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十八年九月的某一日，天理教在严密的计划组织下，在“天皇”林清、“人皇”李文成等的带领下，有皇宫中的内应太监带领，顺利攻入了隆宗门。如今隆宗门的门匾上，还留有当年义军战士射进的箭头。他们还准备趁势进入“大内”。官兵们急忙关闭大门，将乱民阻于门外。几名教徒准备逾墙而入，被后来的道光皇帝匆忙中用鸟枪打翻。事后官兵匆匆杀到，发生了一场混战，大部分乱民被杀。到了十六日清晨，残存的几个人开始放火，准备趁乱逃出。但大雨突至，“神道”也没有来援助，于是就被搜捕净尽了。在这两日之中，共有七十二名天理教徒被擒被杀，宫中亦有多名太监被揭发出来。林清和他的外甥董国太，是十七日清晨被捕的。所有参与“癸酉之变”的人，后来都受到了严厉的惩处，家属亲友也受到株连。
天理教的风波终于平息了，政府对被捕者进行了长达四十天的审讯。嘉庆皇帝返京途中，在燕郊颁布了《罪己诏》，却并没有真正罪己，而是将罪责推到了大臣们的头上。这次事变，对于嘉庆来说，虽有惊无险，但阴影却一直笼罩在他的余生之中。他在临终前告诫群臣与儿臣：“永不忘十八年之变。”
（第四节）大烟泛滥：可耻的“福寿膏”
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起，中国的大地上，开始在一片烟雾缭绕之中渐渐沉沦。自从有一种名叫“阿芙蓉”的东西出现以后，当年的中国人好像一下子便被征服了，并为之疯狂了。富的、穷的，年轻的、年老的，做生意的、当官的，聪明的、愚昧的，都争相一尝其味，并逐渐不能自拔。据说，那个年代，烟榻成为最畅销的家具。可见鸦片的流行何其广泛。
“阿芙蓉”亦即鸦片，俗称大烟，系由罂粟的汁液提炼而成，含有大量的吗啡和生物碱，有镇痛、止咳和止泻功能，自古被当作药材使用。但它含有大量的麻醉毒素，长期吸食，极易上瘾。最具有破坏力的东西，一般都有一个好看的外表，或者其他一些吸引人的特质。罂粟花的艳丽，的确是一道迷人的风景。鸦片的吸食，虽然能让人暂时忘却苦痛，飘飘欲仙，但最终吸食者会渐渐骨瘦如柴，进而直至死亡。鸦片原产于南欧以及小亚细亚地区，后传入阿拉伯、东南亚等地。明朝末年，鸦片开始由南洋传入中国。自从那个时候开始，吸食的人数也逐渐增多，成为当时社会的一大危害。
但鸦片在中国之所以猖獗，主要是英国的无耻用心。自从中英贸易以来，英国一直处在贸易逆差的被动局面。丧心病狂的英帝国主义，只好使出了最为卑鄙的手段。从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便疯狂向中国输入鸦片。贪婪的他们，竟然在十年之内，由每年六百多箱增加到一千多箱，至1790年已经突破了四千箱。按照当时的价格，一箱鸦片竟值高达四百至八百元银洋不等。鸦片泛滥已经开始威胁到国计。于是，州县亏空、盐务疲废等情况，比比皆是。更为重要的是，大量鸦片的输入，诱惑了相当一批烟民为之沉沦。据统计，当时吸食鸦片的人数已经达到了二百万。1838年，大臣黄爵滋在奏折里说到，开始它还只是一批纨绔子弟的奢侈品，但是现在鸦片已经成为全民的消费品了。上至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甚至是妇孺僧道，都纷纷吸食鸦片。
我们未曾料到，原本坚固的“天朝上国”的壁垒，原来是这么容易便被攻破了的。在享乐的诱惑下，“巍巍长城”竟然是这么弱不禁风。那时的中国人，不但吃不饱肚子，营养跟不上，更可悲的是还自己糟蹋自己。列强糟蹋中国男人的方法是贩卖鸦片，让老百姓吸食，官员吸食，军队吸食，个别女人也吸食。更可笑的是，有的军队发饷不发银子，竟然用鸦片来代替。川军被嘲笑为“两杆枪部队”，哪“两杆枪”？其实很简单，一杆汉阳造步枪，一杆烟枪。女人吸食鸦片的典型代表，便是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慈禧不但吸食鸦片，还给它取了个动听的名字——“福寿膏”。自欺欺人的她认为，只要吸食鸦片，那就能福寿延年。明明吸食鸦片是慢性自杀，她还推崇吸食鸦片能增福添寿。
