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鄂氏的美貌及温柔贤淑，再加上于经史诗文颇有造诣，因此顺治颇有相见恨晚遇知音的感觉。他们之间不仅仅是皇帝与王妃的从属关系，而是丈夫与妻子、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平等关系。而董鄂氏又为顺治产下一皇子，虽非中宫所出，但在顺治的心目中，皇贵妃本当为皇后，其子也就该为皇嗣。所以他将这位排行第四子，却称为“皇第一子”，实则视为皇太子。因此，高兴之际，又颁诏书，使天下共知。同时大赦各种人犯，豁免积欠钱粮等，使普天同庆，“共被恩泽”。
神仙眷属总是让老天爷也嫉妒。这位备受父皇母妃钟爱，拟立储君的小皇子，来到世上刚刚四个月便夭折了，董鄂氏深受打击，不久一病而亡。陡然从幸福的高峰跌落，顺治的精神完全崩溃，陷入绝望之中。虽然董鄂氏与顺治帝之情笃，官书中无载，但从他为董鄂氏所作的数千言《孝献皇后行状》中，使人们有所了解董鄂氏的品行，这份行状简直就是对董鄂氏的个人总结，顺治皇帝说她上得了厅堂，入得了厨房，是完美的贤妻良母和典型的贤内助，对老人照顾周到，任劳任怨，生活上艰苦朴素，不铺张浪费，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不仗势欺人，对爱情专一，对皇帝专心，可以说是一个皇帝眼中的完人。
民间相传，顺治皇帝因爱妃董氏的病逝，而心灰意冷，认为“四大皆空”，便舍弃江山，到了山西五台山剃度修行。后来康熙皇帝虽多次赶赴五台山觅父，希求相见，终不能如愿。这毕竟是民间演绎，不过顺治帝笃信宗教是实。精通医术和历法的耶稣会教士汤若望、明晰佛法精髓的僧人憨璞聪，先后进入了顺治的生活。汤若望因为曾经医好过孝庄皇太后的怪病，而被太后认作义父，顺治则尊之为师，称为“玛法”，从他身上接触到了西方的基督教。而和尚憨璞聪则为顺治讲解了因果轮回的道理。一个是外来的西洋宗教，一个是早在中原落地生根的宗教。由于前者是舶来品，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顺治最后选择了佛教，并起了法号“行痴”，号“痴道人”。后来在他的印玺铃章中竟有“尘隐道人”，“痴道人”等法号。特别是顺治当年还隆重接见过五世达赖喇嘛，而成为清初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由于顺治帝沉迷于佛事，当他在最心爱的人病逝这一无情现实的打击下，便产生悲观厌世，企望遁入空门，以求精神上的解脱。他曾命茆溪森为其削发剃度，决心出家。孝庄皇太后百般劝解，命人急召高僧玉林琇抵京。玉林琇闻知后，一面痛责弟子茆溪森，一面命人取来柴薪，倘若茆溪森敢引顺治帝为僧，就要将其烧死。无奈，顺治帝这才勉强答应蓄发留俗。顺治出家不成，后来只好命他的亲信太监吴良辅作替身，入悯忠寺修行。
顺治虽然年纪轻轻，但身体素来羸弱，又多情善感，爱妃的早逝，对他的身心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追求出家的理想无法实现，终日郁郁寡欢，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恰恰此时，京城盛行天花流行病，顺治不幸被感染，在董鄂妃死后半年也驾鹤西游。顺治帝死后火化入葬，是清入主中原后的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皇帝。从此尘归尘土归土，顺治了却了一段尘缘，终于与所爱的人长相厮守了。
（第六节）乱世真知：武器的批判与批判的武器
在中国历史上，朝代转换常常是文化发展之转变关键点。因为在这转变期间，新政治制度与统治阶级、新经济政策、社会方针与道德规范等都逐渐蜕变而出。新旧制度、思想之替换，常常需要很长之时间去调节与适应。在这一段调整时期，最受影响者无过于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不但在政治与物质环境方面需要调节适应，在思想方面更面临极为复杂与多变的诸多挑战。另外，这一段时间也是大家层出的时代。在社会剧烈震荡变革之际，他们不但要检讨前朝衰亡的原因，还要探讨本朝兴起的缘由，以尽到他们所崇信的历史责任与社会良知。这段新旧交替的时段，更赋予了他们抒发本心、自由论着的宝贵空间。正因如此，知识分子在这段时期内多通过哲学上的、史学上的、文学上的、或一般随笔性的着作，来描述分析他们所感受和经验到的问题与思想的议论。而更为不同的是，这时段的知识分子常常是先运用武器的批判——反对新王朝、维护旧王朝的起义；再运用批判的武器——着书立说。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明清之交的辉煌学术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哲学研究与探索的集大成、最顶峰。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大思想家横空出世、震烁古今，都是博大精深的总结式、丰碑式人物。
明末清初的“人权宣言”
早在法国人权宣言出台以前，明末清初的中国就有一位大思想家提出了相同的观点，他就是近代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者、爱国者黄宗羲，他的代表作《明夷待访录》，比卢梭的《契约论》还要早一百年光景。这本书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到晚清时期，更成为仁人志士反抗帝制，提倡民主的有力武器。
黄宗羲生于1610年，字太冲，号梨州，亦号南雷，浙江余姚人。他系出名门，老爸黄尊素为明朝万历进士，是当时赫赫有名的东林党人，受迫害致死，黄宗羲曾进京告御状，并在公堂之上殴打主谋，追杀凶手，被称为孤胆英雄。
1645年，当清兵大举南下时，黄宗羲愤起反抗，先后组织起“世忠营”，并联合太湖一带的豪杰，抗拒清兵达半年之久。失败后，开始聚众讲学，着书立说。着有《南雷文定》、《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
黄宗羲在五十四岁时，写下了划时代的反帝制的光辉着作——《明夷待访录》。《明夷待访录》计有《原君》、《原臣》、《原法》等，共二十一篇。
