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林写毛泽东
他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把书递到我的手里。
这是一本工人出版社出版不久的，还散发着浓郁油墨香气的书：《胸中自有雄兵百万》，作者：阎长林。朴素的封面，朴素的装帧，叫人非常喜爱。
当我把目光从书上移到他的脸上时，看到他端坐在沙发上，明亮的眼睛闪耀着喜悦的光彩。他已经60多岁了，圆圆的脸盘，显得有些苍老，眼角边有着明显的皱纹，头发灰白相间，室外透进的阳光，在发丝上跃动。深思的神色，说明他可能又陷入了深情的回忆。
对于他来说，那是一段永远难以忘怀的年月。
阎长林1937年参加人民军队，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一直拼杀在硝烟弥漫的战场。1946年夏天，他被调到毛泽东同志的警卫排担任排长，后来又当卫士长。陕北转战，东渡黄河，进入北京，都始终生活和工作在毛泽东的身边，直接目睹毛泽东同志以天才的思想，卓越的战略战术，指挥全军英勇奋战，打败强大的敌人，以及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新中国成立的壮景。每讲到这些的时候，阎长林总是感慨地说：“在陕北转战的日日夜夜，毛主席时时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特别是行军的时候，他有时骑马，有时步行，不论骑马还是步行，我都是在他的周围，甚至吃饭也在一块儿，使我有更多的机会看到他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胆略，不怕艰难困苦的顽强意志，忘我、乐观和豪迈的革命精神。这些感受，促使我要把这些亲身经历的历史记录下来。”
1959年，已经离开毛泽东同志进入公安学院学习的阎长林，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工人出版社的周培林和赵洁两位编辑。他们建议他把亲眼见到的毛泽东同志的活动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从中受到启发和教育。当时正值《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阎长林读着这些文章，好像又回到那些过去了的年月，眼前一幕幕浮现出毛泽东同志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日夜挥笔的情景。于是，他接受了两位编辑的建议，决定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出来。
可是真正做起来却是困难的。阎长林遇到的主要困难是没有时间。他的学习很紧张，学院里课程安排得满满的，白天根本不可能干这件事情，不要说动笔，就连想一想的空儿也没有。怎么办？放弃已有的想法，等到有了时间再动手？不符合这位老战士的性格。他是一个认准了的事情就要干，干就要干好的人。毛泽东同志深夜伏案，油灯下疾书的身影，给了他巨大的鼓舞和力量。他决定利用课余的时间写。从此，他白天上课，做作业，晚上完成当天的学习任务以后，就拿起笔，在练习本上写起来。夜深人静，万籁俱寂。他回忆着，书写着，整个身心沉浸在兴奋和激动之中，完全忘记了疲劳。他深情绵绵，文思泉涌，时间不长，就写满了五个练习本。其中的部分章节在报纸上发表之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自己。那时，正在上中学的我，从报纸上读到《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文章，如同置身在陕北的千山万壑之中，看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以伟大的气魄，牵制了数倍于己的敌人，指挥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我的同学们也是这样。一时间，这篇文章的内容竟成了同学们争相谈论的话题。现在，我不但见到了它的作者，并且了解到其中的内幕，真是感触颇多啊！