地方上，鸦片的泛滥也是一发不可收拾。据《禁毒史鉴》称：“出产鸦片的地区，不仅成年男子绝大多数染上烟霞癖，就连妇女儿童也未能幸免。家家都有烟枪烟具。即使不吸食毒品的人家，也要备置鸦片烟枪、烟膏，以便招待亲朋好友。朋友相遇，每以请入鸦片烟店，表示热情款待。比较富裕的人家，则以购买洋药夸耀乡里。下层的劳动者买不起洋药，便以土药为主要消费对象。”
根据当时的不完全统计，四川是第一产烟大省，年产鸦片达二十余万担。鸦片第二大省云南，年产鸦片约七至八万担。山东年产鸦片约一万八千担，加上有洋药进口，亦属烟害大省。山西鸦片产量仅次于川、滇、黔、甘肃，稳居全国第五、六位，年产鸦片最高达三万担以上，最低也不少于一万二千万担。当时有人描述，山西的鸦片已到了“无人不吸”、“无时不吸”的地步。可见当时中国人已经对其达到了迷恋的程度。在鸦片的麻醉之下，国家与国民开始一步步走向深渊。粮食可以不种，但鸦片不能不栽。米饭可以不吃，但是鸦片不能不吸。鸦片的流行，已经逐渐成为社会的一颗毒瘤，很多人为之破产丧生。嘉道年间有这样一则记载：张四，曾游岭南，嗜好鸦片。渐渐衣食尽耗，无钱购买鸦片。烟瘾一至，只好舔人家的煤灰，才能存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道呢？贫穷？或者富裕？
我们永远也忘不了，曾被我们背负了多年的“东亚病夫”的可耻。但是，自从鸦片在中国流行开始，我们已经逐渐获得了这个“殊荣”。“东亚病夫”一词，源起于“东方病夫”。从现有资料看，“东方病夫”一词最早出现于英国。1896年，《伦敦学校岁报》就有专文论及“东方病夫”问题。同年10月17日，由英国人在上海办的英文报《字林西报》转载。文中这样介绍中国：“这个中国，只是个东方之病夫也，麻木不仁。”“东亚病夫”，这是多么恶毒的词语！更何况，它是从英国人的口中说出。他们一方面在用各种方式摧残着中国人的身心；另一方面，又成为一个“无辜”和“高尚”的看客，给予中国人以各种侮辱。但是，我们又有什么可言？没有中国这么巨大的鸦片市场，英国人无论什么样的险恶用心，也不会如意的。可惜的是，当时的中国人太愚昧了。当时我们国家本来就人口剧增，粮食短缺，再把大片大片的良田用来种植鸦片，百姓营养不良，加上毒品成灾，这样的男人不当“东亚病夫”谁当“东亚病夫”？也许只是当时中国人偶然的一次享乐，却让子孙后代承担了太多的后果。享受是享受了，唯一留给我们的是痛定思痛，然后反省。好在，那个可恨可悲的年代如今已经远离我们而去。
（第五节）道光：小气天子厉行节俭
嘉庆不是雍正，道光更不是乾隆。嘉庆皇帝没有像自己的祖父那样，为清政府赚了个金银满罐。到了道光登临大宝之时，不但整个中国已经开始有些骚动不安了，同时，清帝国政府的腐败不堪，也引来了洋人们的觊觎。沉着的满清王朝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官员们已经在互相打揖、问候、猜忌、上朝、退朝。然而，当某一天的清晨，在官员们的静静等待中，终于露面的道光皇帝走向他的龙廷宝座之上时，整个宫殿内顿时一阵窃窃私语声。皇帝还是从前的皇帝，但今天这位历史上出了名小气的皇帝，竟然穿了一件带补丁的龙袍走上了龙座。“难道又有什么大事发生了？”“皇室已经穷到这个地步了？”但镇定自若的道光，不顾理会官员投来的各种目光，仍像往常那样聆听国事，退朝回去不说。
