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醒来，神情就变了，又变回了那个动作干净利落的人。她穿上了衣服，腰上系起了猩红的腰带，开始安排回去的行程。这件事情交给她办再合适不过了。显然她在生活方面很有办法，而这正是温斯顿所欠缺的。而且她对伦敦周围的乡间十分熟悉，甚至称得上是了如指掌，这是她从无数次集体郊游中所积累出来的知识。她给他安排了一条和来时完全不同的路线，连车站都换了。她说：
“千万不要走同一条路线回家。”好像是阐明一条很重要的原理似的。她先走，温斯顿在她走后半个小时再走。
她又告诉了他一个地方，他们可以在四天以后下班时在那里约会。
那是一条比较穷苦的住宅区的街道，那里有一个露天市场，一般都很拥挤喧闹。她会假装在货摊之间寻找着鞋带或者线团之类的东西。如果安全的话，她就会在他走近她时摸鼻子；如果不安全，他就装不认识擦肩而过就好。要是赶上运气好的话，他们还可以在街上说上一刻钟的话，安排下一次的约会。
“现在我得走了。”一等到他记住了她的吩咐，她就说道，“我得在十九点三十分回去。我要为少年反性同盟尽两小时的义务，做一些发传单之类的工作，你说气人不气人？你帮我整理一下头发好不好？头发里有树叶吗？真的没有？那亲爱的，我就走了，再见！”
她主动和他进行了一次狠狠的吻别，瞬间，她就推开幼树，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树林中了。他又忘记问她姓什么、住在什么地方了。不过，这也无关紧要了，反正他们也不会在室内约会，或者是寄个信之类的。
后来，他们就再没去过乡下的那片空地。五月份他们只真正地做了一次爱。那是在秋莉亚告诉他的另一个安全的地方，在三十年前，曾经有一颗原子弹掉在了那里，使它变成了一片荒野，那里有一个被炸毁的教堂，他们就在那教堂的钟楼里。那真是个不错的地方，但是去那里的过程却很危险。其他的时间，他们都是在不同的街上约会，每一次都不会超过半个小时。他们走在拥挤的人行道上，小声地交谈，但从不看对方一眼。声音时断时续，就像灯塔上的灯一样，一亮一灭的。如果突然看到了穿制服的人或者是电幕，就立刻不说话了，过一会儿再接着刚才的说下去。秋莉亚似乎很习惯于这种谈话方式，她把它叫做“分期谈话”。她说话不动嘴皮，技巧娴熟，令人惊奇。他们像这样每天晚上见面几乎已经有一个月了，在这过程中，他们只有一次做到了亲吻。那是他们在一条横街上不出声地走着的时候（秋莉亚一离开大街就从来不说话），突然耳边一阵轰鸣，地面开始震动，空中一片漆黑，温斯顿跌倒在地，又痛又怕。一定是附近掉了一个火箭弹。
突然之间他发现秋莉亚的脸就近在几厘米的旁边，面无血色，像白粉一样，甚至她的嘴唇也发白。她已经死了！他吻在她脸上的时候，却发现那脸是温暖的。
但是他的嘴唇接触到的却是一种粉末状的东西。原来两人的脸上尽是厚厚的一层灰泥。
也有一些晚上，他们到了约好的地方，却遇上了巡逻队，所以只能连招呼都不打就走开了，或者有时会遇上个飞机在头顶上巡逻。即使没那么危险，要想有个时间约会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温斯顿每个星期要工作六十个小时，而秋莉亚的时间则更长，因为各自忙碌的时间不同，所以即使是倒休，也很难赶上一天。反正秋莉亚就从没真正地在一个晚上空闲过。她花了不少时间参加听报告和游行，为少年反性 同盟发传单，为仇恨周做旗帜，为节约运动募捐，以及等等像这样的活动。她说这样做有好处，这是一种伪装。小地方你如果守规矩，大地方你就能打破规矩。她甚至说服温斯顿也像其他热心的党员那样去义务参加军火生产，这样，他晚上的时间又牺牲掉了。因此他每星期都会有一个晚上去干四个小时令人厌倦的工作，在一个灯光暗淡的透风的车间里，在电幕音乐和锤子敲打的单调声中，把小零件放在一起，这大概是炸弹的导管。
他们在教堂的钟楼相会时，就又多了一个话题。在一个炎热的下午，钟楼上那间四方的小房子显得格外闷热，而且还有股强烈的鸟屎味。他们坐在尘土很厚、嫩枝遍地的地板上谈了好几个小时的话，每隔一会儿其中一个人就站起来到窗缝里去看一眼有没有人经过或者走进钟楼。
秋莉亚二十六岁，住在一个三十多人的宿舍里。
“总是生活在女人的臭味里！我恨透了女人！”她补充说。就像他猜测的一样，在小说司里她是负责小说写作器的。她很喜欢她的工作，她需要应付的是一台功率很大但很难搞的电机。她并不“聪明”，但是喜欢动手，那些机器使她觉得很自在。她能够把创作小说的全部过程一一向你说明，从计划委员会发出的总指示到改写小组的最后润饰。但是她却对成品不感兴趣。她说她“不怎么喜欢读书”，书本只不过是要生产的商品，就像其他日用品一样。
