涿鹿之战，指的是距今约4600余年前，黄帝部族联合炎帝部族，与东夷集团中的蚩尤部族在今河北省涿县一带所进行的一场大战。“战争”的目的，是双方为了争夺适于牧放和浅耕的中原地带。它也是中国历史上见于记载的最早的“战争”，对于古代华夏族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转变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原始社会中晚期，逐渐形成了炎黄、东夷、苗蛮三大集团。其中华夏集团以黄帝、炎帝两大部族为核心。它们分别兴起于今关中平原、山西西南部和河南西部。经融合后，遂沿着黄河南北岸向今华北大平原西部地带发展。与此同时，兴起于淮河下游以南的今豫、苏、皖交界地区的蚩尤部落（苗蛮集团的一支），也在其着名领袖蚩尤的领导下，以今山东为根据地，由东南向西北方向的中原发展，开始进入华北大平原。这样华夏集团与苗蛮集团之间的一场武装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了。涿鹿之战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爆发的。
据说蚩尤族善于制作兵器，其铜制兵器精良坚利，且部众勇猛剽悍，生性善战，擅长角抵，进入华北地区后，首先与炎帝部族发生了正面冲突。蚩尤族联合巨人夸父部族和三苗一部，用武力击败了炎帝族，并进而占据了炎帝族居住的“九隅”，即“九州”。炎帝族为了维持生存，遂向同集团的黄帝族求援。
黄帝族为了维护炎黄集团的整体利益，就答应炎帝族的请求，将势力推向东方。这样，便同正乘势向西北推进的蚩尤族在涿鹿地区相遭遇了。当时蚩尤族集结了所属的81个支族（一说72族），在力量上占据某种优势，所以，双方接触后，蚩尤族便倚仗人多势众、武器优良等条件，主动向黄帝族发起攻击。黄帝族则率领以熊、罴、狼、豹、雕、龙、鸮等为图腾的氏族，迎战蚩尤族，并让“应龙高水”，即利用位处上流（《山海经》中曰灵山）的条件，在河流上筑土坝蓄水（以蓄水冲了蚩尤寨），以阻挡蚩尤族的进攻。
“战争”爆发后，适逢浓雾和大风暴雨天气，这很适合来自东方多雨环境的蚩尤族展开军事行动。所以在初战阶段，适合于晴天气环境作战的黄帝族处境并不有利，曾经九战而九败（九是虚数，形容次数之多）。然而，不多久，雨季过去，天气放晴，这就给黄帝族转败为胜提供了重要契机。黄帝族把握战机，在玄女族的支援下，乘势向蚩尤族发动反击。其利用特殊有利的天候——狂风大作，尘沙漫天，吹号角，击鼙鼓，乘蚩尤族部众迷乱、震慑之际，以指南车指示方向，驱众向蚩尤族进攻，终于一举击败敌人，并在冀州之野（即冀州，今河北地区）擒杀其首领蚩尤。涿鹿之战就这样以黄帝族的胜利而宣告结束。战后，炎黄族乘胜东进，一直进抵泰山附近，在那里举行“封泰山”仪式后方才凯旋西归。同时“命少皞清正司马鸟师”，即在东夷集团中选择一位能附众的氏族首长名叫少皞清的继续统领东夷部落联盟，并使东夷集团同自己的炎黄集团互结为同盟，形成了最初的华夏部落联盟。
涿鹿之战的结果，有力地奠定了炎黄集团据有广大中原地区的基础，并起到了进一步融合各氏族部落的催化作用。取得这场战争胜利的部族首领黄帝从此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并被逐步神化。涿鹿之战为我们中华民族在发轫时期决定日后基本面貌的历史性“战争”。
黄帝治理有方，天下人公举为新的天子，而炎帝就必须与之较量，于是诞生了有名的阪泉之战，炎帝和黄帝部族没兵戈相见，而是通过庙堂的论战来判定输赢。阪是古时一种饮水的木具，炎帝和黄帝双方一边都有一个土池，每一个论点谁赢了，谁就在面前木具之上放玉石雕刻，木具倾斜，木具之上的水就会流入倾斜的一方，直到谁的池水先满，谁就为最后的赢家！为什么炎帝和黄帝会产生这样一种输赢的方式呢？因为炎帝和黄帝都为一家，后分家治理不同的地域，家族的第一原则就是合族，而不是杀的你死我活，最后炎帝的小宗归为黄帝的大宗，所以从黄帝开始，尊黄帝为人文始祖，华夏道统的象征。而后的华夏文明其实就是在炎黄血脉之内的一种解释，一种陈述，故不强调血脉，以人文判定！所以华夏王朝历来就有这样的概念就是清君侧，而不是灭族的形式！采取灭族的一定是外来的夷狄，因为他们不在华夏血脉内！
华夏是古代中国中原及其以东地区各部族的联合称谓，即对“诸华”和“诸夏”各部落的合称。据部分史学家的研究，炎黄时期，中原周围地区古代的部族可分为炎黄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炎黄集团在涿鹿之战中战胜蚩尤之后，苗蛮集团向南方收缩退却，炎黄集团则东进和东夷集团融合，形成最初的华夏部落联盟，到春秋时期又基本和南方的苗蛮集团基本同化，成为秦汉间所谓“中国人”的三个主要来源。
华夏族以炎黄族和东夷部落联盟为主体。炎黄两部族最初居住在陕西，融合后逐渐东迁。黄帝族顺北洛水南下，又东渡黄河，沿中条山、太行山向东北发展，形成晋南的黄河一带许多黄帝族方国群。炎帝族也有一部分顺渭水东下，沿黄河南岸向东发展，形成较多炎帝族方国。他们在东进过程中，和东夷部落联盟不断融合，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
