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以柔术治国，宽民众，而对官吏极严。东汉初年，他恢复了西汉时曾设置过的三套监察机构，还进一步予以加强。这三套监察机构是：（1）御史台——有侍御史15人，负责察举官吏违法事件，接受公卿、郡史奏事和解释法律条文。（2）司隶校尉——有从事史12人，主管察举中央百官犯法者和各部各郡违法官吏。他们既是京官，又是地方官，监察权力很大，“无所不纠，唯三公不察”。（3）州刺史——全国分12州，每州设刺史一人，他们遵照皇帝命令，代表中央，乘坐驿车，巡行全国各地。他们每年八月出巡，调查各地有无冤狱，同时考察各郡县官吏政绩，并根据政绩好坏，决定升迁罢免。他们在年底或翌年初回到京城，向中央汇报。刘秀对巡察制度非常重视，授予他们很大的权力。
朝中无论官员职位高低，一律严格按照法律办事。若有不遵守法律者，必会如实量刑定罪。曾任汝南太守的欧阳歙，世授《尚书》，八世皆为博士，德高望重，刘秀十分器重他，但在他度田不实、贪赃枉法的罪行被查出来之后，他立即被捕入狱。当时朝廷有上千名儒生守候在大殿门口，请求宽赦他，甚至有人情愿替他牺牲，但刘秀坚决对其绳之以法，予以处死。
由于刘秀加强了监察制度，对违法官吏要求甚严，从而保证了皇帝的权力和意志能够得以实现，这对中央集权制的巩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解放奴婢发展生产
当时，王莽改制就是因为土地问题（高度集中，兼并问题严重）和奴婢问题（奴隶化严重），这些西汉末年困扰统治者的问题，同样危及东汉政权的稳固。
刘秀为此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的就是解放奴婢、精兵简政和解决土地问题。
要解决农业问题，劳动力是核心因素。解决奴婢问题，理所当然是重之又重。
西汉中后期，由于地主、官吏无限制地兼并土地，使大量农民丧失了自己的土地，他们本人也被卖给官僚、贵族、商人家为奴。奴婢在主人家过着非人的生活，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受到主人的毒打，甚至被当成牛马在市场上公开出售。奴婢问题，影响国家的安危和发展，汉哀帝和王莽新政都想解决，但都没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光武帝即位后，把解放奴婢作为一项大事来抓。
从公元26年到公元38年光武帝先后多次下诏令解放奴婢，并且严禁虐杀奴婢。公元26年5月的诏令宣布：民有出卖妻子，其妻子想归父母者，从其便，如主人刁难，按律令论处。建武六年诏令：王莽时吏民被当成奴婢而不符合西汉法律的，一律免为平民。公元31年的诏令：吏民因饥饿战乱沦为奴婢、妻妾的，留去自便，强制不让走的，以卖人罪处置。建武十年诏令：取消奴婢因射伤人处死的法律。公元35年2月诏令：天地之间人为贵，杀奴婢者罪在不赦。同年6月诏令：炙灼处罚奴婢的，按律治罪，被伤害者免为平民。公元36年诏令：陇、蜀的人民被劫为奴的，如要离去，一律免为平民。公元38年诏令：益、凉二州奴婢八年来向官府上讼者，一律免为平民，也不必偿还卖身钱。
光武帝在12年内，连续不断地发布解放奴婢的诏令，使大批奴婢获得了自由，农业劳动力的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
精兵简政，是光武帝为发展生产而采取的措施之一。公元30年6月，光武帝下令说：“设官置吏，是为了奉行皇帝法令，为天下百姓谋福利，如今百姓遭难，户口减少，而县官吏职还这样繁多。兹令各郡、国、县削减吏员。县级机构不够设置长吏的，可以撤减合并。”这一年，裁并了四百多个县，合并了十个郡、 国，裁减大小官吏数万人。在封建社会，能够这样大量地精简官吏，确是少有之举。