她对60年代早期以前的事已经不记得什么了，在她的印象中，只有她八岁时就不在了的爷爷会经常提起革命前的生活。上学时，她是曲棍球队队长，连续两年获得体操奖杯，当过少年侦察队的小队长，青年团支部书记，最后参加了少年反性同盟。她得到的评价一直很高。
她甚至曾经被送到小说司里的色情文学处工作，这是对一个人名声的肯定，因为该处的工作就是为无产者生产廉价的色情文学。据她说，那里面的工作人员会把自己工作的环境叫做垃圾场。她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协助生产像《最佳故事选》或《女学校的一夜》等密封寄发的书籍，无产者青少年偷偷摸摸地买去消遣，就像买禁书一样。
“那书上的内容是什么？”温斯顿好奇地问。
“哦，完全是胡说八道，实际上都很无聊。他们一共就只知道六种情节，然后再把它们抄来改去的。那时我只是在负责万花筒，他们从来没让我参加过改写组，亲爱的，要知道我的水平还不能动笔呢！”
他惊异地了解到，除了头头以外，色情文学处的工作人员全是女同志。他们所根据的理论是，在性方面，相比之下女人更容易控制一些，男人更容易受到他们自己所制造的淫秽作品的腐蚀。
“那里甚至不允许已婚的女人工作，”她还说，“他们总认为姑娘都很纯洁，但却没有发现有我这样一个例外。”
第一次同男人上床时，她只有十六岁，而对方却是一个已经六十岁的党员，他后来怕遭到逮捕便自杀了。“他干得很小心，”秋莉亚说，“否则，他一招供，他们就会知道我的名字。”
从此以后，她做过好几次。她认为，生活很简单。既然“他们”（指党）不让你快活地过日子，那你就破坏他们的规矩。在她看来，他们剥夺你的快活，就和你躲避他们的逮捕一样，都是很自然的事情。她仇恨党，而且用最难听的字眼来说他们，但是她对党却没有一般的批评。除非党的理论干涉了她的生活，否则她对此根本没有兴趣。他发现，在她口中除了大家都说的已经流行的一些新话外，她几乎不说别的。任何有组织的反叛党的尝试都注定是要失败的，因此她认为都是愚蠢至极。聪明人该做的事是打破它的规矩而不是用自己的生命作无谓的牺牲。他隐隐地想，不知有多少年轻人是和她一样的。这一代人是在革命后的世界中长大的，根本就不知道还存在着别的世界，把党当做权威一样，就像是天空一样不可抗拒，只能想方设法地去回避它，就像兔子本能地去躲避猎狗。他们没有谈到结婚的可能性。这事似乎太渺茫了，连想都不用想。即使能有办法除掉温斯顿的妻子凯瑟琳，也没有一个委员会会批准这样一桩婚事。即使是做梦都不会梦到这样的事。
“你的妻子，她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秋莉亚问。
“她是--你知道新话中有个词儿叫‘思想好’吗？意思是，天生就是正经派，根本不可能有坏思想的念头。”
“我不知道这个词儿，不过我太了解那种人了。”
他把他婚后的那些事情都讲给她听了，但她对此似乎并不觉得惊讶，有些情节似乎是她亲眼看到或亲身经历的一样。他描述自己一碰到凯瑟琳，凯瑟琳的身体就僵硬起来，即使她的胳膊紧紧地搂住了他，她似乎仍在使劲推开他。他觉得和秋莉亚讲这些是很正常的事情，反正关于凯瑟琳的记忆并不像以前那样痛苦，反而变得可恶了。
“要不是为了那件事，我还是可以忍受的。”他说。接着他把凯瑟琳每星期在同一天晚上像例行公事一样逼他做那件事的情况讲给她。
“其实她不愿做这件事，但又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替代这件事的。你都猜不到她曾经把这件事叫做什么。”
“咱们对党的义务。”秋莉亚脱口而出。
“你怎么知道的？”
“亲爱的，我也上过学，而且每个月还要给十六岁以上的姑娘做一次性教育讲座。在青年团里也一样会被长年累月地灌输这种思想。
大多数人都相信了，当然，也有伪君子。”
她开始在这个话题上来了兴趣。在秋莉亚身上，一切的事情都要和她自己在性方面的强烈意识联系到一起。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一触及到这个问题，她就显得特别敏锐。不像温斯顿，她从根本上了解党为什么要在性方面搞禁欲主义。这只是因为性本身所创造的那片天地是党所控制不了的，因此必须将其摧毁。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剥夺了性生活能够使人歇斯底里，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件好事，因为由此可以把那种热情转移到对战争的狂热和对领袖的崇拜。她是这么说的：
