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咸丰帝还留下了“赞襄一切政务”的臣子。他们又是否能挽救败局?以肃顺为核心人物的这样一个政治集团,在咸丰帝逃往热河时,已经基本掌握了朝廷大权。咸丰死后,他们的势力更是达到了顶峰。但是,咸丰帝也并不是将权力全部授予了这些“顾命之臣”,他们只是“赞襄”。由此,他们并不能合法地独断。更直白地说,他们不能使用可以行使权力的御玺,他们必须通过两位皇太后。因为皇太后的身份,使她们能够代表年幼的皇帝使用御玺。由此他们提出,此后他们所作的决定,书面形式也就是敕令和诏书,都要有皇太后加盖御玺来批准。然而,这两位“寡母”却非普通的女子;或者更准确地说,慈禧不是。这位咸丰皇帝曾经的宠妃,以前就常代皇帝批阅奏章,操持政务,如今怎会甘心只做个盖章的差事呢?
由此,统治集团内部的你争我夺,就此展开了更为激烈的斗争。当然,这斗争由来已久。而最重要的人物,现在变成了三方。首先出场的,是以肃顺为代表人物的“顾命大臣”,也是目前为止最占优势的一方,因为他们现在掌握着实权。肃顺为郑亲王端华的胞弟,精明能干,勇于任事;在面临太平天国运动和英法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国家危难之时,他受到咸丰帝的重用。咸丰帝任命的八大臣之中,他位于核心地位。肃顺在秉政时,力图整饬官吏,革除积弊以求振作,接连兴起几个大狱,一时朝野震惊。但他也借此消除异己,打击面过大,加深了与其他人的矛盾。这其中,奕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对手。肃顺在对外国侵略者的态度上,与奕有着很大的不同。他始终对外国侵略者心存疑惧,对处理外务的奕也极为排斥。奕在将北京的和议事宜处理结束之后,曾请求咸丰帝回京,可是最终未能达成。应该说,肃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咸丰帝对外国侵略者的态度,更使咸丰帝对这个本来就不放心的骨肉弟弟更为冷淡。另外,对于慈禧太后,咸丰帝在世时,他就对当时的懿贵妃(也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严加防范,引起了懿贵妃的不满。在咸丰帝死后,肃顺更是力阻其掌握大权,更导致其矛盾激化。由此,肃顺已经与三方中的两方产生了严重的瓜葛。
另一个重要人物,就是被咸丰帝留在北京的奕。奕为道光帝的第六子,据说当年其文才武略都在咸丰皇帝之上,只可惜没有一个好先生教授其取悦父皇之道,被奕詝(也就是咸丰皇帝)以外边的“仁孝之心”击败。据说有一天,道光皇帝领着儿子们打猎。他忽然发现奕詝一箭不发,问他为什么。奕詝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道光帝听了非常高兴,说了一句:“此真帝者之言。”就决定了立他为储君。而给奕詝出主意的人,就是他的老师杜受田。不知道我们现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是应该感激他还是应该责备他。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当上了皇帝的奕詝与没当上的奕,必定彼此心照不宣。
于是我们还明白了另一件事:为什么八位“顾命大臣”里,没有和小皇帝关系最为亲近的叔叔:恭亲王奕。当然,这其中还有很多错综复杂的矛盾,而造成了这种隔阂。在大清朝面临外敌时,奕最初是坚决的抵抗派。可在清军战事屡战屡败之后,他也倾向了求和,并且开始主张与外国人合作。很快,奕成为“洋务派”的领军人物,尔后又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其卓越的才能,很快就深受列强的赏识。在英法联军占据北京期间,又由他主持商谈和议之事,由此提升了他的威望,形成了以他为首的、与肃顺集团相对立的、统治者内部的另一政治集团。这个集团的参与者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他们是坚决反对肃顺的。
自然,这最后一个人物就是慈禧太后。这位当朝皇帝的母亲,决不甘心放弃掌权的机会。而年轻的她,面临此时的内忧外患,以及处处都可能隐藏着阴谋的政局,仍然会感到茫然无助。她毕竟只是一个久居深宫之中的女子,依靠着她六岁的儿子,想要得到自己想觊觎的权力与地位。对于官场,她始终不及肃顺或是奕。但是,她也是一个既聪明又心狠的女子,因为她懂得去利用别人的力量,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三方之中,她选择了奕作为他的同盟。这点很容易明白,因为她和奕有着共同的敌人:肃顺。就像刘备要联合孙权,抗击曹操一样。而选择奕的另一个理由,则是因为有着洋枪洋炮的外国侵略者,他们喜欢这个恭亲王而且愿意支持他。
占有优势的肃顺,面对联合起来的敌手,最终还是寡不敌众,没有完成自己顾命大臣的使命。
而皇室的纷争之后,面对内忧,太平天国依旧在江南尚未被剿灭。此时,慈禧深知,她还要利用一个人来帮助自己以稳定国内的政局,这个人就是“湘军”老大曾国藩。
(第四节)中兴第一臣:曾国藩和湘军、淮军
曾国藩,被清廷称为“同治中兴”第一功臣。他在清朝衰败的窘境下,剿灭了席卷全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后人对待他的评价,可谓褒贬不一。“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这是一代伟人毛泽东对于曾国藩的评价。另一历史人物蒋介石中正先生更是把曾国藩奉为终生学习的楷模。而还是这个曾国藩,被百姓们叫着“曾剃头”、“曾屠户”。更有人称其为汉奸、卖国贼。然而综观历史,大概还是章太炎的“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的论断,或许可以帮我们来客观地了解这位神奇的人物。
