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阿伦·斯佩林一直是个小有名气的电视制片人。他最早拍了《莫德队》，是一部反文化的警察戏。1968年，他又拍了一系列很成功的警匪片，包括《S·W·A·T》（1974年）、《星空与小屋》（1975年）和《查理的天使》（1977年）。然后转变戏路，拍了长篇电视系列剧《王朝》（1979年）。
70年代末期的某个时候，当时负责ABC公司电视项目的托尼·桑姆普拉斯给迈克尔·奥维茨打电话说，阿伦·斯佩林在找新代理人，桑姆普拉斯认为这他们应该会会面。奥维茨和斯佩林见了面，这位制片人同意成为CAA的客户。这是CAA公司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因为斯佩林将会成为CAA以后几年最大的造钱机。除了拍电视，斯佩林总是想做一些长片。由于CAA的帮助，1983年他制作了他的第一部电影《莫姆先生》，由迈克尔·基顿主演，约翰·休斯导演。斯佩林与CAA的关系对双方都有利：CAA给他提供拍新节目的点子，斯佩林帮助这家公司得到新客户。“这是个了不起的关系，”奥维茨回忆说，“他比我们公司的任何人提供的金钱还要多。”从70年代末期开始，斯佩林每年都是得佣金最高的五位客户之一，到目前为止，他是CAA公司最成功的电视客户。1984年，这家公司最大的佣金来自比尔·默雷和《巨鬼》，1993年是斯迪文·斯皮尔伯格和《侏罗纪公园》，可斯佩林每年都是佣金最多的客户之一。90年代，斯佩林继续制作出一些很火的电视片，包括《麦尔罗斯之地》和《贝佛利山90210号》。
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迈克尔·奥维茨可以不再追出去寻找有希望的客户了。一些男女演员现在必须交一份相当有吸引力的简历，还必须具有看得见的未来才能得到成为CAA客户的机会。奥维茨和梅耶有可能是在海滩上寻找到西尔维斯特·史泰龙的，可现在他们不必再到大街和海滩上去寻找新人了。
因此，当1981年年初的某一天，CAA的代理人波娜·瓦格纳接到电影制片人斯坦雷·杰夫的一个电话，请她和奥维茨去看一部他刚刚完成的电影《塔普斯》时，事情就显得很奇怪，非常奇怪了。这部电影是由一位19岁的男演员主演的，杰夫非常喜欢他。这位年轻演员在《塔普斯》之前还演过一部电影（《无尽的爱》），可得到的评论却是不冷不热的，说明他不太可能一下子成为詹姆斯·迪恩或者别的出名的人。当然，姑娘们认为他极漂亮，可是迈克尔·奥维茨也费不起时间或者精力来看这些昙花一现的人。
奥维茨和瓦格纳仍然对杰夫表示了足够的尊敬，看了这位导演挑选的男演员在《塔普斯》中的表演。瓦格纳和奥维茨租来了这部电影，俩人都为这位19岁的小伙子的表演所折服。他们告诉杰夫，同意他对这位年轻小伙子的表演水平的乐观估计，杰夫跟着就安排奥维茨和瓦格纳与这位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的会面。
这位演员的名字叫汤姆·克鲁斯·麦波特第四。他出生于1963年7月3日，是在纽约的西那库斯市长大的。托马斯小时候得过失语症，也经受过父母离异的痛苦。他在渥太华和辛辛那提生活过一阵子，在那里上过一段时间圣芳济教会学校，最后与其再嫁的母亲一起在新泽西的格伦里奇市定居下来。膝部受伤后，他放弃了摔跤队的比赛，开始在高中的节目表演中露面。他极希望成为一名专业的演员，因此于1980年到了纽约市，并从职业的角度考虑把自己姓名的最后一个词删掉了。1981年在《塔普斯》中首次露面之前，他是靠当公共汽车员和维修工过活的。
没有哪一次会面的意义比与汤姆·克鲁斯的会面对奥维茨产生的意义更大。第一次在办公室与这位年轻演员会面时，奥维茨发现克鲁斯明显缺乏自信心，在好莱坞的世界里也觉得不是很舒服。奥维茨完全可以轻松地对这位年轻人表示一点礼貌，简短地跟他说几句话，然后把他送到门外去，再回头来操心那些大客户的事。可是，他在克鲁斯身上发现了某种特别的东西，一种明星的风范，尽管这个年轻人并没有怎么特意地打扮，或者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吧。这年轻人才刚19岁，可奥维茨感觉到，他有一个灿烂的未来。“他坐在我们对面的那个沙发上，”奥维茨回忆说，“我们很是惊讶。他有一种默不出声的力量。他的眼神来回不定，拥有感染力很强的微笑。他是我所见过的最有礼貌的人之一，没有那种高傲气，没有不可一世的神情，我一下子就喜欢上这个小伙子了。他极有向心力。他只想当个演员。”
