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笛卡尔的教育思想
17世纪中叶，虽然英国已经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但法国仍然处在封建君主专制国家，天主教的高级僧侣和封建贵族居于统治地位。随着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缓慢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封建专制的矛盾逐渐开始激化。其斗争是通过宗教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思想和教育界，代表着封建制度的天主教依靠其宗教组织耶稣会，对具有革新精神的新教派别如胡格诺派和詹森派进行残酷的迫害。结果，18世纪初，随着胡格诺派的起义被镇压，大批胡格诺派教徒逃亡国外。1709年，詹森派的修道会被解散，修道院被拆毁，教徒们也难逃流亡国外的厄运。
双方的思想斗争也在教育战线上激烈展开，作为正统天主教的耶稣会，致力于“特别关心孩子们的教育”，以便把他们从新教的“精神污染”中拯救出来。当时文艺复兴和科学思想已经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耶稣会不是从正面直接反对，而是要通过教育把文艺复兴精神和古代经典纳入服从基督教理想和教会之中，将产生于文艺复兴思想的新个人主义引导到为上帝服务。出于这个目的，他们对教育进行改革，试图把耶稣会目的和当时最优秀的教育思想相结合。
为了通过思想教育争夺更多的信徒，各宗教派别纷纷把注意力转向了教育，他们希望通过教育改革吸引更多的人，再在学校教育中贯穿各自教派的思想。教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当然还应归功于世俗的力量，科学的发展，资产阶级希望借助科学的力量推进世界的进步。人们迫切希望摆脱中世纪以来繁琐的、让人难以琢磨的经院教条，而是将古代传统、骑士的感情和基督教精神结合在一起。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一种全新的人：具有古希腊和罗马的优美表达方式和清新的思想、骑士的情感和耶稣会的虔诚。
笛卡尔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进入当时享有盛名的耶稣会学校——拉弗莱舍学院。
笛卡尔的教育思想是与教育改革的时代大潮密切联系，他对教育的反思更多地是来源于他所受到的教育。
笛卡尔的教育思想有三个来源：一是他对过去学校教育的反思，二是他对探求真理的方法的追求，三是他个人的实践活动。
笛卡尔在其早期著作《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和自传体的著作《方法谈》中，就对自己过去所受到的教育进行了反思，他认为，人们不应该把科学和技艺等量齐观，技艺是与人的身体的特定运用和习惯相关，而科学属于“人类的智慧”，“我们必须相信，一切科学彼此密切联系，把它们统统完整地学到手，比把它们互相割裂开来，更为方便得多”。笛卡尔把科学和技术分开，强调科学知识的重要性，并要求对科学知识体系加以完整的理解，这就反对了传统教育宗教至上的原则，也有别于经验主义者过于注重技能技术培训的倾向。当然笛卡尔并不是走极端，他只不过认为，完整的学习科学知识，培养人们的良知比其他两者更重要而已。因为在笛卡尔看来，“良知是世界上分配得最均匀的东西”，而且是“人人天然地均等的”。只要我们掌握了正确运用良知的方法，我们就能“正确地作判断和辨别真假”。
尽管学校当时已进行了改革，但笛卡尔对学校当时的课程设置还是很不满意，在哲学、数学、自然科学和宗教等科目中，笛卡尔比较喜欢几何和代数，因为“算术和几何研究的对象既纯粹又单纯，绝对不会误信经验已经证明不确实的东西，只要算术和几何完完全全是理性演绎而得的结论。这就是说，算术和几何极为一目了然、及其容易掌握”。笛卡尔认为，教育的起点应该是循序渐进的，应从最简单、最明确的东西入手，而不要一开始就研究那些“晦涩不明的问题”。他认为这种“轻视一切容易的事情，专一研究艰难的问题”的做法无异于浪费时间。
对于所选修的科目，应看它是否有利于培养人们的良知和增长人们的知识。正是在这个前提下，笛卡尔特别反对当时已被滥用的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认为“应该予以唾弃”，认为三段论只能增加辩论的技巧，不能增长人类的知识。
他反对后来卢梭的自然教育法，认为“对于年轻人，不可以听其自然，放任自流”。希望他们能得到教师的指导。但对教师的教导也不能盲从，因为“教师们每每是彼此冲突的，他们之中谁都未必总是教给我们最好的看法”。对于典籍和权威也是如此，他一方面认为“必须阅读古人的著作，因为……既有利于获知过去已经正确发现的东西，也有利于知道我们还必须竭尽思维之能事以求予以解决的东西”。但另一方面他又对典籍保持警惕。他说：“我自幼受到典籍的教育，因为我听信了人们的话，认为靠读书就可以对一切有益于人生的东西得到一种明白而且可靠的知识，所以我怀着一种极大的欲望去学习典籍。可是当我全部修完这些课业……觉得我的努力求学并没有得到别的好处，只不过是愈来愈发觉自己的无知。”怀着对旧的教育体制的失望，笛卡尔决定走出校门，去读世界这本“大书”，他游历各地，遍访各国宫廷和军队，与各种人打交道，“收集各种经验，在命运提供给我的那些际遇中考验自己，并且随处对遇见的种种事物注意思考，即便从中获得一些好处”。在笛卡尔的这些学习实践中，他注意把书本知识和个人的亲身实践结合起来。对书本和权威，他认为应该读书而又不拘泥于书，对于个人实践，他认为应该走向世界，亲身实践，但又不能沉没于现实世界，不能被感性的经验和种种习俗所迷惑，要对其进行“思考”，“用更多的心机和技巧”来辨别真假，这样才能获得我们所需要的好处，即增长良知和知识。
