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门阀制度被打破之后，大批新成长起来的寒门出身的知识分子蜂拥而来，要求进入官场。新登上政治舞台的武则天，为他们打开了闸门，借此不断培植拥戴自己的官僚队伍。据史载，每年吏部接纳的选人成千上万，每年人流数超过1400人次，比正常需要补充的人数高出几倍。武则天对如此急剧增加的人数不但不加以控制，而且在公元666年泰山行封禅礼之后，又宣布“文武官员三品以上赐爵一等，四品以下加一阶”，使一大批官员通过泛阶制度成为五品、三品高官。
公元675年，武则天又始设“南选”，即在江淮以南，主要是岭南、黔中一带选拔人才。
武则天推行《姓氏录》，打破了门阀世俗，使众多过去沉溺于下层的普通地主、寒门俊杰，登上了封建社会的政治舞台。这些人进入官僚队伍以后，又成为武则天推行自己政治路线的得力工具。可以说，武则天正是通过这些人登上大周皇帝宝座的。
科举取士选拔贤能
发展科举制，是武则天选拔治世贤能的又一种方法。唐太宗时对科举制已进行了不少改革，无论在考试的内容、方法上，还是对考生的录用、授官方面，都有一些新的规定。但是，唐太宗是个十分精明的君主，他一方面反对以门第取人，主张凭才学任官；另一方面，他又不愿使更多的寒士仅通过考试便获取高官。因此，他在把大批知识分子卷进争夺进士桂冠的激流中去之后，又设置种种关卡，仅使很少一部分人得到官品。唐太宗执政23年，一般每年才取进士几名至十几名。
武则天执掌朝政之后，大开科举之门。她对科举制的发展，一是改变考试内容，二是增加录用人数。
隋朝招考进士科，起初只是策问。唐太宗时又加入读经史一部，但主要还是 策问。而策问大多只是泛泛而论，并不能真正切中时弊。武则天在招考进士时，增加为三个内容：（1）贴经；（2）杂文两篇，成文、诗赋各一篇；（3）策问。加试杂文制度，对于全面了解考生的知识、文才，以及对时事的分析等，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唐代文坛空前繁荣，就是这一政策的直接作用。唐玄宗开元盛世年间的名相姚崇、宋璟、张九龄和文坛巨擘陈子昂、刘知几等，都是这时期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杰出人才。
武则天为了加快培植自己的势力，放开关卡，大量录用有才学的考生。在她执政的50多年中，取进士达1000多人，平均每年录取人数要比唐太宗时增加一倍以上。公元690年，武则天在洛成殿亲自主持对贡生的考试，以示皇恩。从此，贡生考试都有了殿试。除此之外，武则天还破格用人，放手给人官做。
招官的办法主要有：
（1）自举——九品以下官吏以及百姓，皆可自我举荐，请求做官或升官；（2）试官——各地举荐人才，凡是被举荐者，一律允许做官，称为试用之官；（3）员外官——即编制之外的及第士人，暂无官职，置为员外官，同正官一样享受俸禄；（4）武举——招收天下有武艺的人。此项内容为武则天在公元702年首次开创。
由于武则天放开手脚，广开仕途，使大量的普通地主和下层贫民涌进了武氏王朝的官僚队伍。当然，这一制度在冲破官僚贵族把持政局的同时，也出现了用人过滥的问题。
如何驾驭如此急剧膨胀的官僚队伍呢？武则天自然有她的办法。她虽然放开手脚大量招收官吏，给人官做，但一发现不称职者，轻的革职，重的诛杀。当时投机为官者很多，武则天法纲严峻，大量予以诛杀，使很多本想过官瘾的浅薄之徒，没上任几天便丢了脑袋。
武则天善于在实践中选拔有真才实学之士，任用官吏不是仅凭考试、推荐或自我吹嘘，为官者不能枉受国家俸禄，在位者要胜任其职，造成损失者得拿命补偿。她在大量的及第考生中，选拔、任用了不少文武大臣，其人数并不比贞观时少，如她当时任用的主要宰相魏元忠、狄仁杰、姚崇、张柬之等，都为大唐盛世的出现，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也是中国历史上名扬千古的官吏。
治世能臣北门学士
“二圣”时期，表面上是唐高宗和武则天共同执掌朝政，但由于高宗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实际上是由武则天以皇后的身份来处理大量的、繁重的国事。她非常清楚，自己深居后宫，要想驾驭整个国家机器，还需要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亲信力量。当年曾为她争取皇后地位出过大力的亲信们，十多年来，大都被淘汰殆尽了，只剩下李积、许敬宗两人，也已是风烛残年，不久于人世了。因此，武则天准备重新建立一支新的力量，作为自己治国安民的工具。
公元666年，武则天从左、右史和着作郎中，物色了一批才学俱佳的文人学士。这批文人学士被特许从玄武门出入禁中，时人称之为“北门学士”。