克鲁斯也对奥维茨留下了深刻印象。“我立即便喜欢上奥维茨这个人了，”克鲁斯对作者说，“他对我不错，很热情，不停地给我打气。”这对克鲁斯意味着更多的东西，因为他知道这家公司最近签约的那些人，想在好莱坞的这家顶尖级代理公司挂上号的人都明白这一点。
奥维茨问克鲁斯他最喜欢哪些演员。“达斯丁·霍夫曼和保尔·纽曼”就是他的回答。对克鲁斯来说，这两个演员就像是传奇一样。
“你应该与我们公司的这些人一起工作”，奥维茨随随便便地说了几句，他的意思就是说：跟我们站在一起吧，我们会使你的梦想变成现实。
“啊，那可真是太好了，”克鲁斯说，“那真是太好了。”简直是令人震惊！这才是他真正的意思。
克鲁斯还不明白与保尔·纽曼这些人在同一部影片里露面的意义。“保尔·纽曼就像是另一个宇宙，”他当时在想，“与他在一起工作是什么情景，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奥维茨提醒这位年轻演员注意，如果他想与那些真正的导演们一起干，他有可能得拒绝一些工作，这样才能让像斯哥西斯、库布里克或者列文森这样一些导演来找他拍片，“而这是需要一些胆子的。”
汤姆·克鲁斯于1981年3月10日与CAA签约。同年12月，《塔普斯》就出来了。
克鲁斯明白，他在CAA的最初几年并不是奥维茨手头上的大明星，可是他很感激奥维茨能够像对待大明星那样对待他，“他也并不是特别与众不同地对待我。比较起保尔·纽曼、达斯丁·霍夫曼，或者西德尼·波莱克，我根本就没有替他赚到什么钱，他只有可能在《冒险生意》上小赚了一点。”他这里指的是1983年公演的一部走红的电影，这部电影使克鲁斯的职业生涯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迈克尔·奥维茨，”克鲁斯回忆说，“并不是个势利眼，也不是个自命不凡的人，他让我感觉到我在CAA有个家，与他在一起有如同家人在一起。”
多半是在1983年之前，奥维茨意识到“汤姆·克鲁斯”会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也许不会一夜成名，可是在接下来的几年内是极有可能红起来的。
克鲁斯发现奥维茨既有力量，也很聪明。他们对录像科技都有些兴趣，而且经常在一起谈论这个话题。这两个人很快成为好朋友。奥维茨告诉这位年轻演员说，如果有什么问题，他应该随时打电话告诉他，哪怕是在家里的时候。有一次，克鲁斯真的打电话给奥维茨讲了一个问题：他想确保有一家电影制片厂能够以合适的方式宣传他的一部电影。奥维茨答应帮忙，并且真的帮了忙。有时候，奥维茨也打电话来，只是问问事情进展到什么程度了，而克鲁斯也很喜欢奥维茨总能及时给他打电话。“许多次，”他说，“我给他打了电话，他总是能够帮上大忙。”奥维茨总能知道克鲁斯身边发生的事，这位演员很是欣赏这一点。
使他们的关系真正确立起来的是奥维茨的可靠性：“他说过的任何事情都保证做到——比如给我打电话——他总是这样。总是尽力而为。他有一种办法让你感觉到与众不同。”
有这么多的签约不断涌入，1981年3月，CAA开始在《每日杂闻》的星期三和星期四版上登广告，宣布它刚刚签到的一些明星的消息。这样，所有好莱坞的人都慢慢习惯于猜测，这个星期谁又上了CAA的船？
CAA在1981年那一年达到非同寻常的高度。合伙人赚到的钱超过了他们原来的想像：每人50万美元。因此，其中的一位合伙人，即迈克尔·罗森费尔德决定于1982年退休也就毫不奇怪了。罗森费尔德退休后，奥维茨仍然与比尔·哈勃、罗兰德·伯金斯、龙尼·梅耶和马迪·包姆保持平等合伙人的关系。
既然已经把一大批客户拉拢到自己身边来了，奥维茨就处于了一个有利的形势，可以用前所未有的方法来实施他的整体销售计划。他向电影制片厂提供的是一个已经准备好的整套电影班子，包括导演、脚本作者和明星，因此，一家电影制片厂很难在他面前说不，他也因此确保了他的许多客户的工作。CAA的第一个大型整体电影项目是1982的《图特西》，这是80年代比较受欢迎的一部电影，附在这个项目上的著名CAA明星是达斯丁·霍夫曼和比尔·默雷这样一些演员，还有导演西德尼·波莱克。在80年代余下的时间里，CAA整体包装了约一百五十部电影。
