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躺在一张床上，像是行军床，不过离地面很高，他不能动弹，像是被绑住了身子。比平时更强的灯光照在他的脸上。奥勃良站在旁边，低头看着他。一个穿白大褂的人，手里拿着打针的注射器，站在另一边。
即使是在眼睛睁开以后，他也是慢慢地才看清周围的环境的。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深深的海底世界，游到这个房间中来的。他自己也不知道在下面游了多久。自从他被逮捕以后，就再没见过白天或黑夜。而且他的记忆也不是持续的。他的意识常常忽然停止，即使是在痛苦中，然后又过了一段空白的时间以后，就又恢复了。但是这一段空白间隙究竟是几天，几星期，还是不过几秒钟，他也没法知道。
在手肘遭到那一击之后，才是噩梦真正的开始。后来他才明白，当时接着发生的一切事情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开场，一种例行公事式的审讯，几乎所有犯人都要经历一遍。人们要做的就是，供认各种各样的罪行--刺探情报、破坏，等等。招供不过是个形式，但拷打却是货真价实的。他都已经不记得被打过多少次，每次时间又是多久。
不过每次总有五六个穿黑制服的人同时向他扑来。有时是拳头，有时是橡皮棍，有时是铁条，有时是皮靴。他常常在地上打滚，像畜生一样不知羞耻，蜷缩着身子在地上来回滚着，想躲开拳打脚踢，但其实一点也没躲过去，只会招来更多的脚踢，踢在他的肋骨上、肚子上、手肘上、腰上、腿上、下腹上、睾丸上、脊梁骨上。他有时甚至觉得最残酷、最可恶、最不可原谅的事情，不是他们这样没完没了地拳打脚踢，而是他竟无法使自己失去意识昏过去。有时候他会神经紧张得还没有挨打就大声叫喊求饶，或者一见到有人伸出拳头来就自动供出了各种各样真真假假的罪行。也有些时候他下定决心什么都不招，实在痛不过时才说一言半语，或者他还安慰着自己说：
“我可以招供，但还不到时候。一定要坚持到痛得难以忍受的时候。再踢三脚，再踢两脚，我才把他们想知道的说给他们听。”有时他被打得站不住脚，像一袋土豆似的倒在牢房里的石头地上，歇息了几个小时以后，又被带出去痛打。歇息的时间有时也会比较长。但他也记不清了，因为都是在睡梦中或昏晕中度过的。他记得有一间放着木板床的牢房，墙上有个架子，还有一个洗脸盆，送来的饭是热汤和面包，有时还有咖啡。
他记得有个脾气古怪的理发员来给他刮胡子剪头发，还有一个一本正经、没有感情的白衣护士来试他的脉搏，验他的神经反应，翻他的眼皮，粗糙的手指在他身上摸来摸去，看有没有骨头折断，在他的胳膊上打针，让他昏睡过去。
拷打不再像以前那样频繁了，而演变成了一种威胁，如果他不能给他们满意的答案的话，就会用拷打来恐吓他。拷问他的人现在已不再是穿黑制服的粗汉，而是党内知识分子，都是矮矮的小胖子，戴着眼镜，动作敏捷，分拨来对付他。有时一拨持续达十几个小时，确切是多长时间，他也弄不清。这些拷问他的人总是使他不断吃到一些小苦头，但是他们主要不是依靠这个。
他们打他耳光，拧他耳朵，揪他头发，要他用一只脚站着，不让他撒尿，用强烈的灯光照他的脸，一直到眼泪流出来。但是这一切都是为了使他感到屈辱，使他不再有辩驳的能力。他们真正厉害的武器还是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地、无休止地无情拷问他，使他说漏了嘴，让他掉入圈套，歪曲他说的每一句话，抓住他的每一句假话和每一句自相矛盾的话，一直到他哭了起来，也许是因为他感到耻辱，但其实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已经精神崩溃。有时他在一次拷问中要哭五六次。
