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个有“洁癖”的学生
北川出产优质绿茶，但名埋深山，鲜为人知。
兰辉的父亲兰甲正、母亲王培玉都是北川佛泉茶厂的工人。
兰甲正是回族人，身材魁梧，干活认真，一看就是那种有担当的男子汉。王培玉秀丽端庄，皮肤白晳，有人说她年轻时美如观音，有一颗极其善良的心，对子女影响很大。她嫁给了兰甲正，一切习俗就随了丈夫，真是难能可贵。
他们膝下有四个子女：兰辉排行老三，上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
茶厂为藏族同胞生产“团结牌”砖茶。制砖茶工艺复杂，仍采用手工生产的方式，特别是成型环节，属重体力活儿，其强度并不亚于土窑上的工人脱坯、烧砖。
兰辉从小就目睹父母的辛苦。
屋外寒风凛冽，冰天雪地，屋檐挂着长长的冰凌。车间里雾气蒸腾，兰甲正光着膀子挥动铁锤，浑身的肌肉强健有力。按工序，必须把一块又一块经高温汽蒸的茶砖砸紧实。
茶砖三公斤一块，一块块码成了小山。兰甲正满脸是汗，一甩一大把，咸咸的汗水常刺得他双眼眯成缝，颈项上的汗水如细流顺着脊梁往下淌。
配合兰甲正干活的师傅总是说：老兰，你抹一下汗水嘛，都溅到我脸上了！
三人一组，一天要锤出五百块砖茶，每天至少要干十小时，月工资三十二元。兰甲正是劳动模范、车间主任，意味着比普通工人付出得更多。
春茶上市，王培玉通宵加班炒茶。厂里发给夜班工人每人两个苞谷面菜包子，王培玉舍不得吃，揣回家中。等到天亮，四个娃娃每人便能吃到半个菜包子，为早饭增添些许美味。
四姐弟喝着父母的汗水长大。一家人和和睦睦，清贫度日。对孩子的教育，父母不喜说教，也不用棍棒。
兰辉戴一副眼镜，腼腆得像个小姑娘，躲在妈妈身后。 这是曲山小学老师，后来成为作家的母碧芳对兰辉最初的印象。
这个腼腆的学生，不到六岁就可以从一写到一百而无差错。一年级才读了半期就“跳”班读二年级，二年级又才读了半期就“跳”到三年级。那时，兰家住在老县城危家巷。
兰甲正下班回来，总会看到兰辉伏在一张石桌子上做作业。
外面一群群娃娃在疯耍，喊他、叫他，兰辉总是说：做完作业再耍。他似乎从小就练就了一种定力。
那时北川县家家户户烧柴灶。经济宽裕的人家在集市上买硬柴。兰家烧不起硬柴，兰辉就跟哥哥姐姐到沟里去捡干柴，到河坝去捞水柴，拾来的柴火整整齐齐码在屋檐下。假期里，若能到工地上去背火砖，到茶厂去择茶叶，挣点小钱贴补家用，兰辉总是高兴得很。
老师们发现，兰辉这个学生属于内秀型，平时不太活跃，甚至沉默寡言，但需要他“亮相”时绝对身手不凡。长大成人后，老北川人都知道，兰辉能歌善舞，是无师自通的文艺全才。
兰辉和五个女同学表演《我有一盒小蜡笔》，那天真烂漫的表情，让同学们数十年后仍记忆犹新。
排练休息时，五个女同学叽叽喳喳，一起起哄：哪个敢“攀”一下“小眼镜儿”兰辉？所谓“攀”就是搂一下肩膀，这在当时算是一种亲昵的动作。推推搡搡，最后还是范玲玲最勇敢，冷不防就紧紧“攀”住兰辉，吓得“小眼镜儿”大惊失色：你们在搞啥子名堂啊！
五个女同学笑得前仰后合。窗外，有个大眼睛的小姑娘也看得很高兴，她叫周志鸿，后来成了兰辉的妻子。
七岁那年，兰辉走进了县图书馆，满架的图书极大地刺激了他渴求知识的胃口。2012年6月12日，兰辉在微博中回忆道：四十年前的今天，北川老县城。图书馆阅览室，一间破旧的穿斗架子房中，昏黄的灯光下，我开始认识外面的世界。