清代道光年间穷是穷了点，但当然到不了连皇帝都要穿打补丁的衣服这个程度。这只是皇帝的一个小小的政治宣传。清宣宗道光皇帝（1782-1850），名爱新觉罗·旻宁。道光于乃父嘉庆病死后成功继位，是清入关后的第六个皇帝，在位三十年。后病死，终年六十九岁，葬于清西陵之慕陵（今河北省易县西）。道光帝旻宁生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嘉庆十八年（1813）被封为智亲王。嘉庆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病死后，他于同日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道光”。顾名思义，也不知道是道路一片光明，还是到了他这里家产光光了。
道光的宝座来得也不是那么容易。正是嘉庆年间那一次关乎皇室安危的“刺客事件”，给了他大好机会。道光皇帝是清代唯一一位以嫡长子身份即位的皇帝。虽然嘉庆皇帝很早就决定传位给旻宁，但还是嘉庆十八年发生的那件事，更坚定了他的决心。当时，反清复明的组织天理教在京畿地区非常活跃。其中一部分义军准备趁嘉庆皇帝出宫之际，拿下北京。他们的主攻目标正是紫禁城。而且，他们已经买通了几个太监做内应。义军按计划混入城中，准备从东、西华门冲入皇宫。但是，东华门的义军不够稳重，过早暴露了身份。不得已，战略总攻提前开始。义军在太监的带领下，迅速冲进了宫中。此时，嘉庆皇帝还远在避暑山庄，宫内一切由旻宁掌管。正在乾清宫上书房读书的旻宁得到报告后，不顾一切，带着另外两位亲王冲了出来。当时内宫的大门已经关上，但还是有几个义军爬上了墙头。旻宁临危不乱，当场击毙了两个义军。这时援兵恰好赶到，冲进紫禁城的义军被全部杀死。由于旻宁的机智勇敢，保住了内宫女眷没有受到伤害。事后，他得到了嘉庆皇帝的高度评价，并封他为智亲王，而其嗣皇帝的位子也就更加稳固了。
但清代后期的皇帝，并不是那么好当的。盛世光芒已经早就不再；相对来说，国家的积弊却是日甚一日。道光即位之初，中国正面临最严重的内外危机。在上，清王朝经“康乾盛世”后已经走下坡，史称“嘉道中衰”；在下，吏治腐败，武备张弛，国库空虚，民众反清斗争频频；在外，西方列强势力东侵，鸦片荼毒国民。道光颇想有一番作为，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企图中兴。他虽然朝纲独断，刚愎专权，但事必躬亲，以俭德着称。记得稗史有载，道光曾经将自己每天的伙食标准一度压到了三两银子，还吃了整整一个月的素豆腐。更绝的是，据说某大臣叩头谢恩后，一抬头，不小心就望见了皇帝套袴上的补丁，真是千古奇闻。他的内政事物，如吏治、河工、漕运、禁烟等，均无太大起色。但道光执政三十年，也总算做了一些事情。他在惩治贪污、整顿吏治、治河通漕、清理盐政、开通海运等方面，也有或多或少的成绩。道光一生中最大的政绩，是平息回部张格尔的骚乱，巩固了新疆。道光三十年的皇帝生涯，算是勤政，也算是节俭。野史说道光穿带补丁的裤子，这便是本文开头的那一段。但是，无论道光的用心有多良苦，大臣们的意会却未必如他所愿。事实上，自从那天上朝之后，官员们私下想，连皇帝老子都这样了，他们也不能不有所表示。于是大臣们也纷纷仿效，也“缀一圆绸膝间”，倒成了当朝的一大“时尚”。可笑的是，有些大臣的那块“补丁”，有时竟然比衣服还要贵重。
也许，对于整个道光时期而言，我们只能这么评价他了：勤政图治，而鲜有作为。但愿这并不单单是皇帝一个人的因素所为。当时，整个历史大环境，已经不在道光的左右之中了。宣宗道光皇帝的即位，在清朝乃至整个二十五史中，都要算是件大事。道光十六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西方列强（英国）因为商业利益而对华宣战；二十一年，随着经他手签出的华夏有史以来第一份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诞生，中国近代史拉开了帏幕。
