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人炒股，其中多数都是将股市作为一种社交或休闲的场所，只有少数人由于各种原因而将股市作为致富的途径。在经济条件不错的浙江家庭中，丈夫忙于事业，在家相夫教子的妻子平常无事，就将股市当作社交休闲的场所——她们并不在乎赚到多少钱，“套牢”了也并不害怕，每天到股市里泡上4个小时，对她们几乎可以说是恰到好处——温州是个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浙江人生性爱自己创业做老板，这使得很多人只有同行而少有同事的观念，而人恰恰又是社会化的，需要交往——而股市正好就是一个适宜于交往的场所。这里的炒股人多是从事各种行业的家庭中的成员，往往会把各种行业信息带到股市中来，有意无意间使这里成为信息发布的“中心”或“次中心”，这些炒股人时常会将从这里听到的各种信息带回家去，告诉创业的丈夫作为参考。此外，一起炒股也为彼此间的联谊提供了条件，这些彼此结识、熟知的炒股人之间的友情没准什么时候便对生意大有帮助。有鉴于此，即便是在股市行情清淡的日子里，一些证券公司的中户、大户室中仍然可以看到一群妇女在打牌，好像她们每天聚集在一起就是为了休闲消遣，有的甚至在一旁打着毛衣，殊不知这种交往便是一种沟通情感的方式，有意无意间还可以得到一些宝贵的信息。
浙江新生代的农民企业家们，非常清楚这样的道理：在有着儒教文化深层背景的国度里，不懂得政治，就难以成为一流的中国企业家；不懂得政治，就意味着危机四伏。所以在浙江，一代体现新生商业经济力量的企业家通过自己的经营实践，交织出一幅体现新型企业家风范。浙江企业家纷纷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至于从县、市、省到全国及至国际性协会或委员会的会长、执委、理事等等民间团体的桂冠，更是难以列举。
在郑元忠、陈敏、吴邦东形成了庄吉集团领导核心的“铁三角”之后，庄吉集团不惜花大资金，支持原为温州服装商会副会长的陈敏参加会长的竞选。会长、副会长之间仅有半格之差，但整个庄吉集团以及陈敏本人却看得很重。他们所看重的正是这一职务有着动员和整合社会资源的更大的感召力，也有着更广泛的代表性和更权威的发言权。
浙江商人是善于利用政府资源和社会舆论的大师级的商人，鲁冠球、宗庆后两人更是非常善于整合政府和社会资源的大师。两人各有让商界人士赞叹的高招。鲁冠球通过新闻媒体的大力宣传，似乎早已经成为中国乡镇企业“第一人”，在那个经济体制改革还受到各种不定因素制约的年代，这个“第一人”的名声可以帮助他做好多事情。
宗庆后把一个校办厂办成今日的“中国水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对国家关于支持中西部建设的政策信息的正确判断，他觉得这是娃哈哈发展的大机遇，于是果断西进，在四川广元等地办了三个纯净水厂，由于充分利用了国家和中西部当地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所以投资成本极低。
浙江的企业家之所以热衷于参与政治或其他社会活动，其目的首先是为了更好地发展自己的企业。经济联通着政治，政治影响着经济，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因为企业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经济政策规定范围内进行的，受着国家政策的影响和制约。浙江人多半都懂得，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政治环境的好坏，直接决定着经济的发展状况。参政议政，一方面能准确地把握政治东风，及时调整企业发展的战略方向；另一方面，参政议政也使国家的政策法规不断完善，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
浙江许多的民营企业家一开始就有着与政府部门密切合作、接受政策指导的交缘。浙江这片热土可谓是商海横流、英才辈出。浙江之所以获得了这么大的发展，与浙江人和政治相“亲和”的传统不无关系。
正泰集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正泰集团早年的崛起，本身就得益于政府部门对其项目上的支持，将出口生产的任务交给它。而它的总裁南存辉也在社会活动中频繁出镜、广为人知。南存辉之所以具有较高的社会知名度，不仅在于他是国内最大的低压电器制造商和正泰集团的掌舵人，而且他还是全国九届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常委、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在于他积极投身社会政治生活。
南存辉组织“炮击”魏京生的故事，成为他维护国家声誉、自觉扞卫国家利益的一次杰出表现，赢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赏。
