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斗争到最后
达尔文具有永不衰竭的好奇心，他总要弄清每一件事物的来龙去脉。即使到了体弱多病的晚年，达尔文坚持从事那些一般人不愿做的科学实验，他自己也很幽默地称这种试验是“愚人的试验”。每当埃玛或者朋友们为了他的健康劝他注意的时候，他总是委婉地回答：“我不能忍受游手好闲，因此，我认为只要我能够做的，我就要坚持不懈地做下去。”
达尔文一生的主要目标就是弄清真理。在寻找真理的过程中，他决不轻易地盲从别人，总是努力保持独立思考。一旦证明事实同某些假说不符合的时候，不论这个假说多么重要，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抛弃它。
对科学研究无比热爱，对这个世界永远充满好奇心，细致入微地观察事物，孜孜不倦地探索真理，这都是达尔文进行科学研究的伟大性格特征。在他看来，自己应该给人类带来更多的光明，他应当责无旁贷地把一生献给科学。其实，他父亲给他留下的财富使他完全没有必要去从事艰苦的科学事业；疾病的折磨又使他完全有理由放弃这个艰苦的事业，但达尔文还是不顾一切地将自己完全献给了科学。在他的一生中，他共完成了80多篇论文，22种著作，另外还有九部著作中也有他编写的章节。
纵观科学史，一个自然科学家在一生中，能够像达尔文那样多产的科学家，实属罕见。除了著名的《物种起源》外，其他著作或论文都有他自己独特的发现和见解，在生物学、地质学、农学、园艺学等方面都成绩斐然。真可以说，达尔文确属著作等身。
人们赞扬达尔文是一个伟大的天才，他却说自己是一个才智平庸的人。他说，作为一个科学家，他的成功不管有多大，主要原因是：
“爱科学--在长期思索任何问题上的无限耐心--在观察和搜集事实上的勤勉--相当的发明能力和常识。凭着这点平庸的能力，我竟会在某些重要之点上相当地影响了科学家们的信仰。”
在1873年--1875年，达尔文准备再版他过去的许多著作，像《人类的起源》的再版，《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等。这都要求将一些修正的观点、事实补充进去。再版他有关地质学的著作，如《珊瑚礁》，让他感到非常高兴。因为他可以和许多地质学家进行联系，了解新的思想和观点。
1876年11月，达尔文给《伟大的冰川时代》一书的作者格基写信，把自己关于骚桑波顿旧石器时代沉积物中角形石和磨损石竖立原因的理论观点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他认为，沙石是在沉积物中间冻结的雪层里，在冰雪融化的情况下，沙石就竖着陷下去，并且冻结了。
1878年，达尔文高兴地阅读了莫西索维克的《白云石礁》一书，在给莫西索维克的信中，热爱真理的达尔文承认，一个层系中的每一层只含有海洋一定深度及存在于这一深度的其他条件下所特有的生物。他又承认，在某一个海生物种和另一个生物种之间的所有过渡形态，很少在同一个地方或同一层存在。达尔文写道，他有时进行一些推理，认为陆地和海洋在世界上的分布情况和从前截然不同，许多新属和科能够先顺着孤立的水路两岸向南发展，而后来却能向北伸延。
美国学者奥伦也著书论述外部条件的直接影响，达尔文称奥伦的书很有价值。
