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1927），中国近代维新派领袖，学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清光绪举人。和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并称“康梁”。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赴北京参加会试，追随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1896年在上海主编《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编辑《西政丛书》，次年主讲长少时务学堂，积极鼓吹和推进维新运动。1898年入京，参与百日维新，以六品衔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初编《清议报》，继编《新民丛报》，坚持立宪保皇，受到民主革命派的批判。但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经济学说，对当时知识界有较大影响。辛亥革命后，以立宪党为基础组成进步党，出任袁世凯政府司法总长。1916年则策动蔡锷组织护国军反袁，后又组织研究系，与段祺瑞合作，出任财政总长。“五四”时期，反对“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早年所作政论文，流利畅达，感情奔放，颇有特色。晚年在清华学校讲学。著述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语言、宗教及文化艺术、文字音韵等。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出身于小地主家庭。其家虽然比较富裕，但由于没有什么人当大官，还只属于“富而不贵”的小地主之列。为了能够挤身于统治阶级之列，他祖父梁维清曾立志于学，奋斗一生，只中了个秀才，做了一个八品小官。他父亲梁宝瑛屡试不第，梁启超自幼接受祖父和父亲的启蒙教育。
他10岁到广州应童子试，曾在船上吟咏“太公垂钓后，胶鬲举盐初”诗句，引起全船注目。于是“神童”之名传遍县城。他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才华横溢，家中都把他引以为荣。
1890年（光绪十六年）初，梁启超赴北京参加会试，落第后于返乡途中，购得《瀛环志略》一书，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于是认真研读，这是他获得世界知识的开始。同时，他又见到了江南制造总局翻译的西学著作，从而激起了他对西学的兴趣。
这年秋，他回到广州，由他的同学陈千秋引见，
拜康有为为师。在这里学习的三年期间，梁启超在康有为创办的万木草堂不仅认真学习中国文学，而且广泛浏览西洋著作。在今文经学和欧州著作的洗礼下，他接受了康有为的维新思想，从一个封建弟子变成了一个热血沸腾的维新志士。后来，他便跟随康有为一起投入到了救亡图存的运动中去了。
1895年4月，梁启超与康有为正在京参加会试。当他们听到中日签订的《马关条约》内容时，极为愤慨。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梁启超和康有为一道四处奔走，联络在京应试的18省举人，发起著名的《公车上书》，向光绪皇帝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建议。这次上书光绪皇帝虽没看到，但它标志着从鸦片战争以来就萌芽发展的维新思想，这时正式发展成一场公开的政治改革运动，康有为和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开始走上政治舞台。
为了让人们接受维新思想，1895年 8月17日，梁启超协助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并组建了“强学会”。梁启超担任强学会的书记员，积极协助康有为在北京开展变法运动的宣传组织工作。第二年春，他来到上海，与汪康年、黄遵宪等人创办《时务报》。这期间，他连续发表了《变法通议》等政论性文章，呼吁变法图强。由于他才思敏捷，文笔流畅，观点新颖。“士大夫争相购其书。自通都大邑，下至穷乡僻壤，无不知晓他的大名。”《时务报》在数月之间，销售至万余份，创下了中国有报纸以来的最高销量。从此，梁启超名垂一时，人们将他和康有为并称为“康梁”。此外，梁启超还开展了许多活动，去澳门协助康广仁等筹办《知新报》；到上海创办大同译书局、女学堂及不缠足会等；还赴湖南，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时务学堂他进一步宣传维新变法理论，广泛介绍西学。
1898年3月，梁启超赶到北京，与康有为一起建立保国会，号召人们救国。同时，他又联合百余名举人上书，要求废除八股取士，开办新学，抵抗侵略。6月11日，光绪帝下诏，宣布变法，梁启超奉旨在总理衙门查看奏章，参与筹划新政。7月3日，他又接受光绪帝的召见，被赏给六品官衔，办理译书局事务。他建议光绪帝设立编译学堂，并提出奖励工艺、资制新器的章程，均得到光绪帝的批准。在百日维新期间，梁启超工作十分积极，充分发挥了他的宣传和组织才能。梁启超的这些活动，有力地推动了百日维新的进行。百日维新失败后，他逃到日本避难。
1898年12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又著成《光绪圣德记》和《戊戌政变记》等，猛烈攻击清政府及太后，盛赞光绪帝。翌（yì）年，在结识孙中山后，曾商讨合作，共举反清的问题，因康有为极力反对而作罢。1900年，梁启超又奉康有为之命去檀香山建立保皇会，并在海外华侨中募集捐款，支持唐才常自立军起义，企图推翻慈禧，使光绪帝掌权，再行新政。后来，因自立军失败而从上海转赴新加坡。不久，他又去欧洲游历，于1901年春，返回日本。
