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若尔：现有的文献大多只是研究了债券、股票等资产的定价问题，而没有讨论公司融资、公司治理等等。我的书中加入了这些内容。现有研究资本资产定价、MM理论和CAPM的文章都没有对此进行研究，例如MM理论说，你可以将公司的收益以任何方式分为资产和债务，没有差别，你可以分红，也可以不分红，没关系。但在现实中我们发现这是错的，我在书中从信息不对称角度对此有所讨论。
记者：您最近研究心理学，您觉得心理学与经济学有什么关系，研究意义何在？
梯若尔：我们借鉴心理学中的很多框架和结论，心理学家通过进行有趣的实验了解人的行为。经济学对人的行为定义很简单，我们通过心理学的结果把定义具体化。现在我们还没有到改变整个经济学的阶段，但至少可以解释以前不能解释的一些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心理学很有用。
记者：你们在图卢兹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气氛。
梯若尔：拉丰教授在图卢兹建立了良好的研究环境，尽管与美国相比还差一些。所以有人从美国回来，也有可以去美国的人却来到图卢兹，因为我们的学术环境比法国其他地方好得多。
在中国当然也可以做到。如果给研究者良好的学术环境，可以做到。拉丰教授在法国南部做到了很多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中国有很多聪明的人才，教育制度改善是可以留住人才的。
记者：图卢兹的研究所从政府得到资助还是公司？
梯若尔：图卢兹主要从公司得到资助。法国政府不太愿意歧视对待大学，给每个地方都有拨款。公司给我们资助，我们则向他们提供咨询和建议。这点我们与法国其他大学不同。
八、好的经济学家忙于教学和研究，所以没有时间面对大众媒体，差的经济学家反而做这些事情
记者：您能提出几条辨别好经济学家的标准吗？名气大、曝光率高的是否就是好的经济学家？
梯若尔：好的经济学家忙于教学和研究，所以没有时间面对大众媒体，差的经济学家反而做这些事情。在美国，传统上好经济学家会对媒体发言，如保罗·萨缪尔森。好经济学家必须严谨地对待研究、教学和最新的文献资料。这不容易了解，不过还是有方法。例如，有些经济学家对外界很开放，了解研究动态，也在国际杂志上发表文章，这些信号显示他们很严谨，同样他们对提建议也很积极。所以媒体也要了解谁是严谨的，谁不是。法国就不是这样，他们总是弄错采访对象。
记者：请您介绍最简单的识别经济学家，区分好与差的方法。
梯若尔：我认为首先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必须审慎地对待研究，追踪文献前沿；其次必须保持谦虚，因为我们确实有很多事情还不是很清楚，所以公开发言的时候必须很谨慎，这也是差的经济学家比好经济学家更有名的原因，他们总是很肯定自己说的话，好经济学家往往不是很肯定。
记者：经济学家通过什么途径影响政府的决策？不是媒体，而是自己的文章和研究成果？
梯若尔：对，但是在长期通过文章影响，短期不能奏效。因为政治家不愿意听取这些意见，他们清楚自己的利益，而经济学家的建议不一定符合他们的利益。所以经济学家提供想法供人们讨论，过了10年，15年，结果显而易见。但是短期的效果不明显，尤其是一些新思想，通常会遭到政治家的排斥。
埃里克·马斯金
埃里克·马斯金（EricMaskin）教授1950年出生于美国纽约。
1976年获得哈佛大学应用数学博士学位。
1985至2000年任哈佛大学教授。
2003年出任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会长。
2004年受邀担任武汉大学名誉教授。马斯金现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社会研究学院讲座教授，也是普林斯顿大学访问教授。马斯金博士以其深邃的理论贡献，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对经济学高级研究人才培养的突出贡献，被誉当今国际经济学最受尊敬的经济学大师。
马斯金作为对策论领域的大师级经济学家，它代表了经济学理论形而上的价值取向。
1977年，马斯金完成论文“纳什均衡和福利最优化”，但该文时隔22年后于1999年才正式发表，并成为机制设计理论的里程碑。在该文中，马斯金提出并证明了纳什均衡实施的充分和必要条件，他在证明充分条件时所构造的对策被称为“马斯金对策”，广为流传。
本文核心提示
中国的汇率最终会由国际市场来决定。因为人民币很有可能会有小幅升值，这一举措在短期内很有可能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经济学家都不认为这会在长期内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美元的贬值并不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多少风险
贸易是应该由市场来决定的，而不应该由政府来规定我们应该有多少的贸易额
从长期来看，要缩小贫富差距，只能依靠教育
从理论上来讲股市对经济应该有指示作用。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就是政府体制中出了一些问题，有一些障碍阻止了它的正常运作
一些泡沫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整个经济就有着相当的风险
政府应该设计出良好的机制，使得我们每个人都提供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足够的信息，帮助大家的决策，有利于国家更好地发展