从通俗读物起步，他的阅读兴趣很快转向了文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正是文学的火红年代。上初中的兰辉最喜欢读《人民文学》《当代》《钟山》。借上一本厚厚的文学期刊，悄悄钻进茶厂仓库，躺在茶叶箱砌成的小山上，听雨敲瓦，借亮瓦透入的光线，闻着墨香吸着茶香，沉浸在文学的世界之中——多年后，他仍非常怀念那段读书的日子。
在古今中外的诗人中，兰辉最喜欢杜甫。杜诗沉郁、写实的风格，忧国忧民的情怀，深深感染着他、影响着他。
不出意料，兰辉考上了高中。
兰甲正早就有言在先：我家的娃娃，只能读完初中。
别问为什么，揭开锅看看吧，那是一锅稀饭。兰甲正夫妻就那么点工资，连买菜都要等天黑了去买别人挑剩下的。
新鲜菜贵，买不起。
三十二年之后，笔者与兰甲正聊到兰辉上德阳孝泉师范学校那段时间的事，老人家还叹息说：实在没法，对不起娃娃啊！兰辉的哥哥也是初中生，成绩好，写得一手好字，考上高中也读不起，早早地断了升学的念头。那时候，能吃饱稀饭就不错了。
读不成高中就上不了大学。命运给了少年兰辉一记重拳，那隐藏在心上的痛延续了好多年。
接受老师的建议，兰辉考入了德阳孝泉师范学校，因为读师范免学费。
创办于1945年的德阳孝泉师范学校，坐落在历史文化名镇——德阳市孝泉镇。校址原为“姜孝祠”，是为祭祀东汉时的“一门三孝子”而建。名列“二十四孝”中的《涌泉跃鲤》，以及由此衍生的《安安送米》的故事就出自此地。从东汉起，孝泉便以孝名扬天下。
每逢镇上选孝子孝女活动，川剧团来演《安安送米》， 兰辉都伙着同学去观看。他曾对照着鲁迅的文章读“二十四孝”。剔除封建的糟粕，他最喜欢《安安送米》所表现的母子深情。
有一次，兰甲正去成都开会，回程顺道去德阳了解一下儿子在校的情况，兰辉的班主任将兰辉夸成了一朵花，说：
你们养了个好娃儿！
兰辉学习用功，品行端正，深得师生信任。但让班主任称赞的另外一件事是，学校的公厕墙面上，总是被调皮的学生用烧过的火柴头乱写乱画，有些不堪入目的涂鸦，简直是发臭的文字垃圾。然而，隔一段时间，总会有人用石灰抹了那些字画。调皮学生再写再画，又有人去抹。学校查了好多次，兰辉才承认是他提着石灰浆去抹的。他说：我看不下去。
好一个“看不下去”！
对这种涂鸦，有人一笑了之，有人熟视无睹，更有极少数人臭味相投。而兰辉，不但不能容忍，还采取了行动。一件小事，表现出他对低级趣味的深恶痛绝和不同于常人的道德“洁癖”。这种少见的“洁癖”，在当上干部之后表现得尤为突出，并贯穿于兰辉的一生。 2．遥远而又快乐的白坭
白坭在哪里？
当地有一句民谚：漩坪、白坭、金凤湾，二十四道水不干。
上世纪八十年代，公路只通到漩坪，从漩坪到白坭的二十多千米山路，全靠“甩火腿”（两条腿走），上坡下坎，蹚过二十四道山溪才能走到。
1983年7月，十八岁的兰辉从德阳孝泉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不通公路，离县城很远的白坭公社小学教书。
兰辉背着行李，走了大半天才走到白坭公社。墙上“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架桥梁”的大幅标语赫然在目。
山沟中的山沟，夹着一小块狭长的缓坡。缓坡上的白坭小学背靠一座青山，面对一条清澈的小河。扔块石头过河，就会惊飞对面山林里的一群山雀子。学校全是泥墙青瓦，虽有些破旧，但还算是北川农村小学中条件较好的。
老同志教他：吃粮靠马帮。把全月二十八斤粮票和五元钱交给过路的马帮，请他们把米驮回来。每个老师和学娃（当地乡亲把“学生”叫“学娃”）都要到山林里拾柴火，交给学校食堂煮饭。
到校头一天，习惯了睡前烫脚的兰辉问哪儿有热水，老同志告诉他：你要适应冷水洗脚。兰辉后来对朋友说：脚刚伸进冷水，一激灵，啥子瞌睡都没得了。那水刺骨头，用手使劲搓搓脚，越搓越热和，多洗几次也就习惯了。
