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要求一定的妥协，而“妥协”这个字眼在列宁的政治辞典里是没有的。他是一位政治上的孤立主义者，是一位在荒凉垄沟里的耕耘者。他不喜欢、也不懂得民主的议会制，他认为应当为革命的目的，而不是为民主的目的来利用议会。这种观点是根据他对革命前途的估计得出的。1907年时，他仍然认为，俄国革命一定很快就要到来。虽然1905~1906年的起义遭到了镇压，这并没有使他改变自己的看法。他预言，新的暴动将要发生，但是既然在整整十年间并没有发生任何这样的事件，那他的逻辑就有了点毛病。例如，1907年5月2日，他在一篇文章中一开头就断言：“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全民的革命才能够是胜利的革命。这种说法在下面这种意义上是对的，即要使革命取得胜利，就必须把大多数的居民团结起来，为实现这一革命的要求而斗争。”为了表达得更清楚起见，列宁用稍微不同的字句再一次重复了这个思想：“只有大多数人才能战胜有组织的少数统治者。”他认为这是一种“人所共知的道理”。但是在革命时期，情况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在革命前夜以及在革命的最初阶段，简直是所有的人，即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整个自由派资产阶级都纷纷起来捍卫“政治自由”和“民族利益”。然而，随着革命的发展，当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分子开始懂得什么是“政治自由”时，他们便动摇起来，转到了反革命的立场上。这时“社会民主党就必须同小资产阶级群众隔绝。因为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摇摆……表明革命的发展很艰难，但并不意味着革命已经结束和革命力量已经耗尽（这是我们的看法）。这时，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就是教育这些小资产阶级群众走向斗争……提高他们的觉悟，加强他们的决心和坚定性等等。或者是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意味着当前的资产阶级革命完全结束（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对的）。”但是这样的情况在“各种不利条件的凑合下”仍然能够出现。列宁根本不去考虑他的论据是悬挂在空中的，而他的结论则是十分模糊的，他在文章结尾处写道：“这会是一种‘全民性的’胆怯，但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为了整个工人运动的利益，一定要把自己同这种习性隔绝开来。”
在党的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上，列宁在社会主义者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报告中又谈到了这个问题，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阐述得极其充分。列宁在报告中说：“……我国革命按其社会经济内容来看，是资产阶级革命。即使目前的革命取得了最彻底的胜利，即建立了最民主的共和国，由农民没收了地主的全部土地，也丝毫没有触动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基础。生产资料私有制（或土地私人经营制……）和商品经济仍然存在。”同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也并没有消失，而是相反。“这一切对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应当是完全没有争论的。”列宁问道：但这是否意味着，资产阶级革命应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呢？回答应当是否定的：“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使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为什么？因为“这场革命的最大特点是：土地问题非常突出。这种争取土地的斗争必然推动广大农民群众进行民主革命，因为只有民主制才能给他们土地，才能使他们成为国家的主人”。因此“俄国当前的革命要能取得胜利，只有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正是这一点，而绝不是同资产阶级政党的联盟，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的目标。列宁说：“我国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连农民所追求的都是乌托邦性质的目标。“农民的主要空想是什么呢？无疑是平均制思想，是他们相信消灭土地私有制和平均分配土地（或使用土地）就能够消除贫困、失业和剥削的根源。
