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同志说：“你们的情况我了解一些，今天不请你们谈了。你们知道，主席多次对德怀同志说，到了朝鲜要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要尊重朝鲜同志，尊重朝鲜人民，要教育部队严格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一点非常重要，你们要非常重视。”
在交谈中，他还讲了金日成同志和朝鲜人民军的光荣业绩，也讲了彭总指挥的第三次战役的巨大胜利，以及志愿军赴朝参战后在世界上引起的反响，说：“这是一场军事斗争，也是一场很严重的政治斗争。全国人民关心着你们，全世界人民也看着你们——实际上是看着我们整个国家。这一点要让全军的同志都了解，都记住。”
在我们即将踏上硝烟弥漫的战场前，他接见我们，既讲要注意的问题，又提出要求，真是周到、细致，表现了他深邃的思想和严谨的作风。
后来的几十年中，我又多次见到周恩来同志，不论是平时还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特殊时期，时时处处都感受到他的这种思想和作风。
平易谨慎的刘少奇
和毛泽东、周恩来相比，我直接接触刘少奇同志要少一些，因为他主要是管党的建设，解放后当过委员长和国家主席，也很少直接管军队的事情，而我又一直是做军事工作的。
对刘少奇同志我当然是熟悉的。在苏区，在延安，都见到过，但第一次面对面谈话，却是1942年9月。当时，冀鲁豫地区连年干旱，粮食减产，又加上瘟疫的蔓延，所以环境非常困难，条件非常艰苦。这期间，指战员们每天只能吃些南瓜和少量杂和面儿，有时甚至连南瓜汤也喝不上。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刘少奇同志从华东回延安路过冀鲁豫军区。
他要来的消息比他到得早。为迎接他的到来，我们作了些准备。由于战事很紧，经军区党委研究，我给部队下了死命令：要用生命保证少奇同志的安全。
那天下午，我和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刚把反“扫荡”的任务布置下去，就看到远远的有一队人走来。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中等身材、穿灰布长衫、戴黑色礼帽的人，朴素、健康又神采奕奕，走在他身后的是一队我们的同志。我们对刘少奇同志的到来是非常高兴的。
他也很高兴，瘦削的脸上带着亲切的微笑。我向他介绍了军区的领导同志，他热情地握过每个人的手，不住地向大家问好，表示慰问。
我们都恨不得把满肚子的话立刻说出来，然后再听他的指示。可是又一想，少奇同志走了这么远的路，一路上不仅冒着生命危险，还要克服生活上的困难，的确太辛苦了，于是，就劝他早些休息。少奇同志却精神饱满地说：“不累，不累，你们在这里坚持斗争好几年都不累，我走了几十里路，还是在你们的‘重兵保护’之下，累什么？能见到同志们不容易，我们还是先谈谈吧。”
他进到屋里，坐下来就拿出笔记本，让我们汇报情况。
我们讲，他一直往笔记本上刷刷地记着，偶尔插几句话，多是询问或与我们商量的意见，他，不仅听得认真，记得也认真，当我们汇报完工作时，他已经记下好几页纸了。
我请他作指示，他没有马上讲话，沉思了一会儿，说：“我过去没有来过冀鲁豫，对这里的情况了解得很少。听了大家的讲话，我了解了一些情况，可要我作指示，现在还不行，我还说不出什么对你们有用的意见。这样吧，晚上我们再谈谈，然后我再讲点意见好吗？”
吃过饭，少奇同志又继续听我们军区几个主要领导汇报几年来创建冀鲁豫根据地的情况，他尤其对根据地建设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问得非常详细。
夜深了，我们怕他太累，几次催他休息，可他却说：“你们多讲一点，把情况讲透，把你们对中央的意见和要求提完。离天亮还早，不要着急嘛！”
在我的记忆中少奇同志是吸烟的，可是今天一天他一支都没吸，所以我心里非常奇怪，就问：“少奇同志，你戒烟了吗？”
他笑着摇了摇头：“不是戒了，是没有了。”
那时军区几位领导都不抽烟，所以也从不拿烟招待人，听说少奇同志断了烟，我赶紧派警卫员去找烟。费了好大劲终于找来了半包。少奇同志点上烟吸着，精神似乎更足了。
我们又接着汇报，他又继续记录。最后才作了详细的指示，从根据地的发展、巩固到地方政权的健全、建设，从统一战线工作到反“扫荡”斗争，讲得详细、具体而且切实可行，还给我们讲了全国、全世界的形势，对我们搞好工作很有帮助。