开饭了。几层大蒸笼热气腾腾，学娃们排队领取食堂热好的午餐。家境好点的，是一搪瓷盅盅“金裹银”（掺和了大量苞谷的米饭）；家境差的，是两个红苕或几个洋芋。为了不至于拿错，各自把红苕或洋芋用竹丝拴在一起。
学娃们红苕洋芋吃得狼吞虎咽，兰辉端着白米干饭发愣。
兰辉跟朋友们说起初到白坭的感受：从学娃带的食物看四周的山民，祖祖辈辈就是这么过来的，比我苦得多。小娃娃没到过县城，好些老人最远也才走到漩坪。一年四季，苞 谷、洋芋、咸菜，能吃上一顿白米干饭就是打牙祭了。不好生教书，对不起这些纯朴的孩子。
这个十八岁的“眼镜儿”老师瘦得像一根藤，看着真让学生家长心疼。这家送几棵菜，那家送一篮洋芋。乡亲们动动手，苞谷秆编成挡风墙，黄泥巴砌了个土灶，给兰老师建了个可以改善伙食的小厨房。
更让兰辉感动的是，一到冬天，学娃们都提着小火盆上学。小火盆本应放在各自课桌下的。兰辉一走上讲台，小火盆就会围着他，形成一个半圆，烤得他从身体到心里暖烘烘的。
大概是不适应当地的海拔，兰辉常流鼻血。学生家长便扯来苦蒿，切碎了给他塞鼻孔，血一会儿就止住了。
兰辉每天都要面对着四十二双纯洁、清澈的眼睛，那是山区孩子渴望的眼睛。他绘声绘色地讲，又让孩子们跟随他朗读课文。从《燕子飞回来了》到《数星星的孩子》，从《刻舟求剑》到《农夫与蛇》，稚气的嗓音带着乡土的味道，在山村回响着，自然而亲切。
负责学区教学工作的左上荣听白坭小学的老教师反映：
新来的兰老师很爱读书，并经常随堂听课，虚心学习老教师的教学经验；他备课认真，对学娃要求严格，班风非常好。
由于路途遥远，兰辉极少回县城，在白坭的日子快乐而充实。
那年月，就像费翔有首歌唱的：年轻的朋友在一起，比什么都快乐！白坭小学设有“戴帽”的初中部，二十多个老师，再加上公社医院、兽防站、武装部的，全都是年轻人。
放了学，打篮球——架子是几根棍支起的，篮圈是钢筋扎的，篮板是竹篾编的。比赛一打起来，场内场外，又吼又叫，气氛非常热烈。
晚上黑灯瞎火，没有电视可看。点上蜡烛，二胡、小提琴，加上碗、盆等“打击乐器”，一场“交响乐”演奏会便开始了。
朝更深的山里走八千米，是金凤人民公社，兰辉喜欢到那里去度周末。几个年轻人聚在一起，弄点菜，喝几口苞谷酒，谈天说地。兰辉能说会唱，性格活跃，是大家心中的“欢喜豆”“开心果”。
有位老师有台磁带录音机（当时叫“饭盒子”），能播放音乐。因为是小水电站供电，电压低且不稳定，邓丽君唱得拖声拖气，成了“山寨版”；好不容易听一曲《三套车》，正入迷，最后那高音，竟断断续续，兰辉便一嗓子吼上去：你看那匹可怜的老——马——，它跟我走遍天涯……老师们不由得开怀大笑。
大家都说兰辉的定力最好。那年，漩坪电影院放《少林寺》。金凤、白坭两校的几个年轻老师请假结伴去看电影，兰辉说什么也不愿意耽误给学生上课，没去。结果，老师们看完一场《少林寺》还嫌不过瘾，又看了第二场才回来。往返四十多千米不觉得累，扎堆挤在兰辉的寝室里，手舞足蹈大谈观后感，把兰辉馋得不行。个个埋怨：哪个喊你不去请假呢？罚！
罚兰辉煮饭，罚兰辉炒鸡蛋，罚兰辉喝酒，折腾到半夜。来自金凤的老师把学娃的课桌拼一拼，当床睡，比多年后睡的席梦思还舒服。
人到中年，每当兰辉与老朋友们回忆起在白坭教书的日子，都觉得奇怪：为什么在物质匮乏的深山沟里，奢侈不过是“一把花生，一碗酒”，却活得那么开心？
因为那是中国发生巨变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眼见着“人民公社”的牌子摘下来，联产承包责任制唤醒了沉睡的生产力，农民们喜气洋洋，干劲儿十足。广播里，每天都传送着激动人心的好消息。年轻人忙着考大学，读电大，你追我赶，对未来充满信心。