1997年，当时南存辉到美国加州北部的“硅谷”筹划创建科研开发机构，到达美国西海岸之后，他听说了流亡美国的魏京生、吴弘达发表公开言论，支持美国洛杉矶地区国会议员罗克马克的“57号提案”的消息。“57号提案”是关于取消给予中国正常贸易关系的提案，罗克马克即将到华盛顿将其提交国会表决。魏、吴等人证明说，中国政府过去一向限制和歧视私营企业，而且从不尊重在华投资的外国厂商，而只保护政府所属的国营企业。作为一个改革开放后成长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家和人大代表，南存辉觉得魏、吴所谓的“证明”是对中国政府的诬蔑，同时也觉得自己有责任反驳这种诬蔑，为关心和爱护自己成长的党和国家政府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因而为他听说这一消息后，当晚就给罗克马克发出电子邮件，说明真相，希望纠正这位议员先生所抱持的偏见。次日他又在旅美同乡会支持下，在洛杉矶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在此次记者招待会上，南存辉拿出国内出版的《中华工商时报》慷慨陈词——按照这家报纸的统计，正泰集团在国内民营企业中名列第8位，上年产值20亿元人民币，约合3亿美元。——南存辉据此指出：假如中国民营企业一直受到歧视和限制，像魏、吴二人所说的那样享受不到贷款、技术及项目开发等方面的平等待遇的话，正泰集团何以能在短短十数年的时间内，由一个几万元起家的小厂发展到现有规模？他举例说，温州私营经济占当地经济总量的95％，假如没有国家政策的支持，岂能有私营企业的今天？他同时列举了国家给予民营企业在贷款、技术及项目开发等方面的种种支持，强调中国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不仅享受着同样的税收政策，而且民营企业在某些方面所获得的优惠政策比国有企业还多，并且受到法律保护。南存辉最后激动地说：“如果美国朋友不相信，可以亲自到中国去看看。假如有必要，我还可以到美国国会去作证！”
参加这次记者招待会的有《侨报》、《世界日报》、《国际日报》等以华文媒体为主的十多家美国报刊。许多华文电台和电视台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内容是：“温州正泰集团董事长要为中国说公道话，指魏京生、吴弘达对大陆企业批评不实”、“私有企业在中国内地不受重视？温州殷商南存辉以个人成就反驳”等。与此相比，北美电视台的提问别开生面：“身为一个到美国作短暂公务旅行的商人，你这样做出于什么考虑？”南存辉的回答镇定从容：“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我有责任为我的祖国申辩，驳斥一切有辱祖国形象的不实之词。”
南存辉组织召开的记者招待会收到了正面的宣传效果。作为“57号提案”的反对者，两位加州友好人士据此给美国国会决策人物曼杰先生发了一封言辞中肯的电子邮件，援引了南存辉的观点。不久召开的美国众议院会议，否决了“取消对华正常贸易关系”的“57号提案”。回到国内的南存辉听说这个消息，对国内媒体说：“我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对最后结果起了多大的作用，但我想我尽到了一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对于这次事件，新华社、《人民日报》记者发回的报道被国内媒体一再转载，南存辉的名声更加享誉全国。在人们的眼中，南存辉不仅是一个善于商业经营的企业家，而且是一名热心于政治的中国青年。2000年九届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作为事件主角同时又是本届人大代表的南存辉，理所当然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北京各大媒体的镜头纷纷对准南存辉，使年轻的温州商人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里展现了别样的风采。更有意义的是，会议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走进浙江厅，参加浙江代表团的座谈，座位与总书记相邻的南存辉赫然入镜。次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这则重要消息，同时配发了大幅照片，南存辉居于照片显要位置。于是，南存辉及正泰集团的名字由此红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同时也传到了太平洋西岸的美国。提起中国民营企业，美国国会议员们很多人却知道有个积极涉足于政治活动的“南存辉”和他的“正泰集团”。当然，这种效应比任何广告宣传都更具有轰动性。
接下来的2000年、2001年，是正泰集团和南存辉最引为荣耀的年份：2000年正泰电器畅销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额达2．3亿元。其综合实力由1998年全国民营企业500强的第8位提升到第7位，并在2001年攀升到第5位。南存辉的杰出表现，使得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关注活跃于中国民营企业中的这颗明星。2000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的江泽民视察正泰集团，并与南存辉亲切交谈。2001年5月，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李鹏、朱镕基、李瑞环、吴邦国等，都先后视察正泰集团或接见这位中国民营经济的代言人。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南存辉的关注，使这位温州商人声名显赫，也成为由他掌舵的正泰集团的无形资产，使“正泰”二字成为前所未有、别人不具的超级品牌。
一样的天，一样的地，一样的商海，浙江人由于比内地企业家具有更多的积极参政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意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步步壮大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