如何克服旧的教育体质的弊端呢？笛卡尔首先否认那种极端的革命的方法，“我深信个人要靠从根本上改变一切、靠把国家推翻的办法来改造一个国家，确实是不可能的；同样地，要想改造各门学问的整体或学校里讲授各门学问的成规，也确实办不到”。笛卡尔认为，我们虽然不能在行动上进行社会和教育革命，但我们完全可以在探求真理的方法上进行一场彻底的革命，通过“普遍怀疑”扫清障碍，以认识自我为起点，寻找正确发现真理的方法和途径，用真理指导人们的行动，最终达到人类的幸福。
笛卡尔的教育理想是，通过教育，使人固有的良知得到正确的发挥，尊重科学又不背弃信仰，与社会、他人和谐相处，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看得出，这一理想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君主相互妥协的产物，思想上的进步和行为上的保守，“只求克服自己，不求克服命运”。教育改革，从我做起，认识自我，掌握方法，既要利用科学知识推动社会进步，又不能触及封建专制的利益，这样的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征。
1641年6月，笛卡尔在荷兰的莱顿近郊会见了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夸美纽斯（1592—1670年）这位捷克伟大的教育家，被人称为“最宽宏大量、最有远见、最具有理解力的和在所有阐述教育问题的作者们中最注重实践的人”。作为一个流亡者，此时正从他久居13年的波兰黎撤城前往瑞典，途经荷兰时，他特地访问笛卡尔。两人无论在经历上还是在教育思想方面都有着许多共同的东西。他们都常年居住在国外，都在知识界负有盛名，都是进步思想的代表，都对中世纪的教育体制深恶痛绝。
其实，笛卡尔对教育一直很关注，他身边总有在教育第一线工作的教授们，而且他的思想也正在荷兰大学的校园掀起一阵阵风暴。由于对教育的关注，笛卡尔也很关注教育界的改革。1638年，即夸美纽斯出版《泛智的先声》论著的第二年，笛卡尔就从当地一位名叫格兰德的医生那里得到了那本书，仔细读过后，还就此向朋友发表了自己的见解。现在笛卡尔与夸美纽斯相见，讨论最多的自然是夸美纽斯的“泛智”教育问题。
所谓“泛智”，夸美纽斯认为，就是指人人易懂的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百科知识的总和。由于当时科学的发现和发展，许多新的思想和观点不断涌现，夸美纽斯希望能通过编写百科全书的形式及时总结人类的最新研究成功，以便于人们更好地研究和学习。当然，人们要想及时获得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靠狭隘的中世纪教育和人文主义教育那一套方法根本不可能，必须有一种更新的、更好的教学方法才能适应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和形式。在夸美纽斯的“泛智论”里，包含着可贵的新思想。一方面他认为，人虽然生而有罪，但并不一定就走向堕落，只有发展人的智力和能力，人就可以通过知识和理性获得美德和虔诚，最终达到纯洁和神圣的状态；另一方面，夸美纽斯相信，所有人，包括农民大众都是可以教育的。既然如此，在教育方面就不应该有那么多的等级和障碍，无论性别、宗教、经济、文化状况如何，所有的人都应该享有平等地受教育的权力和机会，我们评价一个人，不是以他的宗教派别或世俗的政治、经济地位为标准，而应该以他的智力为标志。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夸美纽斯认为，真正的教育是培养人性的教育，把人引导到德行和纯洁；教育的目的，是通过对宇宙万物的掌握，为今生和来世做准备。虽然说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来世，但只有把握好今生，仅可能接受更多的教育、学习更多的知识，对任何事物，包括自己，都要有控制权，只有这样，才能在来世把自己更好地交给上帝。
由于受英国经验主义者培根的影响，夸美纽斯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是通过人的感官获得的，但感官必须接受精确和清晰的训练。应该注意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通过思考学会思，通过唱歌学会唱，在推理的过程中学会推理。教育应争取使每个人“知道万物，做出万事，讲出万物”。为了更好地理解，必须首先学会本国语言，其次还要学会别国语言和古代语言。要善于运用类推法获得真正的知识。为此必须要求老师用最好的教材和最好的教学方法来实现学生的学习计划。
