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这位大演说家的目的在于鼓动群众时候，他就是这样地巧妙地拐过弯子来。其实他的行为正是一种悲剧的揶揄。他知道这一点，可惜他改得太迟。他的政术一生都是集中于自己的，自己冥想的，自己指挥的，并不是因为他要露脸——他最看不起的就是他的同胞们，所以他不好虚荣；并不是因为他的势力只能是从上压下来才能够维持，才能够巩固——不是的，俾斯麦仇视民众，其最深的原因在于他的自信。以聪明而论，他是天生的，以血统而论，他常觉得他是贵胄。他之所以要治国，只因他是上等阶级的人，虽然他心里很明白这一个阶级并非是最好的，君主与武士阶级的人们，是国家之本，这个时候的人正在那里走黑路，给人们以普遍选举权，不过是一种让步。俾斯麦是一个制造国家的人，他的基本观念就是要把议院弄得薄弱无力，使议院不停地受制于君权之下。
他常在议院与帝国议会所称赞的坚固君主制，其实不过是一种幻想的权力，与他所辨别的很清楚的英国君主制一样；其实英国人是以人民为本，以君主为名，在德意志则不然，而是以帝国宰相为本。他很清楚他是在变着把戏骗人民，他却不让任何一个人知道在这出专制戏剧内，皇帝与宰相关系的性质。这是他的帝国，在这个帝国里，只许他一个人发号施令。唯有这样，他的无与伦比的自信，才能够在事业中得到满意。他与人民的代表相持了三十年，无时不提倡君权，忽然有一天，一个新人物当了君主。这个新人物并不领情，反而把宰相推倒了。
后来，人民开始拥戴老俾斯麦了，这时候，他才能够看出他的计算中的错误。他的本性的动机，从前一向都是使他忠于君主制的，到了现在，因为相同的理由，他亲附人民。当他在国人与欧洲之前承认“也许是我之过，不知不觉地把议院的权力弄到现在这样低的水平线。”他的傲性是极端让步了。
在这几个星期里，有一天慕尼黑的美术家们请他赴宴，伦巴赫本来要高举一个满装了慕尼黑啤酒的很大的酒杯，欢迎这位贵客。但是这个酒杯太重，他举不起来，只好放回桌上。他忽然悟出了一个道理，惊动了全部在场的人，他大声喊道：“一个人的力量举不起一个重东西，只好放下来！”
这位画师在这句不假思索的话里，把威廉二世与俾斯麦之间的冲突，作一个总结。老头子说道：“当我所坐的火车快到站的时候，走得很慢，我听见等候我的群众在唱歌欢呼，我知道德意志并未忘记我，我心里很高兴。”
九、政治遗言
他的笔迹表示悟解强过想象、意志、精力、自信，但也表示自制自在与看重形式，他的性情是骄傲的、执拗的，虽好秩序，却不合时，是一个受制于神经的人，常有许多惊人的举动。他的字写得很大。最让人注意的是五十年都没改变多少——同他的性格一样。
尤其让人注意的，是他到了晚年还是一个喜好奋斗的人。当柯雪林苦劝他现在需要变作一个随和性格的人，他反驳道：“我为什么该随和？”当他八十岁生日那一天，一串一串的人来看他，他们盼望着能看见一位安静的老头子，却听见他在露台上说着火气很猛的话：“有创造的生活，是从奋斗中得来的。从植物起，中间经过昆虫以至于鸟类，从鸷鸟以至于人类——无斗争则无生活！”当他被选入帝国议会时，他就有了斗争的激情。他说道：“当我进去坐在会议厅的下一层时，我很想看着政府席上的人的脸……我是一滴化学药水，只要倒在辩驳里头时，就会把什么东西都分解了。”有人认为一个人应当知足，俾斯麦说道：“最令人不快的，莫过于一个人人都知足的极乐世界，因为这样一来，把大志都消灭了，道德也停滞了。”
他对基督教向来只做形式上的事；到了现在，简直连形式都没有了。他的晚年同他的少年一样，他的心被一种怀疑主义所节制，有时成为一种非基督教的神秘主义。只有一个人敢问他这种事，这个人就是他的少年时的朋友柯雪林。他给读者以一种同情的解说：“他的宗教情结”（这是柯雪林最后一次探望他的老朋友之后写的）“似曾经历过起落……到了晚年，他的感情冲动睡着了。”柯雪林记载两句话，作为俾斯麦的最后自供：“在最后二十年间的斗争中，我同上帝离开很远了，我说这句话时，我的心里是很难过的。到了现在这样悲惨的时候，我觉得这样的远离，使我心痛。”
当他任意思辨宗教问题的时候，他说的话使奉教甚笃的老乔安娜忧虑。他正在看报，把报放下来，当着一个客人的面说道：“有两件事物充塞我们的全体，我应该知道至高的神人是否也是这样。以我们人类而论，人类有精神有躯体；国家由政府和人民的代表组成；而全体人员，则是以婚姻关系作基础。这样的两合主义，推广到全部人类……我并不想侮辱宗教，我却很想知道，我们的上帝是否也可以有辅助他的，如男人有女人辅助。”他说道：“这条教理是不能明白的。”他很郑重地大声自问道：“也许在我们与上帝之间还有几个阶级。上帝可以有其他听他指挥的神人，这些神人能够帮他的忙，以统治这个无限的宇宙。譬如当我看报时候，我屡次看见世界上有许多痛苦，好运与恶运是怎样不公平地分配，到了这时候，我就易于惊讶，统治我们这个世界之权是否交于一个摄政之手，他却并不完全照着我们的万能神的意思办！”