在政治方面，黄宗羲无情地揭露了封建帝王的罪恶，指出帝王是天下唯一的害民之贼，说帝王夺天下之人的土地子女为一人所用，应该坚决废除。而且对封建专制也进行了猛烈的批评，主张实行法治，废除人治，提倡以民为本。在黄宗羲的思想意识中，已经有了近代代议制的意识，他在《学校》篇中，已流露出议会政治的萌芽思想。他把东汉的太学清议的历史意义，理解为近代的议会政治，这是托古改制。黄宗羲的理想建立学者型的政府，天子和百官都要以学者为师。
在经济方面，黄宗羲根据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提出了发展工商业的“工商皆本”学说。在金融流通上主张废止金银等硬通货，使用纸币“宝钞”，他的这种经济思想，很有现代经济学的原理，有利于商品流通和工商业的发展。
同时他还站在时代的前列，超前地提出了减轻军费，主张实行征兵制度，反对募兵制。
黄宗羲还是我国古代研究赋税制度最深入、最系统的学者之一。他提出了历代税赋改革，每改革一次，税就加重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重；农民种粮食，却要等生产的产品卖了之后用货币交税，中间受商人的一层剥削；不分土地好坏都统一征税，这也不合理。黄宗羲的观点以及所反映的历史现象，被现代学者总结为“黄宗羲定律”。
黄宗羲以勇敢的“异端”精神，批判旧的世界，设计将来的新世界，是值得称赞颂扬的。他不愧是中国近代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者、思想家。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那是一个动荡年代的前夜。外有满清贵族崛起于东北，大有叩关南下之势；内有李自成农民起义如火如荼，席卷中原大地，明朝统治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当年的三月份，明朝廷又再次增加江南淮扬等府的赋税，致使民怨沸腾。就在这年的五月二十八日，顾炎武生于江苏昆山东南的一个叫千墩的江南小镇。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妇孺皆知，耳熟能详的一句名言，提出这个响亮口号的思想家名叫顾炎武，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初名绛，别号亭林，字宁人，后世称为亭林先生，后改名炎武，号蒋山佣。顾炎武的家乡是江南水乡，年幼的他很早就加入了当时江南最大的政治学术团体——复社，以经世致用学说为主，而不屑于科考无用之学。
1645年，清兵在入关后南渡长江，大肆屠杀无辜民众。顾炎武被迫举家迁移，开始了他的颠沛流离的游历生涯。在这期间，他完成了《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音学五书》、《亭林诗文集》等着作。在书中，顾炎武提倡变法通用，反对泥古不变、顽固守旧，并提出了一系列社会改革方案，如改革赋税，实行均田；取消八股取士制度等等，要求扩大公卿郡县守令的职权，借以平衡君权，限制君权的滥用。
与黄宗羲相比，顾炎武反对滥用法制，提倡法律要以人为本，不能让法律束缚了人的活动，而应该适当，同时整饬吏治，严惩贪官污吏。在此基础上，顾炎武提出了“德治”的观念，强调只有“正人心，厚风俗”，才是治乱的关键，国家的根本。
明末清初在哲学和学术上颇有造诣的当属王夫之，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祖籍江苏高邮，因为王夫之晚年隐居在湖南的石船山麓，故后人也称他为船山先生。他是明末清初的伟大哲学家，我国古代哲学的集大成者。
王夫之也是名门之后，其父是当地有名的学者，从小号称神童，四岁入私塾，七岁读完了五经，十四岁中了秀才，二十四岁中了举人，可谓考场一路绿灯。但可惜生不逢时，明末战乱纷纷，时局紧张，无法正常地出仕为官。于是就隐居于湖南湘西苗瑶山洞，最后定居于衡阳的石船山，闭门着书。
由于他不倦努力，因此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等都有研究。他最主要贡献是在哲学上总结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他科学地批判总结和吸收了古代哲学的各家各派的精华，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一个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把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推向一个新高度。他一生着作很多，共有三百二十卷，一百多种，八百万字。主要着作有：《张子正蒙注》、《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思问录》、《黄书》、《疆梦》、《读通鉴论》、《宋论》等。
他坚持唯物主义观点，强调气是一切变化着的物质现象的实体，坚持了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唯物主义观点，为他的唯物主义体系奠定了基础。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些辩证法的学说，认为认识是主客观的统一，指出了人的思维活动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这是符合唯物反映论的原理的。
王夫之在物质运动问题上，认识到物质运动的绝对性，认为静与动的关系是辩证的，并把这一理论运用到观察历史上来，提出“理”、“势”统一的历史观，强调，历史发展不能凭主观意志，而必须遵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他还重视人的能动作用。他认为，从一种客观可能性变为社会现实，必须通过人的有目的的活动。
总之，王夫之的哲学成就是巨大的，是一位承前启后的思想家，他不仅全面地继承、总结了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的思想成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独树一帜，自成一家，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