达尔文一直在研究并且为之不安的问题是：在什么样的范围内应当接受这一对进化来说是外部的直接影响的重要因素。1880年他在给赫胥黎的信中表示：“在我经常想到那些我们现在所不能见到的极少数的结构时，我可以使自己确信，自然选择所起的只是从属作用。另一方面，在我想到那些20年前，只是被称作形态学的并被认为是毫无用处而现在大家都知道是非常重要的为数甚多的构造时，我可以使自己确信，任何构造都是靠自然选择发展起来的。”这些正反映了晚年的达尔文，在许多困难的问题上，继续独具慧眼地权衡一切“赞成”或“反对”的意见。他那惊人的智慧使他始终“注视着”同进化原理相矛盾的证据，他善于找到一种非常准确的、精辟的、明智而又无可辩驳的证据。
1876年，华莱士的巨著《动物的地理分布》出版，达尔文对该书十分钦佩。他指出，根据华莱士的观点去研究各种植物、昆虫有肺软体动物和淡水鱼的分布是非常有意义的。他认为最有价值的是华莱士把哺乳动物作为动物地理分布的基础。
大概在此时，达尔文知道了安顿·杜恩的关于脊椎动物起源于环状蠕虫的论文。这个理论对达尔文并没产生多大影响，他还高度地评价杜恩在新大陆努力建立动物站的行动，亲自捐款并参加该机构。
达尔文同奥古斯特·魏斯曼有相当频繁的通信，同弗里茨·缪勒继续书信来往。
这一时期，美国黑人上校希金森访问了唐恩，希金森曾组织过特别的“黑人团”，憎恶奴隶制度。达尔文渎过希金森的《同黑人团相处的生活》后，给上校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喜悦之情，因为达尔文自己极其憎恶黑人奴隶制度。
达尔文对当时英国流行的招魂术和扶乩持强烈的否定态度。他曾参加过一次扶乩会，但却提前退场，确信扶乩之类的是招摇撞骗。华莱士是招魂术的拥护者，赫胥黎却是一个怀疑主义者，他曾在一次扶乩会中大大阻挠了扶乩者的顺利进展。
1875年，达尔文的朋友、老师莱尔去世，被安葬在西敏寺。
1875年，达尔文积极地参加研究当时流行的“活体解剖”问题。达尔文向来喜欢动物，并对虐待动物很反感。但如果禁止对活动物试验，生理学研究就会出现很大问题。对此，达尔文发表意见，为了真正的生理学研究而作活体解剖是合理的，但仅仅为了可憎恨的好奇心而进行活体解剖则是不合理的。
到了暮年的达尔文仍然积极地捍卫达尔文主义，给予敌人有力的打击。
王维尔·汤姆逊在《挑战者号航行记》一书中这样写道：“深海区系动物的性状并未提出任何根据来支持这样的理论，这一理论把物种的进化归因于只受自然选择支配的极端变异。”达尔文对这位博物学家的“谬论”很是愤懑。1880年11月在给《泰晤士报》的信中，他援引汤姆逊的话来证明，他从来都没有说过“极端”变异是进化论所必需的，也从来没有把自然选择说成是进化论的惟一因素。
达尔文在这封信中不用一句粗鲁的话，就把汤姆逊斥责了一顿，仿佛他本人对汤姆逊确实说了“带有感情而又不太恭敬的话似的”。
如果读读达尔文一生最后几年的书信，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感到惊奇，在如此瘦弱的躯体中仍然保持着朝气蓬勃的精神，清醒的头脑和对博物学有着异常广泛的各种各样的兴趣。
达尔文读完法布尔的《昆虫学回忆录》。法布尔依据他认为几乎不变的昆虫复杂本能的研究，在回忆录中大肆攻击进化论。达尔文认为法布尔所列举的昆虫的复杂本能，可用昆虫复杂本能是通过选择由比较简单的本能发展而来这一理由，轻而易举地予以解释。在给罗马内斯的信中，达尔文对动物的智慧和本能作出了令人惊异的论断，“在您那本关于动物智慧一书中，我不知道您是否要讨论某些更加复杂的、更加奇异的本能。这是一种徒劳无益的工作，因为不可能产生矿物的本能，这里惟一的线索是存在于同‘目’的其他成员中的这些本能的状态，而这仅仅是一种可能性”。
