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是防止增加新的呆坏账，为达到这个目的你们必须做两件事情：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一是引入竞争性的私有银行，二是建立独立的银行监管机构。不能让政府干涉银行的运营，你们可以拥有公有银行，但政府不应该直接参与银行的经营。
七、提高资本充足率对中国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记者：中国的利率和资本充足率是否有一些问题，中国的资本充足率曾是3%，现在增长到了6%，但仍低于8%，您对中国的利率政策和资本充足率有什么看法？
罗歇：利率方面的问题你指的是什么？
记者：现在我们有很低的利率，政府仍然没有调高利率，您对此问题的看法是怎样的？
罗歇：我不认为利率应该太低，因为那样会有一个过快增长带来的危机风险。资产价格不应该增长太快，你们必须小心，你们必须保持一个稳定的增长率。（记者说明：在这个采访结束后不到一周的时间内，中国央行10月28日宣布从10月29日起将一年期贷款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由现行5.31%上调到5.58%，一年期存款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由现行1.98%上调到2.25%，中长期存款利率调幅大于短期。） 记者：但是，中国的问题是有很低的利率，但价格依然没有增长。居民依然大量储蓄。
罗歇：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在资本充足率上做了很多工作，我对第二个问题了解得更多。我认为提高资本充足率对中国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种方法是鼓励私有部门投资于银行资本，也就是说可以把国有银行的55%归政府所有，45%归私人所有。这是吸引私有资本增加资本充足率的好方法。中国也可以和跨国公司合作，将跨国资本投入到银行业，但你们必须先控制银行，不能使它立刻完全私有化。我不同意迅速将银行完全私有化，这需要时间，不要太快了。
八、西方银行进入中国市场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他们不知道在中国如何运作
记者：罗歇教授，据你所知，西方银行家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态度是怎样的？您认为中国银行同西方银行合作的最佳方式是什么？
罗歇：说实话我了解得并不是很多。但我的印象是西方银行进入中国市场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他们不知道在中国如何运作。
我想，他们参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好的办法是和中国的银行建立伙伴关系。其中一种办法是让中国政府和西方的大银行建立合作关系。中国政府可以准备建立一部分由政府出资，一部分由国外出资的合资银行，国内外的专家可以相互合作。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从中学到现代金融风险管理的技术。我在北京泰康人寿给一些经理人教授风险管理课程时，我感觉得到他们很急切地想了解西方现代的风险管理方法。另一方面，西方银行如果没有了解（国内）运作情况的中国人的帮助，是不可能在中国获得成功的。
记者：您认为外资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机会究竟有多大？
罗歇：有机会，但你们必须谨慎，不能过分依赖外国资本。你们可以从中学到外国的风险管理技术，但你们并不是单纯的需要外国资本，你们真正需要的是国外的经验。
记者：对于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的问题，您持什么态度？
罗歇：我想，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不知道。
九、中国需要银行有足够的资本，并且是私有资本而不是政府资本，应该鼓励私有银行的发展记者：中国银行在发展进程中，今后最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罗歇：第一，增长率要稳定，但不能太高。过去的例子表明增长过快会带来一些不良的影响，例如泡沫。我们鼓励银行资本的稳定增长，但不要太快。第二是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提高，你们需要银行有足够的资本，并且是私有资本而不是政府资本，应该鼓励私有银行的发展。再一个就是维持公众对银行的信心，你们需要公众的储蓄对经济的支持，如果公众对银行不信任就会产生问题。你们必须保证银行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这就是为什么说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银行监管组织是十分必要的。
采访结束时，我请罗歇为人民网读者题词，他竟然像一个面临考试的学生，俯身桌前，握笔沉思良久，几次望着我微笑，好像在说：
WhatshouldIwritenow？罗歇教授在一张16开洁白的纸上写下了带有法国意味的饱含祝福的题词：
IwishgoodlucktotheChinesepeopleintheirfantasticmovementtowardsgreaterachievementsandespeciallygreaterhappiness！