中国学生最明显的特点是，他们不仅有深邃的理论追求，而且也非常关注如何将这些理论应用到中国的实践中去
从非官方的角度来讲，美国人是不赞同台湾某些人的分裂言论及行为的
中国经济走向强大必须做好三件事：解决分配不均，政府要从市场中抽身出来，人民币汇率要依据市场来调节
美国经济学家马斯金指出中国要强大须做三件事
月的一个星期日，我在美丽的珞珈山麓（武汉大学研究生院）的一所小房间里有幸见到了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埃里克·马斯金（EricMaskin）教授，并对他进行了近3个小时的专访。
马斯金是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会长，现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社会研究学院讲座教授，也是普林斯顿大学访问教授。关于马斯金现在工作的地方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我要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个研究所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真正鼓励人们进行纯粹科学研究的地方，在全球科学界享有盛誉。在这里，有太多的科学发现和创造，原子弹就是在这里研究出来的。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是这个研究所的第一个签约教授。杨振宁在这个研究所攀上了他科学事业的高峰。世界上许多著名科学家都把普林斯顿视为科学的圣殿。这个研究所几乎聚集了世界上各个科学领域最好的科学家和教授。现在，这里的常驻签约学者只有25名，马斯金就是这25名中的一位，也是这个研究所惟一的一名常驻经济学家。近年来，马斯金还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追逐者中呼声极高的一位。
马斯金已经是第4次来到中国，他这次是应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经济学家邹恒甫教授之邀来为学生讲学的。下面是记者就中国经济的有关问题对马斯金所作的一个专访，这也是国内媒体首次刊发马斯金访谈录。
一、人民币汇率最终会由国际市场来决定
记者：非常欢迎您到中国来！此前，邹薇教授已经向我介绍过一些关于您的情况，我们对您在哈佛、普林斯顿的一些经历都相当感兴趣，当然最感兴趣的还是您在经济学上的杰出贡献，我想就经济学和中国的一些现实问题向您请教，希望得到您在这方面的宝贵意见。
马斯金：我很荣幸！
记者：首先，我想请教一下马斯金教授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一些看法。目前人民币汇率在国际上受到美国、日本这些国家的高度关注，他们认为人民币价值被严重低估，中国应该尽早让人民币升值。中国政府面临着外来的一些压力。目前，不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让人民币适当升值，让长期固定的人民币汇率进行浮动。中国政府也在考虑这样做。然而，中国似乎一直担心一个问题，就是日本20世纪90年代初的广场协议之后出现的严重的经济危机。当时美国向日本施加强大压力，要求日元升值，日本后来被迫接受了美国的要求，但事实上此举产生的效果是美国和日本方面都没想到的。一方面，贬值根本没有改变美国当时的贸易逆差，相反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还在进一步扩大，同时，日本当时产生了后来的一个特殊的怪胎，即多年来的经济萧条及通货紧缩。中国应该怎样对待这样的问题呢？
马斯金：汇率理论是属于国际金融范畴的问题，严格说来它和我研究的领域相差甚远。因此我也并不是从一个专家的角度出发，而是以一个对汇率略微知晓的经济学家的角度来谈论这个问题。但是我认为同大部分的经济学家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我觉得言之有理，就是中国的汇率最终会由国际市场来决定。因为人民币很有可能会有小幅升值，这一举措在短期内很有可能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经济学家都不认为这会在长期内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带来负面影响。如果人民币的汇率完全是由市场决定的话，这也会在很大程度上给中国经济带来帮助。
关于日本的广场协议，大部分的经济学家都认为日本的货币政策相当愚蠢，他们应该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来阻止其经济衰退。有了日本的前车之鉴，我期待中国政府可以制定出更为明智的决策。我认为日本经济萧条的原因不在于日元升值，而在于日本货币当局在货币升值以后做出的不恰当的反应。
记者：那么关于人民币如何定价的问题，有人认为我们应该改变一下人民币的定价机制，或者我们不应该只盯住美元，而是盯住一篮子的外币，你认为这种看法明智吗？
马斯金：不，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任何一种人为的盯住都会带来币种的失衡，从长期来看，最健康的做法还是应该由市场来决定一种货币的价值。当然，货币当局可以通过其行为对市场价格施加一些影响，但是人为盯住或多或少都会带来市场扭曲。不过在此我要重申的一点是，我并不是从一个对汇率有深入研究的专家的角度来发表这些观点的，汇率问题不属于我主要的研究的范畴。