夸美纽斯的教育思想虽然还没有完全突破宗教的束缚，但他却反映了资产阶级全面变革的要求。
笛卡尔虽然与夸美纽斯在诸如知识的来源等方面有一定的分歧，但两人的思想仍有许多是不谋而合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笛卡尔强调良知是“人人天然地均等的”，“是世界上分配得最匀的东西”；夸美纽斯强调人人都可以接受教育，且应享受同等教育的权力，通过后天的学习就能实现自我控制，达到应有的纯洁和德性。他们在这里都强调了人人平等和人的自主权，要求挣脱封建的、宗教的束缚和桎梏。
第二，在实现人的解放的方式和途径上，两人都认为应该通过方法上的革命来实现对知识的获得，并通过知识和理性实现人的自由和幸福。所不同的是，笛卡尔是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谈认识真理的普遍方法，夸美纽斯则是从教育学的角度谈教学方法的改革，尽管出发点不同，但两人的目的和途径是相同的，都强调人的解放应从思想解放开始，通过方法上的革命使人达到对真理的认识，通过知识的获得最终使人获得更大的满足和幸福。这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哲学和教育上的反映。
第三，两人都反对中世纪的教育体制，都是在尊重宗教的前提下为人的自由和科学的活动提供更大的空间。笛卡尔是天主教徒，夸美纽斯也在捷克兄弟会担任牧师职务，在17世纪那样的条件下，他们不可能实现与宗教的彻底决裂，就连伽利略、布鲁诺那样的思想家也难以做到。但他们两人的相似之处在于，都尽可能在教会和政府容忍的情况下实现最大限度的改革，而且自己都为此身体力行。就拿使用语言来讲，当时教会强调使用拉丁语和古希腊语，并不希望使用本国的语言从事教学和创作。而夸美纽斯在其泛智论中强调学生首先要学好本国语言，而且他的有关教育理论的不朽名著《大教育论》就是用捷克语言写作而成的；笛卡尔也是这样，他不但要求自己的思想清晰明确，而且要求自己的写作也应该简洁、清晰、生动，为了使大多数的人都能够看懂他的著作，他特意用法语写作自己的《方法谈》。表面上看，这只是一个使用语言的习惯问题，其实这是对教会的反对，他们都希望使知识和科学面向大众和世俗世界，使民众在新方法的指导下获得更多的知识，进而从宗教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以实现人类的进步和发展。
从以上的比较中可以看出，笛卡尔一生虽没有在学校担任过教师工作，但他依然关心教育，并在哲学思考中提出许多先进的教育思想，他的教育思想虽然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能实现，但随着笛卡尔主义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本土统治地位的加强，笛卡尔的教育思想也对法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由于笛卡尔反对经院哲学，反对把“神启”和宗教作为知识的来源，提倡科学和理性，在笛卡尔这些思想的影响下，法国的教育就比同时代的其他国家更注重人的智力的发展和思维能力的培养。当时受笛卡尔教育思想影响最大的是詹森派，这个教派中的知识分子，在笛卡尔思想的指导下，或创办学校，或从事教师工作。他们改革旧的教学机制，对学生采取温和的态度，在教学内容上，重视数学、地理、历史等科目的教学，强调学习本民族的语言并用母语进行教学；反对死记硬背，注重实物教学和趣味教学；他们在教学中更注重发掘学生们的智力和培养他们的判断力。由于采用了以上的教学方法，詹森派所创办的学校在法国呈现出一派新的气象，尽管这些学校20年后相继被耶稣会派查封，但笛卡尔的教育思想已经在法国的教育界埋下了思想的种子，一旦条件成熟，它就会在这片肥沃的土壤里开花结果。
1611年，法国成立了耶稣基督圣乐会，这个新教团体主要从事教育活动，他们在笛卡尔教育思想的影响下，也创办了类似于詹森派的新教学校。1773年，当法国禁止耶稣会活动后，他们的办学模式就在整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7世纪，笛卡尔的教育思想虽然在法国当时的大学也曾遭到了旧势力的抵抗和排斥，但笛卡尔所开创的思想启蒙运动，随着卢梭、狄德罗等人的继起，终于形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对法国的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这么说，没有笛卡尔的思想启蒙，法国1789年的《人权宣言》和整个教育的世俗化的进程都将被推迟，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国的进步是受惠于她的这些优秀儿女的。
五、笛卡尔的宗教思想
在探讨笛卡尔的宗教观时，我们必须弄清笛卡尔所处的时代和笛卡尔个人的身世，笛卡尔对待宗教与科学、理性和信仰问题上的妥协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