1902年2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又创办了代替《清议报》的《新民丛报》。《新民丛报》同《清议报》一样广泛介绍欧美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鼓吹自由、平等、民族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想，批判封建主义，揭露清王朝的黑暗。清政府虽然明令禁止这两种报纸的发行，但这两种报纸发行量与日俱增，影响之大是其他任何报纸不可相比的。从1898年至1903年，他在这份报纸上共发表80多篇文章。他的文章气势磅礴，笔法细腻，使用的文字通俗易懂，清秀隽美，说理透彻，声情并茂。郭沫若在回忆中也写道：“平心而论，梁任公……负载着时代使命，标榜自由思想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那新兴气锐的言论面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在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有力的代言者”。“他著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他译的《经国美谈》，描写的那些亡命志士、建国英雄，真是令人心碎”。同时，他还花费了大量心血，先后撰写了《卢梭学案》、《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等文，广泛传播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启蒙著作，在舆论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时人誉为“舆论界之骄子”。
从1903年起，中国历史进入了以资产阶级革命为主流的时代。令人遗憾的是梁启超这时开始落伍了。从1904，随他堕落为保皇派。梁启超不仅死守保皇、君主立宪的主张，而且还亲自出马，与革命派围绕着中国何去何从的问解展开长达数年的大论战。在整个论城中，虽然他倾尽心力，强词夺理，但由于他背离了历史发展的方向，说理，此通彼阻，但由于他背离了历史发展的方向，说明书，此通彼阴，前矛后盾，最后不得不败下阵来。孙中山说他“忽言革命，忽言破坏”，“一人而持二说，首鼠两端”；就连昔日赞扬过他“一字千金，”的挚友黄遵宪也责怪他“言屡易端，难于见信”。梁启超在这一时期，政治上县花常昏暗的。
1906年9月，清政府迫于形势，宣布预备立宪。梁启超大为激动，认为自己追求多年的立宪政体就要实现了。于是他在东京成立政闻社，为清朝的立宪呐喊助威。1908年，政闻社迁回上海，参与国内立宪活动，却遭到清政府的查禁。同年，他指导立宪派联络近4万人签名上书请愿，要求三年内召开国会；其后，他又不断撰文，指责清廷预备立宪是个大骗局；要求缩短预备立宪期限，鼓励国内立宪派发动大规模请愿。但是清廷未予理睬。
资产阶级革终于爆发了，梁启超又表示拥护共和体制。1912年8月，他成为民主党的领袖，企图在袁世凯政权下推行政党政治。次年，他加入了共和党。不久，统一、共和、民主三党合并为进步党，梁启超担任理事。这年9月15日，进步党熊希龄组织“第一流人才内阁”，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1915年，袁世凯大搞帝制复辟，梁启超在规劝无果的情况下，写下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斥责袁世凯称帝；后又与蔡锷联合，共同发起了护国运动，并为护国军将够起草电文。他还出任了护国军两广都司令部的参谋和军务院的抚军兼政务委员长。这时，梁启超在护国运动中做出了一定的贡献。1917年，梁启超又参与段祺瑞军讨伐张勋复辟的斗争。不久便辞去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的职务，退出了政坛。
1918年，梁启超去欧洲游历，直到1920年3月才回到上海。在巴黎期间，他留心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谴责巴黎和议中有损中国权益的条款，同情“五四”运动，表现了爱国热情。
1920年后，梁启超开始把精力放在教育和学术研究上。他先后担任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兼任天津等几所大学的教授。致力于学术研究和讲学。他在学术研究上是一位思想解放、敢于创新、勇于开拓的学者，对祖国文化遗产进行过比较全面、系统的整理和研究。他的学术研究涉及领域很广，有
政治、经济、法学、伦理学、文化、教育、哲学、宗教学、文学、史学和艺术、美学等。他学贯中西囊括古今，其研究成果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和时代特色。世界上所见不多的宏篇巨著《饮冰室合集》148卷，约1400万字，是他一生政治论著和研究的结晶，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梁启超在学术上的建树突出表现在文学和史学方面。
文学方面，主要论著有《屈原研究》、《中国美文及其历史》、《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辛稼轩先生年谱》等。特别是他撰写的《论小说与政治之关系》影响尤为深远。在文章中痛斥封建文学脱离现实政治的倾向，要求小说自觉地为社会服务，此文成为“小说界革命”的纲领性文献。
史学方面，他始终自觉地建立资产阶级“新史学”，作为反对封建主义的重要手段。早在戊戌变法期间，他就从“经世致用”的要求出发，提出编著资产阶级的“国史”和“民史”，反对封建“君史”的主张。他认为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各种体裁的史书都“不过为一代之主作谱碟谱牒：家谱。”，“不能继往以知来，察彼以知己”，应该废掉。他从救亡图存，实行资产阶级改革的需要出发，积极开展对封建旧史的清理和“新史学”理论的创造，在本世纪初写出了《中国史叙论》（1901年）和《新史学》（1902年）等两文，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真正开端。
1928年9月，梁启超患病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在住院期间，他还在撰写《辛稼轩先生年谱》，1929年1月19日，这位近代中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病逝于北京，享年56年。
综观梁启超的一生，政治倾向多变，这是与当时快速变化的社会相联系的，但他一生爱国之心未变，正是这种爱国之心，才使他成为20世纪初最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他晚年在学术领域所取得的惊人成就也使我们叹为观止，他一生不懈追求的精神．跳跃的思想理性，永远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