译文：中国人民在取得更伟大的成就和通往令人惊异的幸福征途，我祝愿他们有最美好的运程！
凯瑟琳·萧（KathrynL.Shaw）凯瑟琳·萧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院ErnestC.Arbuckle讲席教授，美国大学中不多见的年轻有为、并且颇具影响力的女性讲席教授，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任期间，她曾是克林顿政府的经济（人力资源）顾问。凯瑟琳·萧教授于1976年获得美国Occidental学院学士学位，1981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2002至2003年曾经在卡耐基·梅隆大学商学院担任福特首席杰出研究员、经济学教授，2003年起，加盟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并担任讲席教授。
她主要着述有：《超越激励性的报酬：内部人对于互补性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评估》，《经济展望杂志》，2003年。《在高参与度环境下与传统工作环境下的社会资本和组织变迁》，《经济与管理战略杂志》，2002年。《人力资源体系对于生产率的影响：美国与日本工厂的国际比较》，《管理科学》，1999年。《特许合同的动态研究：来自面版数据的事实》，《政治经济学杂志》，1999年。《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于生产率的影响》，《美国经济评论》，1997年。她在美国坦福大学商学院主要为EMBA、MBA学生讲授人力资源管理战略和激励与生产率等方面的课程。
本文核心提示
我对激励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最为感兴趣，这包括在一个公司里如何筛选最合适的员工，以什么方式培训他们，什么样的团队是最好的团队
经济学研究对数学的要求很高，尽管女性在数学方面具有同样的天赋，但很多女性在早期的学习中对数学的兴趣不大
其间我主要的任务是向白宫提供经济政策方面的建议。这包括收集并分析有关经济发展的信息，并确定这些信息所代表的趋势会给经济带来何种影响
我们在进行理论研究时，应该实现这些理论是要被用于实践的
美国经济繁荣的因素和中国经济繁荣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我们有相互借鉴的必要
对话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经济顾问凯瑟琳·萧年初夏，在著名经济学家邹恒甫的引见之下，记者在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见到了这位来自著名的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女性教授。凯瑟琳·萧给人的第一印象更像一位舞蹈演员，高挑的个子，她有着很好的身材和长相，言谈举止，温文尔雅。在一所著名的大学，在几乎被男性“统治”的经济学界，能遇见到这样的一位美女教授，一位在国际上都有着影响力的女性经济学家，这一定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下面，是记者与凯瑟琳·萧（以下简称萧）的对话，这个对话涉及到她个人对中国经济尤其是人力资源问题的看法、涉及到她对经济学理论在政府实际工作中的运用的理解以及作为一个女性经济学家对中国女性经济学者建议等问题。对话是在极为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进行的。
一、我对激励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最为感兴趣，这包括在一个公司里如何筛选最合适的员工，以什么方式培训他们，什么样的团队是最好的团队记者：凯瑟琳·萧教授，您好，首先我真诚地欢迎您来到中国，来到武汉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同时我也十分感谢您能接受我的采访。
萧：谢谢！我非常荣幸。
记者：在开始我们的谈话之前，我们的读者应该对您有一个基础性的了解。我很想让读者知道您这样一位稀缺的女性经济学家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些什么，请您介绍一下您的研究方向和在这个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
萧：当然可以。我现在主要研究的是人力资源方面的问题，而我对激励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最感兴趣，这包括在一个公司里如何筛选最合适的员工，以什么方式培训他们，什么样的团队是最好的团队，如何制定薪酬策略，如何调整人员的周转率等。
二、经济学研究对数学的要求很高，尽管女性在数学方面具有同样的天赋，但很多女性在早期的学习中对数学的兴趣不大
记者：众所周知，经济学是一个被男性统治的学科。在中国乃至全世界，我们发现，女性经济学家少之又少，尤其像您这样在自己的领域里取得卓越成就的就更是凤毛麟角了。我请您为我们介绍几位在美国杰出的女性经济学者。
萧：我可以向您介绍几位。比如ClaudiaGoldin，她在哈佛大学工作，主要研究方向是经济史和劳动经济学。
MarianneBertrand，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她的研究方向是近年来热门的行为经济学。FranBlau，康奈尔大学教授，其领域是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角色。