“毫无疑问，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这是空想，这是小资产者的空想。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这是反动的偏见，因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理想不是小业主的平等，而是公有化的大生产。”但是农民所追求的东西——“夺取和分配土地”——会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基础，这对农民将会是有利的。“这不单单对农民更为有利，就是对无产阶级也是更为有利的。”因此，“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应当通过资产阶级革命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资产阶级革命，无论是资产阶级，或者是农民，都是不希望的。列宁说，农民幻想“固守着自己的一小块土地，固守着自己的一堆粪便（如马克思愤慨地说过的）而和整个社会对立。这种业主的私有者的本能促使农民脱离无产阶级”。
既然这样，如何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呢？
前途起码是暗淡的。“我国的革命正处在困难时期，需要有团结一致的无产阶级政党那种坚强的意志、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才能顶住怀疑、消极、冷淡和不愿意斗争的情绪。”
结论是：“根本谈不到我们要支持自由派。”
列宁精辟地描写了他所担心的那种情绪。胜利的革命需要大多数人的支持，而大多数人，即工商业者和农民，却具有反对革命的情绪。但是，革命并没有结束。既然革命还在继续，那革命政党就应当避免同反革命政党发生联系。革命政党的任务应当是干革命，而不是搞议会政治。列宁始终忠于革命，他对非此即彼的抉择不屑一顾。但是革命处在低落状态，而同革命在一起的是列宁和他那个人数不多的布尔什维克派。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风还没有吹满他们的船帆时，他们一直处于死一般的风平浪静状态。当时掌权的是少数人。
组织问题使列宁更加感到失望。他一向十分重视组织问题。他坚决认为，集中领导和“由下面作出的”民主决定之间的选择，或者说职业革命家组织和同情者的自由联合体之间的选择，不是一个纯粹技术程序的问题，而是反映了思想方面的分歧。1902年时，他写了《怎么办？》一书来阐述这个问题。1904年时，他的《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一书中所讨论的也是这个问题。在这部著作中，列宁以不可遏止的好战姿态，十分认真地、极其详细地分析了党内过去的各种争论。列宁坚决认为，组织问题上的小错误正在导致政治上的大矛盾。他称之为组织上的“尾巴主义”的东西，或者他称之为无所事事的那种情况，在他看来这些都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已经上升为生活中的一种哲学）心理的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结果。
在这里，列宁自己从形式跳到了哲学。他对知识分子发动了进攻。列宁所说的“知识分子”、“知识界”是指“一切有学问的人、一般自由职业者和不同于体力劳动者的脑力劳动者（即英国人所说的脑力工作者）”。列宁说：“工厂在某些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可怕的怪物，其实工厂是资本主义协作的最高形式，它把无产阶级联合了起来，使它纪律化，教它学会组织，使它成为其余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首脑。”工厂是无产阶级的“学校”。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依靠“工厂这所学校”进行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而对于“工厂这所学校”知识分子却“怕得要死”。列宁写道，知识分子的无政府主义世界观是由“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生存条件”产生的。“这种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在俄国虚无主义者身上是特别突出的。党的组织在他们看来是可怕的‘工厂’；部分服从整体和少数服从多数在他们看来是‘农奴制’（见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品文），他们一听见在中央领导下实行分工，就发出可悲又可笑的号叫，反对把人们变成‘小轮子和小螺丝钉’……”
列宁是一个知识分子，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贵族。但是，他决定不去作一个思想清高而无所事事的人。他鄙视那些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者。他嘲笑那些沙龙式的革命家，而这样的人在19世纪的俄国就有好几千个。列宁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句话加以改变后引证如下：“谁害怕弄脏自己的双手，就让他别去从事政治活动。”换句话说，不打破蛋壳，就煎不熟鸡蛋。列宁不仅想的是革命，讲的是革命，而且他准备弄脏自己的双手，依靠工人的帮助来组织革命。民粹派盲目地崇拜农民，列宁则崇拜工人。列宁由于在俄国一般知识分子的脑门上看到有奥勃洛莫夫习气的烙印，所以他愿意推崇群众，推崇来自土地和来自车床的人。俄国的上层人士在生活中既游手好闲，在精神上又极为讲究。所以列宁认为质朴比讲究好，体力比脑力好，组织比个人好。在这方面，列宁表现出了某种忘我精神。列宁时常自己抑制自己（革命胜利后，他公开承认这一点）。普列汉诺夫硬说，列宁企图夺取“指挥棒”来指挥党，不管普列汉诺夫的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列宁挥舞“指挥棒”无疑也在指挥他自己。他自觉地自己指挥自己，自己组织自己。