由于整体交易给了他极其强大的信心，奥维茨就认为销售技巧成了获取生意的最有力的手段。这个手段就是为客户拿到尽量高的报酬。可别的人很有怨气，认为CAA的整体交易不公平，它使电影制片厂为演员付出的费用高起来了。奥维茨对此埋怨报以嘲笑，他为想到了办法来提高客户的收入而自豪。“这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他欢喜地说，“CAA决定定价标准，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是些代理人，而代理人就是要为客户得到尽量高的报酬。我们就是这么干的，我们控制着市场上的价格。我的理论是，如果你把所有的人才放在一个屋檐下，你就可以从中得益。”
虽然迈克尔·奥维茨有可能没有看到整体交易有何坏处，但一些曾经强有力的制片厂却感觉到，他们有点被CAA强制性耍弄的意思，要就全部要，不然拉倒。多年以来，这些电影制片厂一直是我行我素的，他们决定哪个演员演出哪一个角色。而现在迈克尔·奥维茨的CAA成了做决定的人，几乎就是对制片厂颐指气使，他们决定谁演主角就谁演主角，他们决定应该付主角多少钱就是多少钱。虽然电影制片厂可以拒绝接受CAA的整笔交易，可是某些执行人却心存疑虑：下次CAA很有可能拒绝他们的要求，奥维茨扣押了电影厂的人质。虽然某些总裁折腾一番不想接受，可大部分还是只有接受整笔交易的份。大家几乎不可能对CAA的建议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它差不多可以保证一部电影顺利开张，因为里面有CAA整套的明星。有位名叫李·罗森包姆的娱乐界律师后来在1982年的某一天明白了这个道理。
罗森包姆受聘在大使馆电影公司工作，这是一家刚刚启动的公司，想生产一些长片。罗森包姆参与了与CAA的谈判，希望从该公司拿到一些电影演员，让他们来演根据百老汇的一个长期演出节目改编的电影《合唱队》。该电影版权属于宝丽金公司，而宝丽金公司又委托大使馆电影公司来拍电影。CAA整体交易了两位制片人，一是西·富埃，一是恩内斯特·马迪，另外让理查德·阿腾勃罗当导演，再由迈克尔·道格拉斯来当主演，阿诺德·舒尔曼为脚本作家。罗森包姆当时知道的消息是，CAA比电影制片人更深入地开发和生产电影项目：CAA将电影放在一起，而大使馆只是出钱来拍电影。“大使馆只能说：‘我们喜欢脚本，或者不喜欢；阿腾勃姆很了不起，或者一般。CAA才是将电影拍成的人。我听说，CAA与ICM或者威莫公司不同，那两家公司并没有真正将电影弄在一起，以便为其客户弄来工作。CAA的哲学是让尽量多的本公司客户上场，电影交易是整笔做成的。”
罗森包姆后来在90年代代理哥伦比亚公司拍电影，他负责商谈活动，导致了布拉姆·斯哥特的《吸血鬼》的摄制。吉姆·哈特是CAA的客户，他曾以布拉姆·斯哥特的小说为基础写了一个脚本。CAA决定要它的两名客户弗兰西丝·福德·柯波拉和温诺娜·莱德来导演和主演该片。坐在罗森包姆桌子对面的那个人就是CAA的代理人，另两位一位是CAA的商业事务负责人律师巴利·赫什，一位是赫什法律事务所的助理。六个人确定了这整笔交易，即哥伦比亚出钱购买温诺娜·莱德和柯波拉，价钱分别是100万美元和500万美元，而这部电影的预算是2500万美元。“你还想知道别的什么东西？”CAA的一位代理人这样问……
奥维茨有能力整笔交易大电影项目，让它适合其客户，这给了奥维茨决定性的优势，使他很快得到电影制片厂的注意。很少有人能够与其竞争的玛丽昂·罗森伯格是一位代理人，她曾想竞争一下，可她回忆说，那真是太困难了。当她想为客户找一份工作时，她得到的最好结果也只是与一些开发部的经理或者负责演员部的经理谈一下，而迈克尔·奥维茨所需要做的一切不过是给电影制片厂的头儿们打个电话。能够在电话里直接跟头儿们谈事情，那个效果好得多。“这就是我能够提供的东西，要么接受，要么拉倒”，这比被迫与低职位的电影厂经理们去谈交易的事强多了。她叹口气这样说：“大部分像我这样的代理人，他们在接近能够拍板的人之前必须通过许多关口。而奥维茨就可以单刀直入。”罗森包姆还说，他们不仅手握脚本，而且还有导演和明星可以供给电影厂。如果她手中有一个好脚本，罗森伯格回忆说，她也不能马上就安排好导演和主角，她还得与自己的客户们商谈，“这就使我处于极其不利的位置。”
毫无疑问，这只会使迈克尔·奥维茨的竞争力越来越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