阪泉之战是黄帝与炎帝之间为争夺大华夏部落联盟首领而进行的战争，炎帝族战败，和黄帝族融合，炎黄势力壮大。其后黄帝在涿鹿之战中打败了苗蛮集团的九黎族首领蚩尤，势力扩大至今日的山东境内，和原来在山东境内的东夷集团容合。上古大华夏部落联盟最终形成，中国至此进入了华夏时代。据载虞、夏、商、周都是黄帝的后裔，经过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华夏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便逐渐确立了.炎帝，烈山氏，号神农氏，又称赤帝，华夏始祖之一，与黄帝并称为中华始祖，中国远古时期部落首领。距今6000年至5500年左右生于宝鸡姜水之岸（一说湖北随州厉山），炎帝制耒耜，种五谷。立市廛，首辟市场。治麻为布，民着衣裳。作五弦琴，以乐百姓。削木为弓，以威天下。制作陶器，改善生活。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他与黄帝结盟并逐渐形成了华夏族。因此形成了炎黄子孙。另有八世炎帝之说，一、二世炎帝均生活于宝鸡，并辐射至两湖（湖南、湖北），八世炎帝生活于湖南株洲炎陵县，葬于茶陵。传说中的炎帝人身牛首。
炎帝部落作为早期华夏族的主干，在其从弱到强，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中，其迁移和活动空间也必然是从点到面不断扩展扩大的，已有多处地方留下有关炎帝生平、发祥地及其活动区域的传说与历史遗迹。其中有陕西、湖北、湖南、山西、甘肃、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就发祥地的说法而言：影响较大的有陕西宝鸡说、湖南九嶷山说、湖北随州说，，“黔中”（黔中即今湖南沅陵西，包括今会同）说。其中应以“宝鸡说”较为确信。
其中，陕西宝鸡的炎帝，是以粟作农业为主，因此他是北方粟作农业的代表和北方农业文明的奠基人，可称为“北方炎帝”。由于炎帝时代没有文字，更谈不上史籍记载了。于是，中国各地农耕文明的奠基人。只有北方的炎帝依据传说而名垂千古；由于各种各历史原因，南方炎帝”（南方的农业奠基人）则因为华夏早期以北方为中心的文化传播途径所限，其影响范围和知名度相对于“北方炎帝”应该是相对较少。炎帝在南方肯定是存在的，而且其对华夏农耕文明的贡献绝对不亚于北方炎帝”，因为湖南发现了早于炎帝数千年距今1.2万年的人工栽培的稻谷。根据史籍记载和2009年5月一些专家在湖南会同的考察，可以初步断定，湖南民俗学者阳国胜提出的“炎帝故里会同说”是有一定根据的，湖南会同就是“南方炎帝”发祥地。《晋书》卷92《文苑传.伏滔》说炎帝生于“黔中之地”，炎帝又号“连山氏”。为炎帝出生地提供了史籍上的证据。再根据阳国胜提供的《“炎帝故里会同新说”证据材料》，参以2009年5月一些专家在湖南会同的实地考察，“炎帝故里会同说”的证据则更充分了。会同境内也有常羊山，它既是炎帝的出生地，也是炎帝的居住地，更是炎帝尝百草、获嘉谷之地。炎帝所尝“断肠草”，据阳国胜说，该草“据《本草纲目》记载即"钩物"，钩物只适宜生长在长江以南部分地区。”阳国胜还根据自己对古籍和古地名的研究和考证，认为连山就是今会同的连山；炎帝所出生的华阳之常羊山，其“华阳”指巴蜀地区（会同在其地望内），“常羊山”则指会同连山境内的常羊山。与连山一山之隔的马鞍乡境内有“神农山”“神农庙”。相传炎帝发明了“茶饮”，连山至今还完整地保存一个“茶亭庵”（遗迹在北方炎帝故里似未见到，会同保存的“茶亭庵”正好说明了炎帝在南方的特色）。炎帝“日中为市”的传说广为流传，会同连山地区称“日中为市”为“赶连山”。如此等等，这些都为炎帝研究打开了一条新思路。
炎帝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制耒耜，种五谷，奠定了农工基础。耒耜的使用和种五谷，解决了民以食为天的大事，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人类由原始游牧生活向农耕文明转化创造了条件。
立市廛，首辟市场。据《周易.系辞下》载，神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神农发明的以日中为市，以物易物的市场是中国货币，商业发展的起源和基石。
治麻为布，民着衣裳。原始人本无衣裳，仅以树叶，兽皮遮身，神农教民麻桑为布帛后，人们才有了衣裳，这是人类由朦昧社会向文明社会迈出的重大一步。
作五弦琴，以乐百姓。据《世本.下篇》载，神农发明了乐器，他削桐为琴，结丝为弦，这种琴后来叫神农琴。神农琴“长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弦：曰、宫、商、角、徵、羽”。这种琴发出的声音，能道天地之德，能表神农之和，能使人们娱乐。
