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努力或许会被弗洛伊德本人所取笑，但它们却不全然是徒劳的。1926年5月，很多国家的报纸和期刊都大幅报道了弗洛伊德70岁诞辰的消息，其中有些内容还相当翔实。这些报道之中，最让人动容的大概首推随笔作家与传记家克鲁奇为《纽约时报》撰写的一篇。他指出，作为“精神分析理论之父”的弗洛伊德，“有可能是除爱因斯坦以外，今日被人谈论得最多的科学家”。“科学家”正是弗洛伊德最渴望得到而罕能得到的头衔。克鲁奇承认：“当然，即使时至今日，还是有着行为主义者和其他不肯妥协的反弗洛伊德主义者的存在，但至少他的主要观念的影响力，已经在大部分重要心理学家与精神病学家的作品中反映得越来越强烈。”克鲁奇相信，正如达尔文的观念已经渗透到现代文化的最内层，同样的，“我们对弗洛伊德的观念，假以时日，它们大有可能也会像进化的观念一样，成为每个思想家视为理所当然的心智的一部分”。在差不多同一时间，布朗大学一名教授著文表达了他对大学当局引入心理咨商制度的忧虑，说这样做只是让学生暴露在“一门半生不熟的科学分析下”。但《纽约时报》的一个社论主编却撰文加以驳斥，文章的标题是：“半生不熟看来是个坏选择”冷眼旁观这一切，弗洛伊德向阿诺德·茨威格自嘲说：“我不是名满天下，只是‘声名狼藉’。”这话只对了一半：他两者皆是。
四、活力：柏林精神
到了20世纪20年代晚期，就连一向悲观的弗洛伊德都不得不承认，尽管仍然存在着外部与内部的问题，但精神分析的机构正在繁荣茁壮。在这段日子里，除了维也纳、柏林、布达佩斯、伦敦、荷兰和瑞士等地以外，精神分析的机构在世界各地又新增了不少，其中“巴黎一个，加尔各答一个，日本两个，美国好些，耶路撒冷和南非各一个（都是最新近的），斯堪的纳维亚两个”。他志得意满地推断说，精神分析毫无疑问已经站稳脚跟了。
柏林的精神分析学会是亚伯拉罕在1908年创立的，采取的是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的模式：成员定期在他的住处聚会和宣读论文。这个学会的成员，成为了后来的国际精神分析协会柏林分会的核心分子。在美国，一些对精神分析感兴趣的医师在1911年分别组成了纽约精神分析学会和美国精神分析协会，两个组织之间存在着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两年后，费伦奇成立了布达佩斯精神分析学会。这个学会曾在战后兴盛过很短一段时间，但在布尔什维克政府于1919年夏天被推翻后就划上休止符，因为新登台的霍尔蒂政权是反犹太的，因此也是反精神分析的。不过布达佩斯却产生过一些极其出色的精神分析师：费伦奇当然是其一，其余的还包括亚历山大、拉朵、贝林特、罗每姆和斯皮茨等。英国精神分析学会成立于1919年，而伦敦精神分析研究所则成立于1924年底（主要的推动力来自不知疲倦的组织家钟斯）。法国的精神分析支持者在两年后克服医学与精神病学建制的阻扰，成立了他们的精神分析机构。意大利的精神分析学会成立于1932年；荷兰的成立于1933年。同一年，艾廷冈从柏林移民巴勒斯坦（他是第一批离开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的精神分析师之一），并很快在耶路撒冷创立了一个精神分析研究机构。的确，诚如弗洛伊德所说的，精神分析已经站稳脚跟了。