敌人的大“扫荡”就要开始了，我们为少奇同志的安全担心，于是劝他早些离开冀鲁豫，可他却想多待些日子，和同志们再好好聊聊。我考虑到敌人这次“扫荡”的规模不会小，战斗一定会很激烈，还是劝他离开。
在我们的再三劝说下，他才同意了。我们就派部队护送他从安阳地区通过日寇沿平汉铁路设置的封锁线，安全地到达了太行山根据地。
在战争年代，我虽然只直接听到他这一次谈话，但他那平易近人、谦虚谨慎和深入细致的作风却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建国之后见面交谈的次数多了，这种印象更加深刻。“文革”中他受到批评，可他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却不能改变。
和蔼亲切的朱德
朱德元帅是我们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一，被外国记者称为“红军之父”。我们这些人则喜欢称他总司令，直到他后来当了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委员长，见了面还是这样喊他。他自己也好像最喜爱这个称号，每一次喊他总司令时，他都眉开眼笑，点头答应。我们这样喊他，因为他从红军、八路军到解放军的很长时间里，都是我们的总司令；他自己喜欢这个称呼，是从内心里喜爱我们这支部队。
很少有人知道，我们一些老战士在背后也叫这位赫赫有名的总司令为“老妈妈”。这个外号丝毫没有戏谑的意思，而是表达了我们发自心中的真诚爱戴和尊敬。乍看起来，“老妈妈”和“总司令”这两种叫法是极不协调的，可在朱总身上却和谐地统一起来。因为他总是那么和蔼可亲，和干部战士打成一片，像朋友一样谈心，像妈妈一样问寒问暖，从来不发脾气，不急不躁。康克清同志说：“我认为他的基本特点就是天性极端温和。”这样说是非常确切的。
在前往井冈山的路上，他穿着和士兵一样的军服，完全和士兵一样，只是年龄大一些，所以不知道的人把他当成伙夫和马夫。在茅坪，夏天很热，他经过我站岗的地方，就关心地问我是哪里人，什么时间入伍，习惯不习惯，我一一作了回答，并告诉他我哥哥也在这里，他很高兴，笑着说：“那好啊，红军是工农的队伍，工农要求得解放，就要参加红军。”那时他经常给我们讲话，每次讲话都要先说全世界形势，后说全中国形势，再说我们所处的形势，像说家常一样，亲切、朴实、生动，大家都爱听。
记得那是1928年湘南失败之后，我们的队伍中许多人对革命产生了怀疑，以至有些人逃跑、叛变，就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朱总集合部队讲话，他先讲国际形势，又讲国内形势，再讲红军形势，那浓重的四川口音，铿锵有力，不仅扫除了人们心中的疑云，也坚定了大家的革命信念，就是从那时起，我坚定了自己跟党走的信念，在以后的许多年中，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我始终没有动摇过。
1938年的夏天，我奉命由六八五团团长改任三四四旅副旅长，代理旅长职务。赴任途中，我去朱总司令那里接受具体任务。当时总部设在山西故县村，见到朱老总时，他正戴着眼镜读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的讲演稿。见我进来，他扬了扬手中的稿子问：“毛主席的这个讲演稿，你读过了吗？”
我说：“我从介休赶到旅部后才见到毛主席的讲演稿，读是读过，领会却很肤浅。”
朱老总摘下眼镜，具体地谈了这篇《论持久战》。他说：毛主席这篇讲演很重要，很全面，他讲了二十几个问题，各方面都讲到了，特别是持久战的三个阶段，要我们有耐性，千万不要犯急性病，他还强调说，战争嘛，就是政治、经济、兵力和武器装备、指挥艺术的较量，看谁的优势强！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民心所向，或者叫做政治优势，这是任何敌人都无法比拟的！可见最后胜利一定会属于我们。
接着，朱老总谈到我去三四四旅的具体任务，他说，徐海东同志身体不太好，我是代旅长，但也要把所有工作“带”起来。这一片属于冀鲁豫三省边区，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军事地位很重要。
当我谈到平原作战缺乏经验时，朱老总又说，困难不会少的，但是可以学嘛……