公元31年，光武帝又大量地裁减军队。建武七年，他下诏令说：“军士中都是年轻力壮之人，应当立即罢除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和相关的军吏，让他们回去种田。”大批的士兵得以还乡，从事农耕。这样，既减少了军费开支，又为农业生产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劳动力。
劳动力问题解决之后，还有一项就是土地问题。东汉初期，土地兼并严重，很多农民没有地种。光武帝于公元39年6月，下令各州、郡清查田地的数目和人口实数，称为“度田”。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核查田赋收入，防止大地主隐瞒田产，逃避纳税；二是可以从大土地占有者手中没收一些多余土地，分给无地的贫民。当时，许多大地主拥有武装，号称“大姓”、“兵长”。他们隐瞒田地数量，谎报人口，反对清查。地方官吏也惧怕他们，有的还贪于贿赂，与他们勾结，任凭他们谎报。
刘秀得知此事，以“度田不实”罪诛杀了十余个郡太守，并加紧“度田”。
于是大姓、兵长们就武装反抗。许多农民由于分不到土地，或分到的土地实际数量比政府应允的数量要少，也开始反对度田，参加武装反抗。“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这就是史称的“度田事件”。刘秀大怒，一再发兵镇压。
但这些“群盗”等官兵一到，立刻解散，官兵一走，“群盗”又聚集起来。为了平息暴乱，光武帝采取了分化与镇压相结合的手段。宣布：群盗们相互揭发，均可免罪，并可分到土地。原来因不敢追捕“群盗”而治罪的官吏，现在只要能够使乱民遣散，政府就可以不再治罪。光武帝不愧为一个有经验的统治者，他这种软硬兼施的手段，很快就把反抗平息下去了。但是“度田”却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
光武帝还把田租的十税一恢复到三十税一。并下令，各郡国凡有余粮的，要赈济老年人和鳏寡孤独以及无依无靠的穷人，各级官吏要亲自负责此事，不允许失职。这些被称为“德政”的小恩小惠，在广大农民中树立了东汉王朝的良好形象，稳定了人心。
汉光武帝刘秀，在两汉之间激烈的动乱年代，顺应历史的潮流，采用军事手段，平息群雄，使分崩离析的中华民族再度走向统一。统一之后，采取柔术治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推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
到了建国40年时，全国已出现了“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的盛景。这也是东汉王朝最富庶和最安定的时期，史称“东汉盛世”。
明君风范瑕不掩瑜
刘秀作为一代明君，从不恣意放纵，豪华奢侈。他不喜欢饮美酒，也不喜欢听音乐，从不把珠玉当作珍宝。他曾令太官不要接受郡中奉献的珍馐美味，还把远方异国进贡的名马宝剑赐给骑士。汉朝自武帝以后，后宫嫔妃达到3000之多，除皇后以外，有爵秩品级的就分婕妤、容华、充衣等14个等级。刘秀即位后，只有皇后、贵人有爵秩，贵人的待遇只有谷数十斛。此外有美人、宫人、采女三等，均无爵秩和规定的待遇。刘秀在世时要建陵墓，名曰寿陵，特意叮嘱地面不要太大，不要起高坟，低洼处只要做到不积水就可以了，将来要像汉文帝那样，不随葬金宝珠玉。