20世纪20年代最有生命力的精神分析机构是在柏林，最开始，亚伯拉罕所成立的学社只是一个很小的团体，其中一些成员后来离了队，性学家赫施菲尔德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兴趣只是在性解放，而不是在精神分析。不过，到了魏玛共和初期，尽管饱受种种政治和经济动荡的困扰，柏林却把自己确立为全世界精神分析运动的神经中心。讽刺的是，柏林精神分析师团队之所以人才济济，有相当一部分是拜其他国家更大的不幸所赐。像萨赫斯就是在1920年从风风雨雨的维也纳搬到柏林的，拉朵、亚历山大和贝林特夫妇则是在匈牙利王政复辟后，从匈牙利避走柏林的。也有一些人——如梅兰妮·克莱因和海伦娜·多伊奇——到柏林的目的是接受分析治疗和学习精神分析。
亚丽克丝·史崔奇——她在转投亚伯拉罕前原是弗洛伊德的病人——极其喜欢柏林那种激动兴奋的气氛，认为与之相比，维也纳显得呆滞。她也喜欢亚伯拉罕当她的精神分析师。“我毫不怀疑，”她在1925年2月写给丈夫的信上说，“亚伯拉罕是我遇到过的最好的精神分析师。”她深信，自己“过去5个月以来从亚伯拉罕那里的获益，要比跟随弗洛伊德那15个月为多”。这一点让她纳罕，不过她又指出，自己不是唯一有此感觉的人，因为其他人也有类似的表示——像梅兰妮·克莱因就认为亚伯拉罕比弗洛伊德高明。在柏林，不管是在会议上、在糕点甜食店里，甚至在酒会上，都可以看得见精神分析师或候选分析师在讨论、激辩或争吵。在这里，吃甜点或跳舞是与讨论伊底帕斯情结或恐惧宣泄的问题并行不悖的。据精神分析师勒文施泰因的观察（他到柏林去是为了接受萨赫斯的训练），柏林的精神分析机构“冷冰冰的，非常德国化”。尽管如此，他仍然承认，柏林确有不少值得自豪的优秀临床专家和深具启发性的老师。在20世纪20年代，对一个精神分析师来说，柏林成了一个圣地。
柏林的另一个优势是人们对精神分析的敌意降得空前的低。“这个冬天，”亚伯拉罕、萨赫斯和艾廷冈在一封连环信中向弗洛伊德报告说，“人们对精神分析的兴趣异乎寻常地升高，有不同的群体都开办了供大众选读的精神分析课程。”有一些外地人来到柏林讲学和演讲，其中包括了费斯特。他在宗教研究学会所做的演讲“大体上很成功，只在若干地方流露出弱点与不熟练……赢得为数150人的听众（大部分是神学家）的友好反应”。三个月后，亚伯拉罕又为弗洛伊德捎来更多“有利消息”：他刚在柏林妇科学会宣读了一篇谈妇科与精神分析的论文，听众把大学附属医院的大堂挤得水泄不通；不只这样，这个妇科学会在演讲过后不久，就向亚伯拉罕要了一篇讲稿的印本，说是要登在学会的期刊上。“这是个成功的信号！”亚伯拉罕在信中欢呼说。
柏林吸引精神分析师的最大磁力是亚伯拉罕，他是年轻人和有想像力的人一个可靠、忠实而稳定的支持者。如果说亚伯拉罕真是如弗洛伊德一度所说，具有强烈的“普鲁士调调”的话，那这种气质在生气勃勃的柏林并不构成负面影响。柏林的另一块磁石是西梅尔和艾廷冈创办于1920年的诊疗院（由艾廷冈出资）。两位创办人都把原始构想归功于弗洛伊德，而这并不只是一种奉承。事情可回溯至1918年举行于布达佩斯的国际精神分析师大会，会上弗洛伊德曾经为精神分析勾勒出一个在很多听众听来几近是狂想的未来远景。他指出，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只有寥寥可数的精神分析师，但备受神经官能症困扰的人却为数可观，而且大部分都是穷人，也就是负担不起接受分析治疗费用的人。但“有朝一日，社会的良知将会觉醒，明白到人有接受心灵治疗的权利，一如他们有接受外科手术的权利；明白到神经官能症对人体健康的威胁，并不亚于肺结核”。一旦有了这个认知，社会就会建立一些雇用受过精神分析训练的医生的公共机构，去为有需要的病人看诊。“这些治疗将是不收费的。”弗洛伊德也知道，国家要意识到这是它的责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所以，“也许首先会设立这种机构的是一个私人的慈善家。但不管怎样，总有一日，事情会如我所说的实现”。