在交谈中，阎长林告诉我：“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这本书还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有的事情没有说清楚，例如撤出延安那天，彭德怀同志清晨找龙飞虎和我去谈话，嘱咐我们不要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要绝对保证毛主席的安全。并说，主席一向不顾自己，在必要时，遇到危险情况，你们抬也要把他抬走，到了安全地方再讲道理，那时他也会谅解的。彭老总说这些话时，带着深深的敬重之情和战友之谊，我们心里非常感动。最初我都写上了，发表时却由于‘庐山会议’而删去了，这次再版时，虽然匆匆补充了一些，但因时间来不及，还很不够。类似这样的情况还有。”说着，他长长出了一口气。
阎长林还说到了江青的两件事。一件是撤离延安之前，江青不想让毛泽东同志留在陕北。毛泽东同志做出决定后，她就想自己走，可又不好直接说，就在别的事情上找借口。一天，警卫人员跟当时年龄还很小的李纳开玩笑，说：“打起仗来，我们只管你爸爸，不背你！”李纳听了就去对江青说。这显然是玩笑，江青却以此去找毛泽东哭闹，说：“警卫员讲了，只管你，不管我们。”毛泽东同志先是笑着说：“不会的，是他们说着耍！”江青仍然不同意，还是提出要过黄河。毛泽东同志见规劝无效，十分生气，说：“你要想走你就走，反正我不走！”这样江青才没有了办法。另一次是转战途中在杨家沟，毛泽东同志身边的人员参加“三查三整”，警卫人员给江青提了不少意见，面对面进行了严肃地批评，江青接受不了。阎长林把这些意见集中起来向毛泽东同志作了汇报，毛泽东同志很欣赏警卫人员的做法，明确指出：“江青要参加会议，同志们有意见继续提。”正是因为这样，江青对警卫人员很不满意，直到“文化大革命”中，还说：“有个阎长林，不讲我当协理员，光讲我给主席做鞋！”阎长林说到这里笑了：“她要是给主席做鞋还好了呢！其实，那双鞋是房东家的姑娘做的。”
阎长林同志背靠沙发，沉思了一会又说：“对于我，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心事呀！”我一时不明白他话中的意思。原来，这本书只写到东渡黄河，过河以后以及进驻北京，还没有写呢。离休之后，他更是抓紧时间继续写，一字字，一页页，一本本，共写了20多册练习本。那密密麻麻的铅笔字，记述了他所见到的毛泽东同志渡黄河，经晋绥，过五台，到西柏坡，以及进驻北京，登上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情景。这20多册笔记本，倾注了他多少心血，花费了他多少时间啊！要知道，他的文化程度并不高，写文章又不是他之所长呀！
最近我又去看望他，一见面，他就高兴地告诉我说，在一位同志的帮助下，现在已经写出了20多万字的初稿。正找熟悉那时情况的人征求意见，然后再作修改就可以送到出版社去了。
“我总算了却了一桩心事，把我所知道的事情，都写了出来！”说着，他脸上流露出满足的笑容。
看着他微微闭起眼睛，如同一场激战胜利后稍事小憩。胜利的喜悦，完成任务后的欣慰，正激荡在他的心头吧？
我抬起头，看到墙壁上的一张照片。照片上有两个人，一个是毛泽东同志，另一个就是阎长林。那是他离开毛泽东同志时，他们在一起的合影。一个是伟大的领袖，一个是普通的工作人员，多年的相处，一旦分离，心中一定恋恋难舍吧！看，他们的脸上，不都浮现着依依之情吗？
1985年8月20日
补记：阎长林同志的第二本回忆录名为《在大决战的日子里》，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这之后，他对我说，既高兴又不满足，想以已出版的两本书为基础，重新搞一本，并约我帮忙做文字工作。我答应了，还商量过几次。可惜，阎长林同志突然故去。他的夫人杨桂林同志和吉林人民出版社联系后，我按原先商定的计划，履行了自己的诺言。经过吉林人民出版社及其编辑刘慧杰同志的努力，一本《警卫毛泽东纪事》终于与读者见面了，并且受到欢迎。这就可以告慰九泉之下的阎长林同志了。
在厂甸怀念刘少奇
生命也许变化，却不会灭掉；
希望也许消失，却不会死掉；
真理即使被埋葬，还是在燃烧的；
爱情即使遭拒绝，还是会回来的！
——摘自席勒的《希腊》
今天，我又一次来到厂甸。
这确实是一个热闹的地方。尽管风中还残存着料峭的寒意，但春天蹒跚的脚步，毕竟已经跨进了这古老的街巷，带来另一番姿色。熙熙攘攘的人流，粘红着绿的店铺，丰富多彩的小摊，那荣宝斋和邃雅斋橱窗里多年不见的水印纸笺、古书典籍……都分明使人感到：春天来了！它踏碎冰雪严寒来了！