刘秀常常显示出一种宽宏大度、平易谦和的气概。公元28年，割据陇右的隗嚣正徘徊于公孙述和刘秀之间，到底归服哪方，犹豫未决。他就派他的将军马援先后去成都和洛阳观察时政。马援自幼就聪明过人，人们都认为他是神童，在西州很有名气，很受隗嚣敬重。刘秀接见马援这样一个关系重大的使者，却没有升堂坐殿，只是便衣便服，连帽子都没带，他独自一人坐在洛阳宫宣德殿的廊庑下面，让一个宦官引导着马援去见他。他一见到马援就微笑着说：“贵客敢往来于两个皇帝之间，见多识广。今天有幸见到贵客，真是深感荣幸。”这一平易谦和的姿态，使马援立刻感到了一种明君的魅力。于是，马援叩头说：“当今的局势，君主在选择臣下，臣下也在选择君主。”接着就说起公孙述接见他时戒备森严的情况，并说：“我现在从远方来，陛下接见我连警卫都没有，就不提防我是间谍刺客吗？”刘秀又笑着说：“我知道你不是刺客，你只不过是个说客罢了。”
这次会见，让马援目睹了刘秀的宽宏气量。刘秀与当年的刘邦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不愧是东汉的真正帝王之材。后来马援劝隗嚣归服刘秀，隗嚣不听，他就脱身自己归服了。
刘秀宽宏大度的气概，还表现在他对待“逸民”、“隐士”、不驯的人物的态度上。太原郡当时还留有大量的晋国公族的后裔，他们对新的统治者常常保持一种对立情绪，或者寻机报仇，或者隐居不仕，王侯面前不肯称臣。至汉初，太原郡（在今太原市以南）被称为“难化”之地。刘秀时，太原郡广武县有个叫周党的，在地方上很有名望，朝廷几次征他去做官他都不愿意，后来不得已，就穿着短布单衣，用树皮包着头去见朝廷大员，刘秀却亲自召见了他。按礼节，士人被尊贵者召见，必须自报姓名，否则便是不尊重对方。周党见了刘秀，不通报姓名，只说自己的志趣就是不愿做官，刘秀也没有强迫他。博士范升上书，说周党在皇帝面前骄悍无礼，却获得了清高的名声，应治“大不敬”罪。刘秀把范升的上书拿给公卿们传阅，并下诏书说：“自古明王圣主都有不愿为他做臣的人，伯夷、叔齐就不食周粟。太原那个周党，不接受我的俸禄，这也是各自的志愿，赐给他40匹绸子。”
刘秀对于臣下的歌功颂德、阿谀奉承，常能持一种清醒的、有时甚至是厌恶的态度。他更愿意多表扬一些刚正不阿的官吏。在他的诏书中，经常说自己“德薄”，要上书者不要称他圣明。各郡县经常报告一些所谓“嘉瑞”事物，群臣要求史官将这些“嘉瑞”记载撰写成书，以传后世，刘秀一律不许。有一次，刘秀外出打猎深夜方归，要从洛阳城的东北门进城，掌管这个门的官吏郅恽拒不开门。
刘秀让人点起火把，并告诉说皇帝回来了，郅恽说：“火光闪烁，又远远的，看不清楚。”就是不开。刘秀没法，只好转到东城门进了城。第二天，郅恽上书批评了刘秀一顿，说他游猎山林，夜以继日，带领出一种不良风气，危害国家。刘秀不但没有治罪于他，反而赏了郅恽100匹布，把掌管东城门的官吏贬为登封县尉。
刘秀对官吏要求严格，以致以粗暴方式对待，对贪赃枉法的行为更是严厉惩罚。他在执政初期，内外群官，多由他自己选任；如干不完他交办的事，尚书一类的近臣常被拉到面前棍打鞭抽，以致“群臣莫敢正言”。
刘秀对贵戚的过分行为一般能够理智对待。司隶校尉鲍永、都事从官鲍恢性格刚直，不避豪强，敢于弹劾贵戚的恣纵行为。他们曾弹劾刘秀的叔父赵王刘良仗势呵斥京官为“大不敬”，刘秀借此告诫贵戚们应当约束自己，“以避二鲍”。
刘良临死时，刘秀去看他，问他还有什么要说的话。刘良说他没有别的话了，只有一件事，他的朋友李子春犯了罪，县令赵熹要判李子春死刑，他希望能保住李子春的命。刘秀说：“官吏公正执法，我不能徇情枉法。另说别的愿望吧。”
刘秀的明君风范，使刘氏汉家天下走向繁荣，实现了“光武中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