在信中，达尔文让罗马内斯注意法布尔的回忆录中把自己的猎获物麻痹的沙黄蜂的本能。沙黄蜂杀死猎获物，起初只是向猎获物本身下部最柔软的那一面多次蛰刺，后来沙黄蜂发现蛰刺某一节是一种最有效的办法，于是这种习性正如叭喇狗牢牢咬住公牛的鼻子或雪貂咬开小脑的那种习性一样被遗传下来--只轻轻地蛰刺一下它的猎获物，便可以使它们的幼虫获得鲜肉……
虎克曾有一次要向地质学家们演说。时间仓促，虎克对写演说稿缺乏信心。达尔文主动表示愿意帮助虎克。他给虎克提出了许多值得注意的意见。他给虎克的这些主意都表明，老年的达尔文是如何在密切地注视着报刊，在他的记忆中保留着多少奇异而有趣的事实啊！
达尔文又很快地重读洪保德的《地质学》，他同意虎克的观点：洪保德是一位最伟大的科学旅行家，是“无数后进的科学家之父”。达尔文觉得，洪保德之所以伟大，不仅由于他有独创精神，而且还由于他无所不知。对于达纳，达尔文认为他出色地证实了关于大陆和大洋永久性的思想。达尔文赞成北极古生物的发现是有极重要意义这一观点，但他反对植物是以北方为起点开始分布的观点。
达尔文密切地注视着古生植物和古生动物方面的每一个新发现。他非常了解在美国白垩纪地层中多次发现的被子植物，与澳大利亚动物群相似的澳大利亚古生物，英国志留纪地层中多次发现的古生植物……达尔文要虎克注意高等植物的发展似乎是骤然的或突然的，注意用昆虫在中生代末期那种决定异花受精强有力的发展来解释这一事实。达尔文还指出，勃莱特对斯堪的纳维亚的泥炭层所作的考察及其重要的结论。
1880年，英国科学协会主席拉卜克作了《关于近50年来科学的进步》的演讲。达尔文给他去信，让拉卜克注意这一时期地质学中的伟大进步。使拉卜克注意到了寒武纪层系之上的古生代地层的分类，特别是注意冰川时代的发现，而后注意到了从前地质学家所没有注意到的表面层的研究。
达尔文欢迎奥格尔把亚里斯多德的著作译成英文本。他在给奥格尔的信中说，他所崇拜的林耐、居维叶同亚里斯多德相比，只是两个小学生而已。他指出亚里斯多德对某些简单的东西惊人的无知，如他居然不知道肌肉是运动的器官。
1881年，达尔文到处奔忙，在工作上帮助和支持一位力求培育出一种甘蔗变种的巴西人。
晚年时，达尔文与罗马内斯过往甚密，他在给罗马内斯的信中表示自己的关心：“应当鼓励遥远的世界各大洲的科学。”
1882年2月，达尔文在他的最后一批信中，有一封是给弗·戈尔斯弗尔的。这封信评论了古生三叶虫纲。达尔文在信中指出，这些生物形态（属和科）本身在连续不断的古代结构各发展阶段中就已发生了变化，已绝了种。他认为，像三叶虫纲这些完善生物形态在古代层中的出现，就会驳倒那些认为在我们所熟知的地层中能找到最先出现的生物痕迹的人心目中的进化论，达尔文坚决反对这一想法。在此之前，曾在寒武纪层下发现了许多受到晶化作用的岩层，这些岩层应该充满生物遗体，但却什么生物遗体也没有保存下来。
1882年2月6日，达尔文给林耐学会画达尔文肖像的美术家柯里尔写了一封信。他告诉柯里尔，所有的人都赞美这一肖像，他写道：“每当我看到自己的肖像挂在林耐学会里，几天里我心中都充满了自豪感。”
达尔文在信中还提到了赫胥黎，因为柯里尔是赫胥黎的女婿。“我只阅读了他的著作的最后一卷。幸亏我没读过他的论普里斯特利的论文，而这篇我从来未曾读过的最出色的论文，使我感到惊讶。关于自动说的论文也很有意思。可惜，我没有像赫胥黎那样好好地武装起来。不然我就会要把他找来就这一主题进行决斗。可是要干这类事情，我就显得‘聪明过度’了，因为在我清醒过来之前，他就会用他磨得锋利的轻剑穿我六次。”透过这些话语，可以看到达尔文对进化论斗士赫胥黎评价之高。