曾国藩,原名子诚,字伯函,号涤生。嘉庆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1811年12月26日)出生在一个中等地主家庭,自幼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教育;加之他本人天资聪颖,勤奋好学,1833年便考中了秀才,1834年中举人,1838年中进士,从此走上了仕途之路。
然而,在最初为官的日子里,他只能算作是一个学者型官僚。他致力于理学,注重修身养性;同时又受到桐城派严谨学风的影响。而他也在思索着经世致用,如何才能救国。在道光末年,他已经收受了大量门生在他的府内,这些人日后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也正是在这段时间,他用自己灵活的头脑,扩展了他的人际网络,为日后在官场独辟生存之道打下基础。
而他真正开始得到清廷的重用,却应该归功于对太平天国革命的镇压。1851年1月,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揭竿而起,并一步步将战火扩大,引起清廷的恐慌。而此时的大清,八旗兵腐败无力,战事节节败退,清政府只得寻求地方汉族武装进行阻挡。当太平军进入湖南后,因丧母丁忧而在家守制的曾国藩,便接到了要其在当地筹办团练,就地“剿匪”的旨意。
曾国藩希望建立一支具有严密的组织并有战斗力的军队,由此湘军诞生了。由于是在自己的家乡,曾国藩即有效地利用了自己在当地的社会关系。他的湘军,实际上吸收了当地的部分团练组织,并将其扩展和重新整合。在选择士兵方面,曾国藩挑选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民土气的人。对油头滑面而有市井气的人,则概不受用。大概是他认为农民的纯朴才更能与士兵要绝对服从的素质相一致。在平时的训练中,曾国藩又以封建伦理思想对军队进行政治灌输,尽力将孔孟的“仁”和“礼”的思想融入到对士兵的思想中。在后勤保障上,他又广开财源,对军队实行优抚政策,实施完善的战士激励制度,以达到军队作战的有效性。湘军分水军和陆军两种,以营为基本的作战单位。在组建湘军的过程中,曾国藩形成了完整的军事思想。甚至我们可以说,他为他的军队走向近代化的进程奠定了基础。
然而,曾国藩倾注了全部心血的湘军,在与最初纲领先进、力量强大的太平军的战斗中,却是充满波折的。在1854年的4月底,也就是湘军刚刚编练完成两个月之后,湘军在靖港大战中,几乎被全部歼灭。曾国藩面临如此重创,差点投水自尽,幸亏被其随从所救。他重整旗鼓,发布《讨粤匪檄》,不久即开始全面反扑。1854年8月,太平军被迫退出湖南。而在1855年,曾国藩又遭遇惨败,被迫躲到了南昌。
慈禧太后上台之后,于1861年授权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并统辖苏皖浙赣四省军务;使他成为清廷入关主国以来,付与如此大权的第一个汉人。曾国藩分三路大军进攻太平军:一是派他的弟弟曾国荃率领主力进攻天京,二是派左宗棠由江西进入浙江,三是派李鸿章赴上海与外国侵略军共同进攻苏南地区的太平军(“借洋除匪”)。经历一系列的波折,他还是成为了最后的胜利者,太平天国终被镇压。
湘军的出现,对于清王朝来说,应该是一个双重性质的。一方面,它有效地打击和抑制了威胁极大的太平军;而另一方面,这样一个强大的带有私人统领性的地方军武装,在统治者看来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况且他还是一个汉族官僚。当然,在面临太平天国威胁的时候,清廷不得不依靠其战斗力来稳定自己的政局。然而,当太平天国陷落,湘军人数猛然从几万增至十余万人以后,清政府的态度就有所改变了。这是历朝历代统治者“卸磨杀驴”的伎俩。而此时的曾国藩意识到,此刻自己大抵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篡位谋反,自己作皇帝;另一种就是自动请辞,放弃军权。深受封建儒家思想熏陶的他,自然不会选择第一种。当然这或许也与当时湘军内部已开始分化,并且开始出现让曾国藩难以把握、控制的局面有关。这一问题,曾经牵动很多人的关注。但答案或许只有当事人才知晓吧。
于是,深谙官场之道的曾国藩,在攻陷天京之后,便主动提出裁撤湘军,认清形势,急流勇退。并且,他为自己弟弟曾国荃代请回籍养病。因为他的弟弟在他的支持下,率领湘军领先陷落天京,抢了镇压天平天国运动的头功。对于他的请求,清政府很快就加以批准。然而,曾国藩裁撤湘军另一个不得已的理由,则是他发现自己的军队已经开始走向衰败,军纪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而这对于一直希望以严格的身教来教化自己的军队的曾国藩来说,无疑是痛苦的。而对于清廷依然尽忠职守的他也认为,另一支实力正在上升的队伍——淮军,可以接替他帮助清政府去稳固政局。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曾国藩:他具有高深、扎实、丰厚的学问素养,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精神的典范式人物。他在文学、史学、军事学、学术观、家教等方面的广博见解以及深刻的人才观,对于现代都有着极大的启示。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值得当代的父母子女们加以借鉴;他教人如何在逆境中建立团队,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以成就事业。甚至,其对当今的企业管理等,还能提供有效的经验。他的诗文水平亦甚高,在清末独树一家,人称“湘乡派”,颇有影响。而他对官场之道参深悟透,升官最快、做官最好、保官最稳,又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杰出人物,仍然不能避免是是非非的纷争。在之后任直隶总督期间,处理天津教案过程中,因为其对外国人的妥协让步,他遭到了国人的唾骂,并由此被扣上了“汉奸”、“卖国贼”的帽子。或许这样一个人物,是是非非就是宿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