削木为弓，以威天下。神农始创了弓箭，有效地防止了野兽的袭击，有力地打击了外来部落的侵犯，保卫了人们的生命安全和劳动成果。
制作陶器，改善生活。在陶器发明前，人们加工处理食物，只能用火烧烤，有了陶器，人们对食物可以进行蒸煮加工，还可以贮存物品，酿酒，消毒。陶器的使用，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对人类的饮食卫生和医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了促使人们有规律地生活，按季节栽培农作物，炎帝神农还立历日，立星辰，分昼夜，定日月，月为三十日，十一月为冬至。
炎帝管理部落，治理天下很有方法。他不望其报，不贪天下之财，而天下共富之。智贵于人，天下共尊之。他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勤，不罚而邪正，不忿争而财足，无制令而民从，威厉而不杀，法省而不烦，人民无不敬戴。
炎帝还是中国教育的始祖。他教民使用工具，教民播种五谷，教民医药，教民制陶、绘画，教民弓箭、猎兽、健身，教民制琴、教民音乐、舞蹈，还教民智德。可见，炎帝时期，德、智、体、美得到了全面重视和发展。
炎帝对人类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炎帝精神，首要的是创业精神，奉献精神，敢为人先的创造精神，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炎帝精神使中华后裔在与自然和社会的斗争中，摆脱愚昧和野蛮，追求先进与文明。这种精神使华夏民族获得了高度的团结和统一。
至于炎帝的出生地，至今没有定论，事实上炎帝是一个神化了的人物，它代表的是远古人类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改造自然集体智慧的集中体现。在今天，“炎帝”和“黄帝”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被载入世界文明的史册，中国人也称为“炎黄子孙”。故事新解在神农氏的诸多事迹当中，最为人们称道和熟悉的是制耒耜、种五谷一事，这也正是神农氏之被称为“神农”的原因所在，“神农”一词中的“农”字就完全体现了这一伟大创举。
农业包括种植、收获储备、加工食用三大步骤。在原始农业出现之前的采集渔猎时代早期，收获储备与食用是两个完全独立的过程，人们采集而储备的东西不一定都是食用的，人们食用的东西也经常是现采现吃，并不一定是先前储备的东西，而且人们储备的食物也往往不是植物种籽。伴随着陶器的出现，人们才具备了安全有效的贮藏手段，因而能够长期储备食物和饮水，从而把采集储备和食用两个独立过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会形成大量获得植物种籽的需求。原始种植业开始于使用葫芦作饮水器具的伏羲氏时代，人们最早种植的是葫芦，在种植葫芦的过程中，人们积累比较丰富的种植技术。到了女娲氏时代，也就是陶器时代，种植技术和对植物种籽的需求一旦结合在一起，农业的出现也就呼之欲出了。其实人们开始种植葫芦时，也不一定是因为需求而想到种植葫芦，很可能是儿童出于爱好和玩耍开始了葫芦的种植。其原因有三：一是儿童有大量的空闲时间照顾、保护和管理他们的“劳动”成果；二是葫芦籽颗粒大洁白，深受人们喜爱；三是葫芦籽颗粒大而容易播种*作。中国许多地方民间存在着禁食葫芦籽的风俗，大人们会用“吃葫芦籽会长包牙”之类的话吓唬小孩子，说明人们对葫芦籽的重视和保护，也暗示了葫芦栽培历史的悠久。当我们的祖先把种植葫芦转向种植草类植物获取食用的种籽时，原始农业就诞生了。
吃草治病并非人类独有。许多动物都有吃药治病的现象，说明早在人成其为人之前，人类的祖先就已经本能地积累了许多草药知识。原始农业兴起后，出于寻找更好的农作物种类的需要，人们在尝食植物的同时会更加注意了解植物的特性，不仅注意有毒没毒、可吃不可吃，更会注意了解不同植物种类、不同部位、不同器官的苦辣酸甜味道，以及寒温特性等，从而结合原有的草药知识形成医药概念，开始了医学探索。也就是说，医药概念是伴随着原始探索驯化植物为农作物的过程中形成的，是一种“无意插柳柳成荫”式的发明。这应该就是神农氏发明医药的历史真相。
要大量种植农作物，首先要选择合适的植物种类并驯化使之成为作物品种，比如稻、黍、稷、麦、菽五谷；其次要有农具，比如耒耜；三是要掌握农时。这些都需要长期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即使一个人终其一生也绝难做到。所以说，神农氏是一个相当漫长的时代。
在农业发展的早期，主要技术进步表现在驯化野生植物上，经过尝百草和试种，古人们初步确定了适合栽培的几种主要野草，野草种类因地区而不同，收获的种籽除一部分被食用外，人们会选择饱满的籽粒留作种子，这其实就是对野生动植物的驯化过程，使得栽培植物和养殖动物与其野生原种的差异越来越大，而分别成为农作物和家畜。中国人非常重视留种工作，总是千方百计地保护作物种子，甚至有“饿死不吃种子”的说法。这一习俗更加有利于农作物品种的选育工作。可以推测，在神农氏中期，中国就已经基本培育出各主要农作物品种，即五谷。