武则天“以修撰为名”，把这些文章高手召入禁中之后，编写了一批署武则天之名的着作，如《列女传》、《臣轨》、《官僚新诫》、《乐书》、《少阳正范》等。
武则天建立的“北门学士”，名义上是修撰着作，实际上是武则天的智囊班子，武则天密令他们参决朝政，“以分宰相之权”。这批“北门学士”组成的智囊班子，为武氏造舆论、定主意出了很大的力。在此后的二十余年中，武则天不仅在皇后的位置上坐得稳稳当当，高宗死后她又临朝称制，并逐步造成改唐为周的形势，这些都是与“北门学士”分不开的。因此，武则天也没有忘记这些功臣，他们多数被擢升为三、四品高官，范履冰、刘祎之还做到宰相，长期受到重用。
“北门学士”不仅帮助武则天分减皇权和相权，而且在有关国家的经济、军事、文化、政治等方面为武则天出过不少良策。公元674年，唐高宗称天帝，武则天升为天后，四个月之后，她就在“北门学士”的协助下，提出了治理国家的一个政治纲领：《建言十二事》。其内容为：（1）劝农桑，薄赋徭；（2）给三辅地；（3）息兵，以道德化天下；（4）南北中尚禁浮巧；（5）省功费力役；（6）广言路；（7）杜谗口；（8）王公以降学习《老子》；（9）父在为母服丧三年；（10）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11）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12）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
武则天建言劝农桑、薄赋徭、给复三辅地，并禁浮巧、省力役，对于缓解灾荒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北门学士”从组织起来，直到武则天登基称帝的二十多年中，一直是武则天手中重要的执政工具。武则天正是通过这个由文章高手组成的智囊班子，才一步一步地从皇后、天后，走向皇帝宝座的。称帝之后，武则天总揽朝纲，广招天下俊杰，“北门学士”的作用才慢慢衰落下去。
无为治农巩固统一
武则天在位时，一贯强调建国之本，必在务农。但她的治农，采取的是“无为而治”的方法，任其自由发展。
武则天十分尊崇佛教，但也不排斥道教。如她在《建言十二事》中，提出“劝农桑、薄赋徭”、“给三辅地”的同时，号召“王公以降学习《老子》”，这是以老子“小国寡民、无为而治”的思想来教育王公大臣。武则天十分尊崇老子，对土地管理、农民生产，不过多地干预。当时的均田制已实行了一百多年，封建国家对土地、人口控制很严，甚至连种植什么农作物也作具体规定，十分不利于调动农民积极性。不少农民为了摆脱国家的奴役剥削和渴望新的自由生活，纷纷逃亡，这被称为“逃户”，即从国家户籍上脱漏。但这些逃户脱籍不脱产，一部分逃往荒原僻地去垦荒种地，一部分依附于王公百官富豪之家。
武则天在对待“逃户”的政策上，采用逃户还归，可享受“给二年”的种种优待。以往的逃户回来后，不论户等高低，给复二年。有些地区的逃户，田地由官府贷种托人经营。如果逃户回来，归还田地庄稼，课役全免。
武则天对逃户和广大农民，采取放任和宽容的政策，减轻了地主官府对农民的盘剥，从而缓和了农民同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不仅使当时的农业有了一定程度的振兴，而且在武则天对统治阶级内部大行诛杀之时，全国农民都比较安定，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实际上是“以无为为有为”的治农方略取得的效果。
当然，武则天也并非对农业一点也不管理。如她组织“北门学士”编写的《兆人本业》，就是教育臣民如何进行农业生产的。她还规定，凡州县“田畴垦辟，家有余粮”，则地方官吏可得升奖，如“为政苛滥，户口流移”，则地方官要受惩罚。
因而在武则天统治时，粮仓丰实，人口比贞观时还增加了一倍，这一功绩是有口皆碑的。
治理边民是历代封建统治者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内容。
国盛兵强的帝王，多以武力开疆。唐太宗则恩威并济，一面诉诸强兵悍将开疆，一面以“德化”治边，致使贞观之时，边疆30年无战事。到了唐高宗和武则天时，边疆又开始动乱起来，而武则天在处理这个问题方面，也有自己的手段。
公元670年，原已归唐的吐蕃举兵反唐，攻陷了西域十八州城及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公元679年，东突厥24州酋长也叛唐复立，边疆战事又起。
叛军企图把战火引向中原。面对这些突然兴起的战争，素以武功见长的李氏家族后世子孙，远没有其先祖李渊、李世民的勇气与胆略，他们惊慌失措，不知该如何是好。武则天面对叛军，处惊不乱，采取了拉拢、安抚与驱兵镇压的两种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