的增加和减少，不影响实际的经济变量。系统的货币活动，仅仅影响诸如价格水平、通货膨胀率等名义变量。货币的中性，使得政府的货币活动和财政活动失效，实际的经济变量，只由经济中的实际因素（技术条件、人力资本等）决定。
卢卡斯的另一个重要批判是针对著名的菲利浦斯曲线的。以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浦命名的菲利浦斯曲线描述了通货膨胀与就业之间的正向关系。然而，在1970年的研究分析中，卢卡斯运用理性预期的理论观点和特有的分析方法，否定了菲利浦斯曲线的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互替关系，证明伴随通货膨胀的提高，就业并不会一直上升。根据卢卡斯的分析，如果人们的预期会有更高的通货膨胀率，那么菲利浦斯曲线将不会保持稳定。他的研究不仅停留在学术理论上，在现实中同样证实了他的观点。上世纪70年代，许多国家的政府和中央银行为了达到高就业水平，任由通货膨胀上升。结果与卢卡斯预期的一样，就业并没有持续增长，菲利浦斯曲线改变了方向。卢卡斯的研究达成了两个重要的政策结论。第一：高通胀不会给社会带来持续的利益，相反，只会带来持续的恶化。直至今日，这种认识已经被广泛接受而且成为各国货币政策的基础；第二：高失业率只能通过扩张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解决。
卢卡斯另一个理论依据是“中性货币”理论。在卢卡斯1970年完成、1972年发表的《预期和货币中性》这篇文章中，这个理论得到很好的阐述。这篇文章是他的代表作，货币中性是他获得诺贝尔奖的演讲主题之一。该理论认为联邦准备当局的货币行为不能控制实际利率，也不能从根本上影响实际的经济变量
对所有从事经济研究的人而言，卢卡斯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巅峰。他通过上世纪60年代到 70年代的一系列论文，直接冲击了长期占据主流的凯恩斯经济学，甚至被人认为是一场颠覆性的革命，一场标志着凯恩斯学派终结和理性预期学派诞生的革命。也正是这一系列的论文，使卢卡斯在1995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颁奖词，至今看起来依然如此动人心魄：“卢卡斯提出的理性预期假说，改造了宏观经济分析和深化了我们对经济政策的理解。卢卡斯已经使得直到70年代为止所发表的大多数经济理论站不住脚了。他也是自那时以来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
罗伯特·卢卡斯在1995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后，我国的一些著名大学一直希望他来进行学术交流，更希望他成为自己学校的名誉教授。但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成行。这次卢卡斯访华，直奔武汉大学，在武汉大学举行了两场学术演讲，并欣然从武汉大学校长刘经南手中接受了该校授予的名誉教授证书。
罗伯特·蒙代尔
蒙代尔是加拿大人，现为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
1956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据说，他的博士指导委员会里面包括了3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1965年，他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人员。
1966年开始到芝加哥大学当教师。他是欧洲建立统一货币起草报告创始人顾问之一，现在他还是国际货币改革会议的主席。他还获得过法国参议院的奖章。他是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蒙代尔有“欧元之父”、“伟大的先行者和预言家”和“疯子经济学家”之称。
罗伯特·蒙代尔（RobertA.Munclell）在欧洲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是推动欧元产生的经济学家，被人们尊称“欧元之父”，他也是199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近年来，在关于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上，由于蒙代尔坚定地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支持中国，坚决反对逼迫人民币升值说，蒙代尔的名字为广大的中国人所熟悉。
本文核心提示
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贡献极大
世界经济格局存在变数，美国经济“一国独大”的局面不可能持续下去
重申人民币升值不会有赢家，只会有输家
蒙代尔坦言中国经济存在几个突出问题
蒙代尔说美国经济不可能长期“一国独大”
11月28日下午，在媒体不知晓的情况下，蒙代尔突然出现在武汉大学的讲坛上。
他是应武汉大学EMBA高级研究中心之邀，来华进行学术交流的。这次讲座格外特别，可容纳300多人的会场，坐满了武汉大学EMBA学员，还有一些被特别邀请来的听众，该校的其他学生没有机会聆听这个演讲。这位71岁高龄的老人，几乎没有休息地连续演讲了一个半小时。演讲结束后，记者就目前大家最关心的经济热点问题，对蒙代尔教授进行了独家采访。
一、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贡献极大
记者：蒙代尔教授，你怎样看待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蒙代尔：我多次来中国，包括这次在内，可能有十二三次了。近年来，我连续五次来到中国，我很多的时间都是在中国度过的。因此，我对中国的经济有了很多的了解，也对它作过深入的研究。
谈到中国经济，我有很多话要说。中国经济已融入世界经济的整体之中，中国的经济对世界经济贡献极大。在最近几年的全球经济衰退中，中国经济是惟一健康的经济体。中国进口大幅度增加，相比之下，西方7国进口额则大幅减少，正因为中国的大幅度进口，减缓了全球的经济衰退。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这几年的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尤其对处于落后国家的经济有好处，它避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滑向更坏的境地。
中国现在正成为一个世界的大工厂，因为现在大家公认中国有很优秀的劳动力。过去中国所缺乏的是一流的技术和市场，但是随着外资的进入，中国获得资本投资。原来外国资本家不愿意来中国，现在不同了，美国的愿意来，日本的愿意来，韩国的也愿意来，他们希望分享中国今后可能取得的成果。中国给发达国家的资本以前所未有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