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在“张嫂”上面，我竟不能冠以“我的”两个字，因为她不是我的任何人！她既不是我的邻居，也不算我的佣人，她更不承认她是我的朋友，她只是看祠堂的老张的媳妇儿。
我住在这祠堂的楼上，楼下住着李老先生夫妇，老张他们就住在大门边的一间小屋里。
祠堂的小主人，是我的学生，他很殷勤的带着我周视祠堂前后，说：“这里很静，×先生正好多写文章。山上不大方便，好在有老张他们在，重活叫他做。”老张听见说到他，便从门槛上站了起来，露着一口黄牙向我笑。他大约四十上下年纪，个子很矮，很老实的样子。我的学生问：“张嫂呢？”他说：“挑水去了。”那学生又陪我上了楼，一边说：“张嫂是个能干人，比她老板伶俐得多，力气也大，有话宁可同她讲。”
为着方便，我就把伙食包在李老太太那里，风雨时节，省得下山，而且村店里苍蝇太多，夏天尤其难受。李老夫妇是山西人，为人极其慈祥和蔼。老太太自己烹调，饭菜十分可口。我早晨起来，自己下厨房打水洗脸，收拾房间，不到饭时，也少和他们见面。这一对老人，早起早睡，白天也没有一点声音，院子里总是静悄悄的，同城内M家比起来，真有天渊之别，我觉得十分舒适。
住到第三天，我便去找张嫂，请她替我洗衣服。张嫂从黑暗的小屋里，钻了出来，阳光下我看得清楚：稀疏焦黄的头发，高高的在脑后挽一个小髻，面色很黑，眉目间布满了风吹日晒的裂纹；嘴唇又大又薄，眼光很锐利；个子不高，身材也瘦，却有一种短小精悍之气。她迎着我，笑嘻嘻的问：“你家有事吗？”我说：“烦你洗几件衣服，这是白的，请你仔细一点。”她说：“是了，你们的衣服是讲究的——给我一块洋碱！”
李老太太倚在门边看，招手叫我进去，悄悄的说：“有衣服宁可到山下找人洗，这个女人厉害得很，每洗一次衣服，必要一块胰皂，使剩的她都收起来卖——我们衣服都是自己洗。”我想了一想，笑说：“这次算了，下次再说吧。”
第二天清早，张嫂已把洗好的衣服被单，送了上来——洗的很洁白，叠的也很平整——一摞的都放在我的床上，说：“×先生，衣服在这里，还有剩下的洋碱。”我谢了她，很觉得“喜出望外”，因此我对她的印象很好。
熟了以后，她常常上楼来扫地，送信，取衣服，倒纸篓。我的东西本来简单，什么东西放在哪里她都知道。我出去从不锁门，却不曾丢失过任何物件，如银钱，衣服，书籍等等。至于火柴，点心，毛巾，胰皂，我素来不知数目，虽然李老太太说过几次，叫我小心，我想谁耐烦看守那些东西呢？拿去也不值什么，张嫂收拾屋子，干净得使我喜欢，别的也无所谓了。
张嫂对我很好，对李家两老，就不大客气。比方说挑水，过了三天两天就要涨价，她并不明说，只以怠工方式处之。有一两天忽然看不见张嫂，水缸里空了，老太太就着急，问老张：“你家里呢？”他笑说：“田里帮工去了。”叫老张，“帮忙挑一下水吧。”他答应着总不动身。我从楼上下来，催促了几遍，他才慢腾腾的挑起桶儿出去。在楼栏边，我望见张嫂从田里上来，和老张在山脚下站着说了一会话。老张挑了两桶水，便躺了下去，说是肚子痛。第二天他就不出来。老先生气了，说：“他们真会拿捏人，他以为这里就没有人挑水了！我自己下山去找！”老先生在茶馆里坐了半天，同乡下人一说起来，听说是在山上，都摇头笑说：“山上呢，好大的坡儿，你家多出几个钱吧！”等他们一说出价钱，老先生又气得摇着走，走上山来，原来比张嫂的价目还大。