炎帝文化是传承几千年的中华民族文化之源，是凝聚全世界炎黄子孙的民族之魂，更是激励华夏儿女不屈不挠、顽强拼搏、创新奉献的精神之光。
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炎帝神农氏与黄帝轩辕氏以各自的伟大历史功绩，均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受到普天下炎黄子孙的世代崇敬。
据《周易》《管子》等先秦文献的有关记载，以黄河流域，尤其是渭水流域为主，以及长江流域包括湖南多处发掘考证的距今七千至九千年的古文化遗存表明，炎帝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创始者。相传炎帝始种五谷以为民食，制作耒耜以利耕耘，遍尝百草以医民恙，治麻为布以御民寒，陶冶器物以储民用，削桐为琴为怡民情，日中为市以利民生，剡木为矢以安民居，重演八卦以探天象，后在南巡中为民治病采药，日遇七十毒而不辍，终因误尝断肠草而“崩葬于长沙茶乡之尾”，即今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的鹿原陂。炎帝功昭日月，德泽后世。他所开创的原始农耕文明，使先民们改变了茹毛饮血、以渔猎和采集野果为全部生活来源的状态，开始走上创造性的社会，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绿色革命”。特别是世代流传的炎帝率领众先民鏖战洪荒的艰苦创业精神，自强不息的开拓创新精神，厚德载物的民族团结精神，更是中华民族自尊、自立、自信、自强精神产生的源头和典范。
炎帝在神农时代开创了丰富多彩的原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由此而形成的炎帝文化与黄帝文化融合为炎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炎黄文化博大精深，绵延不衰，培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奋斗不息，为中国的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海内外炎黄子孙都有着对自己伟大民族和共同祖先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炎黄文化已成为维系海内外炎黄子孙爱国情结的巨大精神力量。
2001年10月，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炎帝陵基金会和株洲市人民政府在北京联合举办了“炎帝文化与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到会的专家、学者一致认为，人类文化是影响和推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我们必须高举******理论伟大旗帜，贯彻江****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着眼于在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既大胆借鉴和吸收外国的有益文化成果，又重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以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为此，我们要加强对炎帝文化的研究，弘扬炎帝的崇高精神，以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战斗力，为加快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的进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作为中华民族第一个由渔猎转入农耕的氏族部落，炎帝神农氏族创造了中国的农业文化。这些在史书中多有记载。《易.系辞下》："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逸周书》："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种之；作陶治斤斧，为耒耜徂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与助，百果藏实"。《白虎通》："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而耒耜的发明和五谷的种植在考古中均得到证实。