这种自然主义，是未消灭以前的火星的最后闪光。他只能够看世界是一个国家。他看见其中有许多瑕疵，他既认为世界至高无上的主宰必定是尽善的，就会有一个摄政的假设——一种普鲁士的省长——俾斯麦有一次说，这种省长误解误用法律。等到很老的时候，他折回于古代的条顿族眼界，这是他一生所存着的，始终未曾抛弃过，当他更想斗争的时候，他决不害怕上帝。他说热带的人崇拜太阳，因为太阳在热带地方是危险的，有势力的；条顿人崇拜雷电也是因为相关的理由。他很蔑视地说道：“在这里，又露出人类的性质，与狗相同；用他的爱敬他们所怕的人。”
有一个领事报告说，有几个黑人很想杀他，他逃走了。俾斯麦说道：“我们都在上帝手中，我们处于这样的地位，最好是身边带着一把手枪，无论怎样，我们出行不可以身上无备。”
但是他的心里却有神秘思想。他常有迷信趋势。“我喜欢相看动物所发现的记号与征兆。他们比我们聪明的多。”他屡次提及数目的玄义，他照此核计他的死期，他说他不死于1883年，就会死于1898年——果然是这一年死的。“光，树木，我们自己的生命，无论什么最终都是不能解说的。既是这样，为什么就不该有与我们选择的悟性相冲突的事物？蒙田题写自己的墓碑说也许他喜欢用‘我们将来看’题成的墓碑。”
这个老头子相信他的事业是可以经久的吗？他并不因为德意志人的颂扬就走差了路；他绝不为名而变作有目无睹。他的名声，现在自然是天下人都知道了。有一次，有一位中国大使来请教他，北京朝廷的权谋，最好是用什么法子对抗。有人从阿拉伯写信给他，说那里都知道他的名字，那里的人说俾斯麦叫做“快火”，“勇的活动”。德意志都知道他，但与他有什么益处？“德意志人都是小气的，心窄的没有一个是顾着全局做事。各人都忙着添塞各人自己的私囊……我们彼此相待已过于不通融不迁就了，对于外国人却过于通融过于迁就……当我想到他们怎样拆我所建造的房屋时，我就不能安眠。一想起这件事，我的思想就整夜地骚动。”到了八十岁，他就是这样被他的泛怀疑论所扰，被国人的诸多不和所动。他日复一日地急切地纵观将来。
在他生日那一天，德意志人都来敬贺他，只有他的老仇敌帝国议会（他们不肯庆贺他）侮辱他，他站在露台对着德意志的少年们说道：“你们不要太挑剔。上帝给我们什么，我们就领受什么。我们受过许多辛苦，在其他欧洲的炮火之下得来的，我们也领受。这是很不容易得来的。”他在今天的庆贺日就是这样很巧妙的拿一层薄纱盖住了他的疑虑之处。听他说话的学生们，抬头看着这个老妖道，只管抬头看，却不能理解他。
他的诸多疑虑之处只是关于将来的；他对于过去并无所虑。当世的记载与书信刊行时，他十分注意。当一个银行买断他撰写给曼陀菲尔的书信时，他说道：“我实在是忘记了这些信件里头说的是什么东西，但是我知道，我从未写过不可以公开的信。”
当刊行罗恩批评他的信件时，他是很高兴读的。他收藏了许多描绘俾斯麦的画片，很高兴地对客人描绘人们所说的俾斯麦的残忍嘴脸，怒目，凶暴的眉。当他们把当学生时的一个石像模型给他看时，他像一个看相家一样研究这个石像的面目，说这位美术家错了，不该既把他雕作古人模样，同时又把他雕作一个外交家。他还说他的下唇常比上唇厚，这表明他性情执拗，雕的更细的上唇，却表明他贪权。
当没有机会表示斗争时，没有挖掘出题目时，或当他独自一个人坐下时，从远处留心听他一生的牢骚时，他绝不夸赞先前的光荣，却害怕自己的冒险。他说道：“我一生都是拿他人的钱来豪赌。我绝不能预言我的计划是否会成功。我管理他人的产业，是担负可怕的责任的……就是到了今日，已经事过多年，我一想到无论哪一件事都不是那样的结果，我往往一想，就睡不着。”
当乔安娜最后一次患病时他变得更加郁闷。他很想同她一起死去。“我不愿死在我夫人之前，我也不愿意在她死后我还活着。”他按照她的想法送她到瓦森。她忍受了很多痛苦，几乎不能动，俾斯麦现在很少自己执笔写东西，他的哥哥死后，他亲手写一封信给他的妹妹，这封信说道：“我必须很小心不要让乔安娜看见我自己的悲痛以加重她的愁闷；她的生机现在是很低的了，仅仅依赖于心理的支撑。我们今天得到比尔的不幸消息；他的脚风病又发作了……从前我只要能够去瓦森，就会很高兴；现在假使不为乔安娜，我难以打定主意到那里去。我想住在一个地方，永不离开，住到我入棺之日为止，我渴望孤寂……我是你的唯一的哥哥俾斯麦。”
到了秋天，乔安娜死了，终年七十岁。死前一个晚上，吃晚饭时，她还能够同他说话，到了第二天清晨他走进她屋里，就看见她已经死了。这个老头子，这个被认为是最有魄力的人，赤脚，穿着睡衣，坐下来痛苦不堪，如同一个孩童一样。她的丧失是绝对不能添补的了。同在这天晚上，他曾把他的政治生活的结局，与他的贞洁的晚年生活的结局相比，这是他两样生活的特色。他说道：“这个结局比1890年的结局更为令我在意，刺入我的生活更深……假使我此时仍然主持国政，我会埋头于公事中的。但是连这样的安慰都不给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