“你做爱的时候，就用去了你的精力，而且你会感受到快乐，而且为了那种快乐，你会什么都不顾。这是他们所不允许的。他们需要你充满精力，去游行、欢呼、挥舞旗帜。要是你内心感到快活，那么你还有必要为老大哥、三年计划、两分钟仇恨等等他们这一套名堂感到兴奋吗？”
他觉得她的话很有道理，在禁欲和政治上，的确有一种直接的紧密的联系。因为，除了把某种被抑制的强烈的本能转化为一种推动力外，没有别的办法能使党员身上那些恐惧、仇恨、盲目信仰保持在一定的水平！党必须利用对性的冲动这一本能，因为它是危险的。他们对人们想要做父母的本能，也耍弄了同样的手段。但实际上想要禁止有家庭是做不到的，相反，还要鼓励大家去爱护自己的子女，而这种爱护的方式几乎是极其老式的。而另一方面，却在有计划地去教子女如何去反对他们的父母，还要监视他们的言行，一有倾向就要揭发。
思想警察已经深入到了家庭，你最亲近的人每时每刻都在等着揭发你。
他又突然想到了凯瑟琳。凯瑟琳太愚蠢，没有识破他那不合正统的见解，要不然的话，早就向思想警察揭发他了。
闷热的空气使他额头上冒了汗，也让他想起了一件事，他就开始向秋莉亚讲了起来。那是在十一年前，也是在一个炎热夏日的下午所发生的事，或者不如说是没能发生的事。
那是在他们婚后三四个月的时候，他们到肯特去集体远足时迷了路。他们掉在大队的后面只不过几分钟，结果拐错了一个弯，到了一个以前的白垩土矿场的边缘上，悬崖有十到二十公尺深，底下都是大石块。附近也找不到可以问路的人。凯瑟琳一发现迷了路就十分不安起来。即使不是迷路，哪怕只是离开大部队一会儿，也会使她觉得是犯错误了。她要顺着原路往回走，朝别的方向去寻找别人。但这时温斯顿看到他们脚下悬崖的石缝里长着几簇黄莲花。其中一簇有品红和橘红两种颜色，很明显是同一个根生长出来的。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因此他把凯瑟琳叫过来看。
“快看啊，凯瑟琳！瞧这几朵花，靠近矿底的那一簇。你看清楚了没有？是两种颜色！”
她本来已经转身要走了，又不得不勉强地去看了一眼。她甚至在悬崖上伸出脖子去看他指的地方，他站在她后面用手扶着她的腰。这时他忽然想到附近一个人影都没有，树枝也不动，也没有鸟叫声，一切像是静止的，这样一个地方是不可能有窃听器的，即使有也只能录 到声音。这时是下午最热最困的时候，阳光向他们照射着，他的脸上流下了汗珠。他突然冒出这样一个念头--“你为什么不把她推下去？”秋莉亚说，“换了我，就会那么做。”
“是的，你会推的。要是换了现在的我，我也会推的。也许--不过我说不好。”
“你后悔没有推吗？”
“是的，可以说我后悔没有推。”
地板上面积了厚厚的一层尘土，他们并排坐在那里。他把她拉得近一些。她的脑袋靠在他的肩上，她头发上的香气盖过了鸟屎的臭味。
他想，她很年轻，对生活仍有期望，她不明白，即使把一个碍眼的人推下悬崖，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许多事情也不会发生改变。”
他说。
“那你现在为什么又要后悔呢？”
“那只是因为我赞成积极的事情，不赞成消极的事情。生活就像是一场比赛，我们是无法取胜的，但是却可以选择输的方式，仅此而已。”
他感到她的肩膀因为不赞成而动了一下。他说这种话时，她总是反对的。她不能接受在自然规律中个人总要失败。但在一定程度上，她承认自己的命运是注定了的，她迟早是要被思想警察抓住的。但同时她又抱有侥幸心理，觉得还是可以搭建一个秘密基地，过自己想过的生活。而这件事要想成功，所需要的不过是运气、狡猾、大胆。她还没了解到，世界上没有幸福这回事儿，而胜利只会发生在你死了很久以后的遥远的将来，而从你向党宣战开始，最好把自己当做一具尸体。
“我们是死者。”他说。
“我们还没有死。”秋莉亚具体地说。
“只是肉体上还没有死。六个月，一年，五年，这是可以想象的。
我害怕死。你年轻，所以对死亡的恐惧可能比我还要多一些。当然， 我们要尽量把死推迟。但是没有什么不同。只要人仍保持人性，死与生是一回事。”
“哦，胡说八道！那你是愿意和我还是和一具骷髅睡觉？难道你不喜欢活着吗？你不喜欢这种感觉吗？这是我，这是我的手，这是我的腿，我是真实的，存在的，活着的！这一切你都不喜欢吗？”
她转过身压着他。隔着制服，他感到她的乳房丰满而结实。她好像是用身体向他灌输着青春和活力。
“是啊，我喜欢这个。”他说。
“那就别再说死了。听我说，亲爱的，我们现在得安排下次的约会。我们还可以再去树林里的那个地方，因为我们已经好长时间没去那儿了。但是这次你一定得走另外一条路。我已经计划好了，你搭火车--瞧，我给你画出来。”
她以她特有的实际作风，把一些尘土扫在一起，用鸟窝里的一根小树枝，开始在地上画出一张地图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