多半时间，他是在听着他们的辱骂，稍有迟疑就扬言要把他交还给警卫去拷打。但是他们有时也会突然改变腔调，叫他同志，还要他看在英社和老大哥的面上，假惺惺地问他对党到底还有没有半点忠诚，让他知错就改。在经过长时间的拷问而筋疲力尽之后，听到这样的软话，也会使他泪流满面的。终于这种喋喋不休的盘问比警卫的拳打脚踢还要奏效，使他完全屈服。凡是要他说的话，签的字，他都一概遵命。
他现在最想知道的就是他们想让他招什么。这样他好马上招认，免得再受皮肉之苦。他招认暗杀党的领导，散发煽动反叛的小册子，侵吞 公款，出卖军事机密，从事各种各样的破坏活动。他招认他信仰宗教，崇拜资本主义，是个老流氓。他招认杀了老婆，尽管他和拷问他的人都知道，他的老婆还活着。他招认多年以前就和果尔德施坦因有个人联系，是个地下组织的成员。该组织包括了他所认识的每一个人。招认一切不存在的事，把所有人都拉下水，是件很容易的事。况且，从某个角度来说，也不全是不存在的事。因为他的确是党的敌人，而且在党的眼里，思想和行为没有差别。
还有一些记忆互无关联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好像是一幅幅的照片，照片四周一片漆黑。
他在一个黑的牢房里，也可能有亮光。附近有一个仪器在慢慢地准确地滴答响着。有一双眼睛越来越大，越来越亮。突然他腾空而起，跳进眼睛里，被吞噬掉了。
他被绑在一把椅子上，四周都有仪表，灯光强得耀眼。
一个穿白大褂的人在观看仪表。外面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门打开了。那个蜡像一般的军官走了进来，后面跟着两个警卫。
“101号房。”那个军官说。
白大褂没有转身。他也没有看温斯顿，他只有在看仪表。
他被推到一条很大的走廊里，有一公里宽，尽是金黄色灿烂的光，他的嗓门很高，大声笑着，招着供。有的没的，他都招了，甚至在拷打下仍没有招出来的东西也都招认了。他把他的一生都向听众说了，而这些听众早已知道这一切了。同他在一起的还有警卫，其他拷问者，穿白大褂的人，奥勃良，秋莉亚，查林顿先生，都一起在走廊里经过，大声哭着。跳过了藏在未来会发生的可怕的事。一切太平无事，不再感到痛楚，他的一生都曝光于众，得到了大家的谅解和宽恕。
他想要从木板床上坐起来，似乎听到奥勃良的谈话声。在整个拷问的过程中，他虽然从来没有看见过奥勃良，但是他却一直觉得奥勃良就在他的旁边，只是没有让他看见而已。是奥勃良指挥了这一切。
派警卫打他，又不让他们打死他，是奥勃良。温斯顿什么时候痛得尖叫，什么时候缓一口气，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打 针等等这一切都是奥勃良决定的；提出问题，暗示要怎么答复的，也是奥勃良。他既是拷打者，又是保护者；既是审问者，又是朋友。有一次，温斯顿也记不得是在打了麻药针睡了以后，还是正常睡了以后，还是暂时醒来的时候，有一个很低的声音在他耳边说：
“别担心，温斯顿，你现在由我看管。我已经观察你七年了。现在是时候了，我要救你，要使你成为一个英雄。”他不确定这就是奥勃良的声音，但这是同七年以前在另外一个梦境中告诉他“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会”的说话声是同一个人的声音。
他不记得是如何结束的拷问。有一段时间是黑暗的，接着就是他现在所在的那个牢房，或者说房间，这间屋子逐渐地清晰地呈现在他的眼前。他完全处于仰卧状态，不能移动。他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被牵制住了，甚至后脑勺也被什么东西抓住似的。奥勃良低头看着他，神态严肃，很是悲哀。从他的角度去看奥勃良的脸，皮肤粗糙，神情憔悴，眼睛下面有好几道圈儿，鼻子到下巴颏儿有好几条皱纹。他比温斯顿所想象的要老很多，大概五十来岁。他的手下面有一个仪表，上面有个杠杆，仪表的表面有一圈数字。