二、美元的贬值并不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多少风险
记者：当今美国的货币政策发生了很显着的变化。以前人们普遍都认为美元相当坚挺，但现在美元给人们的印象似乎和以前有了很大的变化。为什么美元会有这样的变化呢？中国经济因为美元的贬值会有风险吗？
马斯金：因为美国目前有严重的贸易赤字，美国政府无力再承担坚挺美元的义务。但政府并不需要特意使货币贬值。货币本身会随着国际贸易的顺差或者逆差而自动地升值或者贬值，这也体现着简单的供求关系原理。总体上来说，货币的坚挺或者疲软不应该由政府来定夺，它是应该由市场来决定的。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势头相当强劲，而且外汇储备很丰富，惟一可能的风险也只会是外汇币值的波动。美元的贬值并不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多少风险。
三、贸易应该由市场来决定，而不应该由政府来规定我们应该有多少贸易额
记者：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现在也是一个相当热门的话题，很多美国人抱怨进口太多的中国商品造成了他们巨额的贸易赤字，但中国其实也向美国进口了大量商品，甚至中美政府之间在这个问题上也有相当的争论。您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
马斯金：同样，我认为贸易是应该由市场来决定的，而不应该由政府来规定我们应该有多少的贸易额。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决定他们需要多少贸易量。目前，美国和中国之间确实存在着贸易的不平衡，而我觉得原因部分是由于美国消费者自己选择进口如此大量的中国商品，这可能造成了美元对人民币在一定程度上的贬值。长期来讲，我还是赞成自由贸易而反对政府对贸易的插手。
记者：您如何看待中国向美国提供的廉价的商品？您自己也经常使用一些中国制造的商品吗？您认为中国的产品除了廉价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特征呢？
马斯金：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会赞成自由贸易的。如果中国人可以提供低价的商品，我们当然乐意接受。我不希望看到这方面的贸易受限。另外中国的产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简直太普遍了。我每天都会用到中国产品。这些产品的质量都十分好，用起来很方便，和其他国家的产品没有什么区别。这可能就是现代生活的一个特征吧。任何一天，在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用到来自其他国家的各种不同的产品。
四、从长期来看，要缩小贫富差距，只能依靠教育记者：由于我来自媒体，所以非常希望马斯金教授能够就中国的问题作一些点评，您的这些评点可能对中国政府有一些借鉴意义。众所周知，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 遇到了很多以前没有遇见过的问题，其中一些问题还相当严重，比如说基尼系数的不断加大，即收入差距的增大造成的贫富悬殊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您作为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大师，如果您能将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在这样一些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向我们提供一些良策，这将对我今天的采访有特别有意义。
马斯金：事实上，收入的不平衡在美国来说也同样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这也是一个我相当感兴趣的问题。我曾经就收入不均的问题写过一些文章，我认为我们可以做两件事情：短期内，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方式进行财富的再分配，比如美国就采用了个人所得税的形式——即与穷人相比，富人支付的税金占其收入的更大比例——来暂时缩小贫富差距。从长期来看，要缩小贫富差距，只能依靠教育。贫富差距悬殊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那些低收入人群根本没有途径获得高薪的工作，要使人人都得到平等的工作机会，只有通过教育。因此教育是解决收入两极分化的重要手段。
记者：但实际上，有资料表明，在中国甚至连教育本身都存在着严重的两极分化的问题。
马斯金：这就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了。政府应该帮助贫困人口，向他们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比如说启动一些项目，可以让贫困人口到城市来接受高中教育甚至大学教育。
记者：中国政府好像正在做这种努力。目前在中国有一种看法，就是认为我们可以忽视包括教育的这些问题，只要一心发展经济就行了，等我们发展到一定程度，所有这些问题，包括贫富分化的问题就都可以迎刃而解了，您认为这种看法对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