这时，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在所有问题上都产生了分歧，也就是在组织问题上、在革命的必然性问题上、在对待资产阶级各政党的态度问题上、在对待议会的战略问题上以及在一般的意识形态问题上，等等，都产生了分歧。列宁变得越来越凶恶了，接近他的人越来越少了。在这种情况下，伦敦代表大会不召开会更好些。但是列宁却欢迎召开代表大会。他宁愿公开决裂，也不愿意对矛盾采取和稀泥的态度和掩盖起来的态度。1908年2月7日列宁高傲地写信对高尔基说：“知识分子在我们党内的作用日益降低：知识分子从党内逃跑的消息在在皆是。这些败类跑得正好。党内的这些市侩垃圾清除掉了。工人将担负起更多的工作。职业工人的作用正在加强。这一切好极了……”大概高尔基感到受了委屈，因为列宁在2月13日写给他的信中借口说这里发生了某种“误解”。列宁说：“我并没有……想‘驱逐知识分子’。”
伦敦代表大会之后，高尔基请列宁到卡普里去，但是列宁没有时间去，因为他正在筹备出版一份新的党报《无产者报》，并打算让高尔基参加这一出版工作。1908年3月中，列宁再次推迟了卡普里之行，因为“没有钱，没有时间，也不能扔下报纸不管”。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3月24日，列宁从日内瓦写信给高尔基说：“我一定到卡普里去，并尽量设法邀妻子一起去，只是希望这同哲学上的争论毫无关系。”那里有这样一些哲学家：波格丹诺夫、巴扎罗夫和卢那察尔斯基，他们在卡普里住在高尔基的附近。
住在“令人厌恶的”（这是列宁的说法）日内瓦，无论是列宁，还是克鲁普斯卡娅，都感到不合心意。克鲁普斯卡娅在其《回忆录》中对再次侨居国外所遇到的一些困难进行抱怨。她写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整天坐在图书馆里，但晚上我们就不知道到哪里好。真不愿意坐在我们租的这间冷冰冰的不舒服的房间里，很想和人们在一起，于是我们每天晚上不是去看电影，就是去看戏，但往往等不到看完，就中途退场，到湖边去散步。”
4月份，列宁终于来到了卡普里——是他一个人来的。在即将启程之前，他通知高尔基：“……我也可以去……但是，我再说一遍：要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我不谈哲学和宗教问题。”
列宁和高尔基一起，参观了那波利的国立博物馆、那波利近郊和庞贝废墟，爬上了维苏威火山。他们还一块钓鱼、聚谈。在一张照片上有这样一个镜头：列宁和波格丹诺夫在高尔基别墅的凉台上下象棋，高尔基和玛丽亚·费多罗夫娜。安德列耶娃在认真地观看他们下棋，照片的背景是美丽的卡普里。列宁戴了一个很大的圆顶礼帽，遮住了他那“苏格拉底式的”前额和很大的头顶。列宁输掉了这盘棋。高尔基说：“他在输棋时很生气，甚至有点像小孩子似地灰心丧气。”列宁和波格丹诺夫除了下棋，并不较量力气。有一次列宁对波格丹诺夫说：“请您用三言两语向我说明，您的‘代换说’能给工人阶级提供什么？为什么马赫主义比马克思主义更革命？”波格丹诺夫便开始来说明，但是列宁很快打断了他的话，说：“算了吧！”
克鲁普斯卡娅写道：“当然，卡普里之行并没有同波格丹诺夫的哲学观点调和，后来，伊里奇回忆说，当时他对波格丹诺夫、巴扎罗夫说：我们不得不分手两三年。那里人很多，既吵闹，又忙乱；有的人在下棋，有的人去荡舟闲游。不知怎的伊里奇很少谈到他的这次旅行。他多半只谈海怎样美丽，那里的酒怎样，而对在卡普里举行的困难问题的会谈却说得很少，因为这对他是很不愉快的。
“伊里奇又钻研哲学了。”
布尔什维克本身仍然还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一个派别（与之同时存在的派别还有：孟什维克、拉脱维亚党、犹太人的崩得、托洛茨基的中派等），而现在它本身又面临着分为两派的危险——根据哲学分为两派。马赫的哲学向马克思的哲学发起了挑战。波格丹诺夫、巴扎罗夫、卢那察尔斯基及其他许多布尔什维克都成了马赫主义者。但他们同时又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对他们痛加责骂。但是为了粉碎他们，就需要更彻底地了解马赫的哲学和整个哲学。列宁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普列汉诺夫和康德的一些哲学著作。1906年时，他读了波格丹诺夫的《经验一元论》一书。读了这部书之后，他写信给高尔基说：“我读完之后非常生气，因为我更清楚地看出，他走的是极端错误的道路，非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列宁开始写一部书来回答波格丹诺夫的这部书。1908年时，由于政治上的分歧，他对波格丹诺夫更加“生气”。克鲁普斯卡娅肯定地说：“当时正是困难的时期，俄国的组织不断地遭到破坏。警察在奸细的帮助下逮捕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工作人员。群众退缩了。他们想要理解所发生的整个事件（即1905—1906年的革命——路·费希尔注），要考虑它，一般性的鼓动已经使人厌烦。基于这种情绪，召回派就有了某些成就。”召回派想从杜马中召回社会主义的代表，并且像列宁本人在1905年时所坚决主张的那样，要抵制杜马。但是，现在列宁认为，对杜马应当加以利用。波格丹诺夫加入了召回派一伙。这使列宁更加讨厌他的哲学。克鲁普斯卡娅写道：“已经使人感到布尔什维克派不像从前那样团结了，就要发生分裂了，首先是同亚·亚·波格丹诺夫分裂。”
列宁以其所具有的充沛精力和满腔热情在为写一部反对马赫主义者的著作而收集材料。但是有一些已经发表的材料，在日内瓦找不到。正如克鲁普斯卡娅写的那样：“而且侨居生活的吵吵闹闹的气氛又大大妨碍了伊里奇的工作，因此他到伦敦去了，以便在英国博物馆工作一段时间，写完那部已经开始了的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