“我告诉过你，”奥勃良说，“要是我们再见到，就是在这里。”
“是的。”温斯顿说。
奥勃良微动了一下他的手，瞬间温斯顿全身感到一阵痛。因为他也没搞清是怎么回事，所以感到更加害怕，他觉得自己受到了致命的伤害。他不知道是真的这样，还是用电的效果。但是他的身体被搞得不成形状，每个关节都被慢慢地扳开了。他的额头上痛得出了汗，但是最糟糕的还是担心脊梁骨要断。他咬紧牙关，通过鼻孔呼吸，尽可能地不发出声响。
“你害怕，”奥勃良看着他的脸说，“你特别担心你的脊梁骨一会儿会断。它在你的心里很逼真地慢慢裂开，髓液一滴一滴地流出来。温斯顿，你是不是在想这个？”
温斯顿没有回答。奥勃良再一次拉动了仪表上的杠杆。阵痛很快消退了，几乎同来时一样快。
“这还只有四十。”奥勃良说，“你可以看到，表面上的数字最高可以达到一百。因此你要始终记住，在我们谈话的时候，我有能力随时随地地让你要多痛就有多痛。如果你对我说谎，或者是搪塞，甚至或者说的不符合你平时的智力水平，你都会马上痛得叫出来。明白吗？”
“明白了。”温斯顿说。
奥勃良的态度不像以前那么严厉了。他又正了正他的眼镜，踱了一两步。他再说话的时候，声音就很温和，有耐心。他的神情看上去像医生、教员，甚至像牧师，一心只想解释说服，不是惩罚。
“温斯顿，我关注你，”他说，“是因为你值得我关注。你很清楚你的问题在哪里。这么多年以来，你一直都清楚，只是你从来都不肯承认而已。你的精神是错乱的。你的记忆力有缺陷。你不相信那些真正发生的事，反而使自己相信你记忆中那些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幸运的是这可以得到治疗。但是你自己却从来没有治疗的想法，因为你不愿意。其实这只需要你意志上稍作努力，可你却不肯。而且我也知道，即使现在，你也仍旧是这样，还把它当做是一种美德。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问你，眼前大洋国是在同哪个国家打仗？”
“我被逮捕的时候，大洋国是在同东亚国打仗。”
“东亚国。很好。大洋国一直在同东亚国打仗，是不是？”
温斯顿吸了一口气。他张开嘴巴要说话，但又没有说。
他的眼光离不开那仪表。
“要说真话，温斯顿。你的真话。把你记忆中的告诉我。”
“我记得至少在我被捕的前一个星期，我们还没有同东亚国打仗。
它当时是我们的同盟国。而战争的对象是欧亚国。前后打了四年。在这以前--”奥勃良的手一摆，示意他不用再说了。
“再举一个例子，”他说，“几年以前，你产生了一次非常严重的幻觉。有三个人，三个以前的党员叫琼斯、阿朗逊和鲁瑟福的，在彻底招供以后按叛国罪处决，而你却以为他们并没有犯那些所谓的叛国罪。
你还看到了可以证明他们提供了假口供的物证。你当时有一种幻觉，以为看到了一张照片。你还以为你的手里真的握到过这张照片。”
奥勃良手指中间夹着一张剪报。它在温斯顿的视野里出现了大约五秒钟。这是一幅照片，而且他可以确定就是那张照片。是琼斯、阿朗逊、鲁瑟福在纽约一次党的会议上的照片，他曾在十一年前意外见到过，但随即就销毁了。可是就在刚才他已经看到了，它确实出现在了他的眼前，虽然只是一瞬间！他强忍着痛拼命想坐起来。但是不论朝哪个方向，他连一毫米都动弹不得。这时他甚至忘掉那个仪表了。
此时他只想再看一眼那照片。
“它存在的！”他叫道。
“不。”奥勃良说。
他走到屋子那一头去。掀起对面墙上忘怀洞的盖子。那张薄薄的纸片就在一阵热风中被卷走了，在看不见的地方燃烧了，化为灰烬。