西梅尔和艾廷冈创办的诊疗院可以说是弗洛伊德这个“乌托邦”梦想的初步实现。在庆祝诊疗院成立10周年而出版的一本小型纪念文集里，撰稿者都认为诊疗院的成就相当可观。一些统计数字可以多少反映出这种评价没有太夸大：据柏林一位年轻的精神分析师费尼秋统计，在1920至1930年间，诊疗所看诊的人数是1955人，其中有721人被认定需要接受分析治疗。这721个分析治疗中，有117个尚在持续，有241个夭折，有47个被认定失败。而在其他316例中，116例显示出情况有所改善，89例显示情况有明显改善，111例被认定痊愈。当然，断定一个病人“情况改善”或“痊愈”的标准何在，一直是个充满争议性的问题，不过，就算费尼秋的数字缺乏科学的精确性，它们至少见证了精神分析活动的范围已扩大至10年前所无法想像的程度。在柏林的精神分析机构及诊疗所工作过的治疗师前后有94位，其中60位是（或后来成为了）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会员。换言之，当那些贫穷的神经官能症患者来此求诊时，为他们看诊的，并不一定是正在实习的候选分析师，而是也有可能会碰到经验老到的治疗师。
与此同时，诊疗院的附属研究所还会训练有志从事精神分析工作的学生，而在柏林，这种训练课程又是最一丝不苟的（批评者则认为是吹毛求疵）。它要求学生修读的包括了精神分析一般理论的课程、有关梦的课程、有关临床技巧的课程，以及把精神分析应用于法律、社会学、哲学、宗教与艺术的课程。而尽管课程的安排会因人而异，但弗洛伊德作品被认定是必须彻底研读的。尽管每个学生都要研读弗洛伊德，但他们可不是都会成为精神分析师：研究所对候选分析师与旁听生之间有着严格区分。那些想成为职业分析师的学生，需要接受全面性的训练，而旁听生只需要选读他们认为可以对他们原有职业有帮助的课程。
研究所又规定，学生都必须接受过训练性质的分析治疗。这种要求，在其他地方仍然是有争议性的，但在柏林，却没有一个分析师是没有接受过别人的分析的。这个训练性的分析治疗为期“至少一年”，让学生可以——就像萨赫斯所说的——“如教堂里的见习修士一般”，获得一段考验的时间。但萨赫斯的这个比喻不会是弗洛伊德喜欢的，因为后者曾对钟斯说过：“我并不喜欢扮演大祭司长。”不过这个抗议是徒劳的。
一旦柏林精神分析机构的优越性在精神分析师之间建立了口碑，学生就蜂拥而至。他们很多都是外国人：有英国人、有法国人、有荷兰人、有瑞典人、有美国人。他们都喜爱主其事者的不拘一格、热情和认真。这些学生在回国后除了会执业外，有些也会创立自己的研究所。奥迪耶——法国最早的精神分析师之一——是在柏林接受亚历山大的分析的；贝林特接受的是萨赫斯的分析；哈特曼——他稍后移民纽约——接受的是拉朵的分析。接受过亚伯拉罕分析的学生名单读起来就像一部精神分析的名人录，其中包括了爱德华·格洛弗和詹姆斯·格洛弗（他们是英国精神分析师中的领导性人物），海伦娜·多伊奇（她曾是弗洛伊德的病人，日后将以有关女性性欲的论文而闻名），理论创新者梅兰妮·克莱因，还有那个风趣的观察者亚丽克丝·史崔奇（她也是后来弗洛伊德作品的英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