二、名利观
一个时代往往会诞生许多伟大人物，但也常常埋没、甚至扼杀一些伟人。中世纪，布鲁诺和塞尔维特被宗教裁判所关进监狱，最后被送上了火刑场；哥白尼和伽利略因他们的学说，受到教会势力的迫害，被视为“异端”。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也触怒了“上帝”和他的仆人，但他和布鲁诺、哥白尼、伽利略等人比起来，他要幸运得多。他不但没有被囚禁，反而亲眼看到了进化论学说日益被人们接受的盛况。他的《物种起源》被译成53种文字，在世界各地传播。
随着《物种起源》及一系列著作的成功，各种各样的荣誉和奖励接踵而来。他获得的学位有：剑桥大学名誉法律博士、波恩大学名誉医学外科博士、比勒斯劳大学名誉医学外科博士。地质学会授予他华拉斯登奖章，皇家学会授给他皇家学会奖章和柯普雷奖章，皇家医学院授给他贝勒奖章。美国、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西班牙、俄罗斯、瑞典、瑞士等国家和地区的61个学术团体也授给他学位或者吸收他为会员，有的还给他颁发了奖章和奖金。
1864年，福克斯带给他一个消息：“查理先生，皇家学会决定给您颁发一枚柯普雷奖章，不过获奖人通常必须亲自去领。”
达尔文奇怪自己能获得奖章，“像我这样一个衰弱的老人竟然没有被忘记，可是，我的健康状况是不允许我去领奖的”。
事实上，1863年莱尔就提议给达尔文颁发一枚奖章，只是进化论的反对者们强烈不满而作罢。这一次，虎克极力劝达尔文去领奖，就是为了《物种起源》的胜利也应该去，更何况英国皇家学会的柯普雷奖章，是一个科学家在英国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
达尔文赞同虎克的观点：“我知道，为各门学科设置并且向全世界开放的柯普雷奖章是一种巨大的荣誉。向我颁发奖章，这说明自然选择理论正在英国取得一些进展，而且在国外也脱离了险境，这真让我高兴。至于那个奖章，那只不过是个圆形的小金牌，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
11月30日颁发奖章那天，达尔文没有到场，他忍受着疾病的折磨，在书房里继续工作。
1867年，当普鲁士“功勋骑士团”授予他功勋骑士的时候，达尔文似乎不知道这是一种多么光荣的称号。他对虎克说：“我已经被封为骑士了。但是我认为，这算不了什么。”
维多利亚女王封达尔文为爵士的事情前文已述。当女王想给已到暮年的达尔文授予爵士衔位，可达尔文根本不予理睬。也许他的内心也在说，这算不了什么。
在各种荣誉面前，使达尔文感到“极大的满足”的礼物只有两件。这就是1877年他生日那天，从德国和荷兰分别寄来的两本贴满照片的相册：一本是德国蒙斯特的雷德先生发起组织的154个科学家照片的相册，另一本是贴有荷兰班墨兰教授等217个著名观察家和自然科学爱好者照片的相册。
在68岁寿辰纪念的日子里，达尔文接到这两本装帧得富丽堂皇的礼物，他欣喜万分。他坐在高脚的椅子上，一边翻阅，一边自言自语地说：“这是我曾经得到的最高的荣誉，我非常感谢他们的盛意和慷慨的同情。”
达尔文表示一定要把这份珍贵的礼物妥善地保存好。他对埃玛说，他马上要给两位发起人写信，请他们向每位惠赠照片的先生致以诚恳的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