奥勃良从墙头那边转身回来。
“灰烬，”他说，“甚至是认不出来的灰烬、尘埃。它并不存在，也从来没有存在过。”
“但是它存在过！它确实存在！它存在记忆中。我记得它。你也记得它。”
“我不记得它。”奥勃良说。
温斯顿的心一沉。那是双重思想，他对此一点办法也没有。如果他现在能够确定奥勃良是在说谎，也就无所谓了。但是完全有可能，奥勃良真的已经忘记了那张照片。如果这样，同样他也就忘记了他否认记得那张照片，将忘记这一行为本身也忘记了。也许这只是个小手段，也许真的是自己的幻觉，也正是因为这样才使他感到绝望。
奥勃良沉思地低着头看他。他比刚才更像一个教师，在想尽办法帮助一个误入歧途但很有培养前途的孩子。
“党有一句关于控制过去的口号，”他说，“你来复述一遍。”
“‘谁能控制过去谁就控制未来；谁能控制现在谁就控制过去。’”
温斯顿顺从地复述。
“‘谁能控制现在谁就控制过去’，”奥勃良说，一边慢慢地点着头表示赞许，“温斯顿，那你是否真的相信过去是存在过的呢？”
温斯顿又彷徨了。他的眼光盯着仪表。他不仅不知道怎样答复才可以使他免受痛苦；甚至也不知道到底怎样答才是正确的。
奥勃良微微笑道：
“温斯顿，你不懂形而上学。你到现在还不知道所谓的存在是什么意思。我问得更具体点。过去是不是具体存在于空间里？是不是有个什么地方，一个有具体东西的世界里，过去仍在发生着？”
“没有。”
“那么过去到底存在于什么地方呢？”
“在记录里。这是写了下来的。”
“在记录里。还有？”
“在头脑里。在人的记忆里。”
“在记忆里。很好。那么，我们，党，控制全部记录，我们控制全部记忆。因此我们控制过去，是不是？”
“但你怎么能让人不存在记忆呢？”温斯顿叫道，又暂时忘记了仪表，“它是不自觉的。它独立于一个人之内。你怎么能够控制记忆呢？
你就没能控制我的记忆！”
奥勃良的态度又变得严厉了。他把手放在仪表上。
“恰恰相反，”他说，“你就是因为没能控制住你的记忆，才会到这儿来的。你到这里来是因为你不自量力，不知自重。你不愿顺从地过着神志健全的生活。你宁可做个疯子，少数派。温斯顿，只有经过训练的头脑才能看清现实。在你看来现实是某种客观的、外在的、独立存在的东西。而且觉得它的性质不言自明。其实都是你的自欺欺人，你还觉得其他人也和你一样，有着这样的认识。但是，温斯顿，我告诉你，现实不是外在的。现实就在人的头脑中，不存在于其他任何地方。而且不存在于个人的头脑中，因为个人的头脑容易犯错误，而且反正很快就要死亡。现实只存在于党的头脑中，而党的头脑是集体的，不朽的。不论什么东西，党认为是真理就是真理。只有通过党的眼睛，才能看到现实。温斯顿，你得重新学习，这是事实。这需要自我毁灭，需要意志上的努力。你首先要有自卑感，然后才能神志健全。”
他停了一会儿，像是在等待着他吸收这一观点。
“你记得吗，”他继续说，“你在日记中写：
‘所谓自由即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
“记得。”温斯顿说。
奥勃良举起他的左手，手背朝着温斯顿，大拇指缩在后面，四个手指伸开。
“我举的是几个手指，温斯顿？”
“四个。”
“如果党说不是四个而是五个--那么你说是多少？”
“四个。”
话还没有说完就是一阵剧痛。仪表上的指针转到了五十五。温斯顿全身汗如雨下。他大口地喘着气，即使是紧咬着牙，也会发出很大的呻吟声。奥勃良看着他，四个手指仍伸在那里。他把杠杆拉回来。
不过剧痛只是稍微减轻一些，并没有完全消失。
“几个手指，温斯顿？”
“四个。”
指针到了六十。
“几个手指，温斯顿？”
“四个！四个！我还能说什么？四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