道光处于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守其常而不知其变”。来自东南海上的鸦片流毒，使他寝食不安，最后方下决心严厉禁烟。道光十九年（1839）初，道光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东禁烟。林则徐将收缴来的鸦片，共一万九千一百七十九箱、二千一百一十九袋，总计二百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四斤，在虎门当众销毁。这也是历史上规模最大、销毒数量最多的一次。
而正是这次着名的销烟事件，开启了中国的另一种政治局面。中英关系进一步紧张，情势剑拔弩张。道光二十年（1840）六月，英国远征军到达中国海面，鸦片战争爆发。但战争伊始，习惯了“天朝上国”优越感的道光帝，认为英军不堪一击，因此备战十分麻痹。但随着战事的发展，英军围困珠江口、攻占浙江定海、直逼天津大沽，使得道光帝大为震惊，忙派琦善等人与英军谈判。最后对外妥协，将林则徐、邓廷桢、杨芳等抗战派查办，重用穆彰阿、琦善、奕山等投降派，重新开放广州。
然而，英军并不满足于此，他们继续对虎门、宁波、厦门等地进行攻击，并于一八四二年攻占吴淞。道光二十二年（1842）八月二十九日，清政府与英国签下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割让香港岛给英国，赔偿英国共二千一百万元。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等等。此后，清政府又与法、美等国签定了中法《黄埔条约》和中美《望厦条约》，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社会。
公元1849年正月，道光在内外交迫中忧愁成疾。他开始还勉强支撑着临朝办理政事，到第二年正月丙午日，病情加重。他知道自己已没有了康复希望，忙宣召宗人府宗令载铨、大臣载恒、端华、僧格林沁，军机大臣穆彰阿、赛尚阿、何汝霖，内务府大臣文庆等进宫，命令他们随同总管太监从正大光明匾额后取下锦盒，宣读诏书，诏书上只有“皇四子奕詝”五个字。中午，道光驾崩于圆明园慎德堂内。爱新觉罗·旻宁死后，庙号为宣宗成皇帝，史称道光皇帝。“嘉道中衰”局面已经不可挽回，清代逐步走向了政治深渊和经济冬季。
（第六节）龚自珍：伫立在古、近代“十字路口”上的巨人
恩格斯曾经高度评价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大诗人、长诗《神曲》的作者但丁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第一位诗人”。他是一位过渡时期的、“十字路口”上的里程碑式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不少这样的巨人，龚自珍就是其中一位。他是中国古代的最后一位大文豪，也是近代的第一位大文豪。他高高伫立在古、近代的“十字路口”上，辉煌夺目。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这首耳熟能详的诗作，我们也许并不陌生。在中学课本中，我们在欣赏诗人的才华时，也感慨着他的不平遭遇。然而，在那个萎靡无奈的年代中，又怎么能奢言公平呢？
这首诗的作者便是龚自珍。龚自珍（1792－1841年），近代的启蒙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学家。又名巩祚，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现在杭州市）人。龚自珍出生于世宦读书之家。祖父、父亲都是做官的，父亲有史学着作，母亲段驯是大文学家段玉裁的女儿，亦能诗。少年时，母亲灯前课之以“三好”——吴梅村诗、方舟和宋大樽的古文。这对龚自珍自然作用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