他见我热得汗水直淌，便叫警卫员拿来西瓜，一边让我吃，一边嘱咐我到三四四旅工作要注意方式方法，团结干部战士，开辟抗日根据地，为抗日战争胜利贡献力量。
这次与朱老总谈话，对我的启发、教育很大，使我学到了许多既有理论又很实际的知识，特别是朱老总的谈话方式，在闲聊似的谈话中说古论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为一名总司令，朱老总总能在最关键的时刻，给全体指战员以力量。解放石家庄战役，是我军第一次攻打大城市。我们晋察冀野战军遵照聂荣臻司令员的命令，参加了这次战役。战役的准备阶段，朱老总就风尘仆仆地来到野战军司令部，首先听取了情况汇报，接着就和我们一起研究战役布置，分析敌情资料，并且亲自审问俘虏。他还深入基层，同指战员交谈，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当时已是初冬，天气很冷，年已花甲的朱老总亲自给部队作报告，讲形势讲任务，讲战术讲纪律。他深入浅出，生动形象，大大地激发了干部战士的战斗热情，很快作好了临战前的一切准备。
不但如此，他还要住在野司。这时敌机不断地狂轰滥炸，我们都为他的安全担心，劝他到冀中分区所在地河间县去，可他却说：“你们不都在这里吗？未必飞机就专来找我朱德。”
我知道他是关心战役的发展情况，便说：“您到河间，我们会随时向你报告的。”听我这么说，他才不情愿地离开了野司。后来，我就每天用电话向他报告，他听得认真，并提出自己的意见。
战役开始后，部队很快扫除敌人外围据点，突破外市沟。午夜，朱老总亲自打电话给我，我简要地报告了战况。就在这时，第二道市沟又被我军突破了，我把这一消息立刻报告了他，他兴奋地说：“打得好呀！我祝贺你们！按你们的计划打下去，告诉大家，后边的同志可是都望着你们哪！”
战斗刚胜利结束，朱老总就通过聂荣臻司令员转来了嘉奖全军的电报，高度评价解放石家庄“是很大的胜利，也是夺取大城市之创例”。很快，朱老总又来到石家庄，亲自找基层的干部战士进行座谈。调查作战情况，科学地总结攻坚战术，形成了连续爆破坑道作业、对壕作业、集中兵力火力、突破一点、穿插分割等一整套攻坚战术。朱总司令总结的经验很快推广到全国各个战场，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进程。
1950年10月，我们十九兵团奉命去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接到军委的通知，我便和李志民政委一起到北京，聆听朱总司令授予任务。他在中南海接见了我们。几年不见，他仍是那么健壮、硬朗。听我们汇报后，他详细询问了部队情况，从武器装备到思想动态，从部队纪律到生活管理，了解得非常具体，接着他又对着朝鲜地图，向我们讲了彭总入朝后的情况，问我们有什么要求。我和志民只提了一个要求，就是请朱老总到山东兖州去参加兵团即将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像打石家庄那样给我们作指示。
我们回到部队不到一周，朱老总就来了。12月的天气冷得很，当时屋里没有暖气，也没炉子，我们只好给朱老总的屋里烧了一盆木炭。到兖州的当天晚上，朱老总就向我们兵团的几位领导了解情况，征求我们对他讲话有些什么要求，希望他讲些什么，他还特别提出要去部队看看战士们。我们和医生都说部队住地分散、天气寒冷，建议他在生着木炭的屋子里接见一些指战员代表，可朱老总却笑着说：“毛主席要我到十九兵团来，可不是只看看杨得志、李志民你们几个人啊！”就这样，他冒着严寒，看望了战士们。
由于疲劳和天冷，朱老总还是感冒了，而且发烧、咳嗽。
但他还是带病参加了十九兵团团以上干部大会并作了报告，他向我们表示慰问，为我们送行，同时也给同志们加油鼓劲，他讲了抗美援朝的意义，讲了我们兵团的任务，提出了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告诫我们不要满足于现在已有的准备，不要满足于部队非常旺盛的求战情绪，要和战士们在一起，摆困难，想办法解决。讲完后，朱老总又在寒风中和大家合影留念，返京前，他又送给兵团师以上干部每人二本刘伯承同志翻译的苏沃洛夫的军事名著《兵团战术概述》，并在每本书上亲笔题了字，在送我的那本上写着：“得志同志，努力学习。朱德。”我们十九兵团正是牢记朱总司令的教导，奔赴朝鲜战场、完成了抗美援朝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