我悄悄的走下山去，在田里找到了张嫂，我说：“你回去挑桶水吧，喝的水都没有了。”她笑说：“我没有空。”我也笑说：“你别胡说！我懂得你的意思，以后挑水工钱跟我要好了，反正我也要喝要用的。”她笑着背起筐子，就跟我上山——从此，就是她真农忙，我们也没有缺过水——除了她生产那几天，是老张挑的。
我从不觉得张嫂有什么异样，她穿的衣服本来宽大，更显不出什么。只有一天，李老太太说：“张嫂的身子重了，关于挑水的事，您倒是早和老张说一声，省得他临时不干。”我也不知应当如何开口，刚才还看见张嫂背着一大筐的豆子上山，我想一时不见得会分娩，也就没提。
第二天早起，张嫂没有上来扫地。我们吃早饭的时候，看见老张提着一小篮鸡蛋进门。我问张嫂如何不见？他笑嘻嘻的说：“昨晚上养了一个娃儿！”我们连忙给他道贺，又问他是男是女。李老太太就说：“他们这些人真本事，自己会拾孩子。这还是头一胎呢，不声不响的就生下来了，比下个蛋还容易！”我连忙上楼去，用红纸包了五十块钱的票子，交给老张，说：“给张嫂买点红糖吃。”李老太太也从屋里拿了一个红纸包出去，老张笑嘻嘻的都接了，嘴里说：“谢谢你家了——老太太去看看娃儿吗？”李老太太很高兴的就进到那间黑屋里去。
我同李老先生坐在堂屋里闲谈。老太太一边摇着头，一边笑着，进门就说：“好大的一个男孩子，傻大黑粗的！你们猜张嫂在那里做什么？她坐在床板上织渔网呢，今早五更天生的，这么一会儿的工夫，她又做起活来了。她也不乏不累，你说这女人是铁打的不是！”因此就提到张嫂从十二岁，就到张家来做童养媳，十五岁圆的房。她婆婆在的时候，常常把她打得躲在山洞里去哭。去年婆婆死了，才同她良懦的丈夫，过了一年安静的日子，算起来，她今年才廿五岁。
这又是一件出乎我意外的事，我以为她已是三四十岁的人，“劳作”竟把她的青春，洗刷得不留一丝痕迹！但她永远不发问，不怀疑，不怨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挑水，砍柴，洗衣，种地，一天里风车儿似的，山上山下的跑——只要有光明照在她的身上，总是看见她在光影里做点什么。有月亮的夜里，她还打了一夜的豆子！
从那天起，一连下了五六天的雨。第七天，天晴了，我们又看见张嫂背着筐子，拿着镰刀出去。从此我们常常看见老张抱着孩子，哼哼唧唧的坐在门洞里。有时张嫂回来晚了，孩子饿得不住的哭，老张就急得在门口转磨。我们都笑说：“不如你下地去，叫她抱着孩子，多省事。她回来又得现做饭，奶孩子，不要累死人。”老张摇着头笑说：“她做得好，人家要她，我不中用！”老张倒很坦然的，我却常常觉得惭愧。每逢我拿着一本闲书，悠然的坐在楼前，看见张嫂匆匆的进来，忙忙的出去，背上，肩上，手里，腰里，总不空着，她不知道她正在做着最实在，最艰巨的后方生产的工作。我呢，每逢给朋友写信，字里行间，总要流露出劳乏，流露出困穷，流露出萎靡，而实际的我，却悠然的坐在山光松影之间，无病而呻！看着张嫂高兴勤恳的，鞠躬尽瘁的样儿，我常常猛然的扔下书站了起来。
那一天，我的学生和他一班宣传队的同学，来到祠堂门口贴些标语，上面有“前方努力杀敌，后方努力生产”等字样。张嫂站在人群后面，也在呆呆望着。回头看见我，便笑嘻嘻的问：“这上面说的是谁？”我说：“上半段说的是你们在前线打仗的老乡，下半段说的是你。”她惊讶的问：“×先生，你呢？”我不觉低下头去，惭愧的说：“我吗？这上面没有我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