兰辉说：快乐，是因为心中有理想！
3．在白坭，看到了共和国的根基
2014年早春，笔者乘越野车来到大山腹地、白云深处的白坭乡。接待的老教师许发坤，花白头发，教书三十四年了。他说，当年的老校舍和农民给兰辉打的柴灶全拆了，看不到一点影子了。正好，兰辉的几个学生在镇上办事，我把他们叫来摆摆龙门阵吧。
三个壮汉——余运波、张志福和经大春先后来到乡政府，争先恐后地说起了他们的老师兰辉。
经大春虎头虎脑，说话中气十足，快人快语：我们几个都“费”（形容调皮）得很，偏偏遇上兰老师严得很。别看他戴副眼镜，样儿斯文，把我们几个“费头子”硬是整得服服帖帖的。
咋个整？夏天中午，按规定在学校睡午觉，我们几个偷偷跑到河里洗澡。兰老师批评了好多回，我们硬是不听。有一天中午，兰老师在河边看到我们，不喊不叫，悄悄把我们的衣裳裤儿抱走了。我们上了岸，一个二个全是光屁股，咋个进校门嘛！只好躲在茅厕里闻臭气。那蚊子一群一群扑过来，把我们咬惨了。上完一节课，兰老师来了，问我们感觉如何，我们都低着头不回答。兰老师就说，你们现在看河坝挺平静，上游下暴雨你们根本不晓得。如果“涨偷水”，跑都跑不脱。还有，上头那个水凼凼，最深的地方有四五米，你们晓得不？大概是中午受了热，说着说着，兰老师突然流鼻血了。血呛进了嗓子里，不停地咳。我们都急了，忙说：
兰老师，我们再也不让你操那么大的心了！我一趟子跑回家，抓了一把苦蒿，揉烂后往他鼻子里塞才把血止住。
张志福说：兰老师比哪个老师都管得细、管得紧，我们班上没有出过任何安全上的问题。一下雨，兰老师就背我们过河。
许老师说：我们白坭小学有个很好的传统，只要涨洪水，老师就会分成几个组到大坪河、构枝河和金泉河去接学娃。家长把学娃送到河边，排成队，老师就蹚水过去，一个一个背过来。河水又凶又猛，深的地方淹过了肚脐，如果踩虚了，摔了跤，很危险。放了学，又把学娃一个一个背过河。兰辉特别注意天气情况，只要头晚下了一夜雨，就会早早起床，在河边等学生。
余运波说：我们现在都是四十一岁的人了，兰老师背我们过河的情景还记得一清二楚。他对我们充满了爱心，课堂上相当严，下了课相当活跃。滚铁环、打篮球、做游戏，完全跟我们耍得到一起。有时，我们忘了带午饭，他就主动给我们端饭，还给我夹菜。
自称“费头子”的经大春咯咯地笑着说：要说“费”，莫得哪个比得上我。要说端饭，兰老师给我端得最多。他经常到我家家访，跟我爸很摆得拢。我爸说，春娃子“费”得很，不听话你随便打，莫来头。兰老师只是嘿嘿一笑。他教我们以后，我的成绩一下子就提高了……他有一种魔力，让我们几个“费头子”口服心服。
几个“费头子”还讲起一件有趣的事。
有一天课间，一只红嘴玉飞进了教室。同学们把窗子关严，经大春几个“费头子”跳上桌子去逮，闹得沸反盈天。
兰辉听见，连忙进了教室。只见那只雏鸟躲在房梁上簌簌发抖，学娃们个个闹红了眼睛。
兰辉问：你们逮鸟做什么？
有的说：拿来吃！
有的说：拿来耍！
兰辉说：吃？你们四十二个人，咋个吃？没得二两肉的小雀雀，清炖还是红烧呢？
学娃们大笑。
兰辉又问：耍？这只嫩鸟鸟，离开了妈就活不成！你们咋个耍？
教室里一下静下来。
兰辉说：如果你们一两岁的时候，走迷路了，被人贩子拐去卖了，你们的爸爸妈妈着急不着急？
学娃们听懂了兰老师讲的道理。窗外，有鸟飞来飞去，苦苦鸣叫。学娃们迅速打开所有的窗户，让那只小小的鸟儿扑棱扑棱飞入了鸟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