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一件木耜，六十四件骨耜，四件石耜等。随州市冷坡垭，天门石家河，湖南澧县梦溪三元宫等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均发现稻谷的遗存和大量的生产工具。这说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发达的国家，农业构成物质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更是古代世界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农业发展奠定了原始社会物质文化的基础，更是我们研究炎帝神农文化内涵的前提条件。同时，原始农业还带动了人类对天文、地理、气象的研究。在原始社会里，刀耕火种在很大一方面只能望天收，遇到自然灾害，就有可能导致颗粒无收，对于炎帝神农氏族在解决这一问题上，史书曾有详细的记载。《白虎通》云：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杨泉理论》说：“神农始治农功、正气节、审寒温，以为早晚之期，故历日”。《主术训》云："昔神农之治天下也，神不驰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怀其仁诚之心，甘雨时降，五谷蕃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月省时考，岁终献功，以时尝谷，祀于时尝。"这无不反映出当时为了获取更好的收成，人们对天文、历法、气象、水利、土壤、种子等知识和技术的研究，这也成为原始社会开拓农业文化的泉流。
在考古中，属于炎帝神农时期文化的随州冷坡垭遗址、西花园遗址、枣阳雕龙碑遗址，出土了大的陶器。其中以夹砂黑陶和夹砂灰陶为主，泥质黑陶、灰陶、夹砂粗红陶次之，泥质红陶较少，泥质白陶最少。除少量的素面陶外，纹饰有篮纹、附加堆纹、凹凸弦纹、方格纹、镂孔刻划纹、绳纹、叶脉纹和少量的彩陶等。器形有鼎、罐、厚胎喇叭形红陶环、陶纺轮、碗、盆、圈足盘、器盖、瓮、尖底缸、长颈壶、四足方鼎等，这一发现对我们研究当时的制陶文化，提供了有利的参考。说明当人们已经掌握制陶技术，且陶器被人们广泛使用。制陶工艺逐渐从简单的形状向美观、大方的方向发展，这也带动了社会向新的发展方向前进。
原始社会物质生产的充盈，带来了产品的剩余。从古籍记载的传说来看，炎帝神农之时原始产品交换开始萌芽。《易.系辞》云："神农以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意思是说炎帝神农为了解决大家的剩余产品，设立了集市，让大家相互交换，从而出现了中国社会原始的商品交易，加速了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向奴隶社会的私有制转变，为孕育新的社会体制埋下了伏笔。
《淮南子》记载神农氏"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路史.外纪》亦云：炎帝神农氏"磨蜃鞭茇，察色，尝草木而正名之。审其平毒，旌其燥害，察其畏恶，辨其臣使，厘而三之，以养其性命而治病。一日间而七十毒，极含气也。"《韩非子.五蠹》说："民食蛤，腥躁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记载描述了炎帝神农氏及先民们在采集活动中，逐渐发现，由于误食了某些动植物，会发生呕吐、腹疼、昏迷、甚至死亡。吃了某些动植物，能消除或者减轻身体的一些病痛或解除吃了某些植物而引起的中毒现象。在渔猎生活中，又发现，吃了某些动物的肢体、内脏，能产生特殊的反应。经过长期的实践，人们便能逐渐辨识许多动植物，了解它们的功效，遇到患有某种疾病，便有意选择某些动植物来进行治疗。正是这种以身实践和探索的精神，奠定了中国中医学的基础，开创了中华民族的中医学文化。后人为了纪念他，将中国的第一部医学着作命名为《神农本草经》。
社会文明生产力的提高，使人们的生活相对稳定下来，人们不再为了生活四处迁徙，开始了安居乐业的生活，这带动了社会文明的发展。《齐俗训》云："神农之法曰：丈夫丁壮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亲织，以为天下先其导。……奸邪不生，安乐无事而天下均平。"这反映了当时社会天下为公、团结友爱和人民安居乐业的景象。而从发掘出的墓葬来看，当时以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且在婚姻制度上有了缔结和嫁娶之礼，使家庭在原始社会中的作用更加明显，人们对家庭的道德理论有了初步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