NancyStokey，芝加哥大学教授，RobertLucas的妻子，她的研究领域是博弈论。
SusanAthey，斯坦福大学教授，同样是博弈论方面的专家。
NancyRose，MIT经济学教授，NBER产业组织项目主任。她们都是一流的经济学者。当然，在美国还有其他很多出色的女性经济学家。
记者：您作为一个站在国际前沿的女性经济学家，您对中国的女性经济学者有些什么好的建议吗？
萧：我认为女性在经济学方面同样可以和男性做得一样好。但她们面临的难题是必须很好地处理好家庭和工作的关系。而作为大学教授她们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她们会面对长时间的高压力工作。作为女性，在美国取得终身教授的职位是十分艰难的。其他的困难当然还包括旅行 （笑）。我不认为在这方面经济学领域是一种特殊情况。当然经济学研究对数学的要求很高，尽管女性在数学方面具有同样的天赋，但很多女性在早期的学习中对数学的兴趣不大，而这对她们将来在经济学方面的成就会有很大影响。我想这种现象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你们中国，应该都是这样的。
三、其间我主要的任务是向白宫提供经济政策方面的建议。这包括收集并分析有关经济发展的信息，并确定这些信息所代表的趋势会给经济带来何种影响
记者：我从您的履历上得知您曾经是美国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一员，这段经历对您一定是有意义的，您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段经历吗？
萧：好的。我从2000年5月正式成为美国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一员。其间我主要的任务是向白宫提供经济政策方面的建议。这包括收集并分析有关经济发展的信息，并确定这些信息所代表的趋势会给经济带来何种影响，然后向白宫提供相关的建议。当然，我的工作还包括为总统准备政府经济报告。
记者：那您能否向我们谈谈这段经历对您人生的影响？这个工作是否为您后来的发展带来了益处？
萧：对我而言，这段经历非常有趣，因为我从中亲身体会到了经济理论是如何影响一个政府的经济政策的。以前作为一个研究人员，我并不知道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会这么大。我在美国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工作的具体方向主要集中在美国的教育和社会保障方面，这是一项非常有价值的工作。另一方面，这个有趣的工作经历让我感兴趣的是，我知道并了解白宫是怎么样运作的，我还可以与总统克林顿对话。
我认为女性更容易适应在白宫的工作。在美国，从事政府工作的女性人数比从事学术研究的要多得多。在白宫工作能给你提供更多的可能性，有更多的女性同仁和你一起共事。其他方面的好处还包括可以很好地从事团队工作。你知道，当你进行经济理论研究时，通常都是一个人花上很多时间从事压力很大的工作。而当你成为一个团队的一员时，你可以从工作中得到更多的乐趣，而且会更有成就感。
四、我们在进行理论研究时，应该实现这些理论是要被用于实践的
记者：就像您刚才提到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执行之间是有很大差距的。在很多时候，我们的理论看上去十分完美，然而当在实际中应用它们时，往往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我们中国也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比如前几年，中国政府发现老百姓存入银行里的钱越来越多，不论政府怎么鼓励消费，老百姓就是不把存款取出来花掉。这时，就有经济学家为政府出主意，认为政府应该降息。利息降了一次又一次，但老百姓就是不花这些钱，而且，银行里的存款余额还在继续增长。这时候，有社会学家出来解释这个问题，他们认为，中国的老百姓之所以把钱存在银行里，是他们对自己今后的生活充满了忧患意识，是以备急需之用的。不管你怎么降息，老百姓就是不会轻易地把这些钱取出来花掉，除非银行的利息是一个负数。凯瑟琳·萧女士，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呢？
萧：说实话，我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革命性的见解。我想我们在进行理论研究时应该牢记这些理论最终是要被用于实践的。在根据一些经济理论制定经济政策时也应先考虑这些政策在现实层面上成功的可能性。当然现在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很多学者沉迷于理论研究，而在理论的应用性方面花得时间太少了。
记者：在您看来，是否有比较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难题。
萧：很遗憾。因为经济理论研究的基础源于对社会的观察，然而，你很难确切地了解人们真正的想法，因此在很多时候，我们得到的结论往往只是统计的结果。对不起，在这方面我实 在没有更好的建议了。
五、美国经济繁荣的因素和中国经济繁荣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我们有相互借鉴的必要
记者：这是您第一次来到中国，您对中国有什么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