徜徉在这并不宽阔的街道上，我看到了一个人，一颗心。
那是18年前的今天——1962年农历正月十五日的下午。斜阳洒下缕缕金晖，一辆小汽车疾驶而来，在离和平门很远的地方就缓缓停下。车上走出一位年逾六旬的人，高高的个头，带着倦容的脸上，明显地烙印着操劳过度的痕迹，眼睛里闪射出灼灼的光芒，身上的布制服，已洗得旧而发白，脚穿普通的布鞋，简朴而又平常……他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跟随在他后面走下车的，是他的夫人王光美同志和他的几个孩子。
没有夹道欢迎，没有前呼后拥。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吧，所以少奇同志的到来，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在我国的历史上，曾有过不少微服私访的美谈。不过，少奇同志并不是微服私访，他本来就是这样的穿戴。不论在国家主席在办公室里，还是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他都是穿这样的衣服。只有在会见外宾的时候，他才稍微穿得讲究一点。同时，他热爱群众，群众也热爱他。他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到林区去，到工地去，都是深入到群众之中。
正在我默思遐想的时候，有一位老人碰了碰我：“喂！你在想什么呀？”
“噢！没想什么。”我不好意思地笑了。
这是一位热情而健谈的老人，他可能以为我是个初来乍到的外地人，于是便给我讲了厂甸的悠久历史。说是明朝永乐年间，为了修建故宫，就在这里盖窑烧琉璃瓦，因此就有了琉璃厂的名字。说是清朝初年，将东城的灯市搬到琉璃厂，于是又有了春节厂甸的庙会……
听着老人的介绍，我忽然感到，厂甸这地方，好像我们中华民族经济升降的晴雨表，国家兴旺时它繁荣，国家困顿时它萧条。据史书记载，清朝兴盛时期，这里“每于新正月旦至十六，百货云集，灯屏琉璃，万盏棚悬，玉轴牙签，千门联络，图书充栋，宝玩填街”。抗战之后，帝国主义侵掠，国民党反动派败坏，这里一片冷落空旷。全国解放之后，它才变得更年轻美丽，琳琅满目。1959年以后，它又像个大病之人，面黄肌瘦。直到1962年，厂甸又开始有了生气。少奇同志就是在吃午饭时，听到他的孩子们说到这里的热闹情景，来分享群众的欢乐的。看！他迈着稳健的步子，出了和平门，投身进了欢腾的人海。一路之上，呈现在他眼前的，尽是卖吃食和玩意儿的，豆渣糕，糖葫芦，种种风味的干鲜果；彩色的空竹，玲珑的风车，多姿多态的风筝；更有那曾经蜡黄浮肿而今初泛红润的脸膛。所有这一切，都好像懂得他的心，有意要让这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看一看。少奇同志边走边看，时而也转过脸和光美同志或孩子们交谈几句，脸上绽着笑容。
多舒心的笑容啊！这是发自内心深处的由衷喜悦，是付出辛劳之后的无比愉快。看着眼前的景象，他的心里都想些什么呢？也许想到了遥远山村中的浮肿病院，那些老人一张张蜡黄虚胖的脸上，该已泛起红光；也许他想到千千万万活泼可爱的孩子，可能已经不再饥肠辘辘；也许他想得更多更远，想到了如何使人民永远不再有那样的年月……
他怎么能不笑呢？在这以前的那几年里，脱离实际的大话、空话，像决堤的洪水，四处泛滥，严重地挫伤了我们的国民经济。市场上，热闹的景象消失了，人民的生活陷入窘境，连吃饭也发生了困难。在那些日子里，少奇同志哪里还能笑得出来？他的心里在焦急，在忧虑呀，他想方设法要扭转国家的困难局面。在北京，他对王光美同志说：“人民吃不饱，我们有责任。”在外地视察时，他亲手搬出群众的坛坛罐罐，看到里面空空洞洞，眼睛不禁湿润了。一次，看到群众采橡籽吃，他也采了橡籽，让大师傅给他做了吃。他是要亲口尝尝橡籽的味道，品味人民群众的艰苦啊！……而今，创伤平复了，国民经济又出现了繁荣景象。
最近，我有机会拜访过王光美及一些曾经在少奇同志身边工作和生活过的同志，他们向我叙说少奇同志生前的一桩桩往事，每一桩都剧烈地激荡起我感情的波澜。当我平静下来冷静思索的时候，深切地感到，少奇同志的心，是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紧紧连在一起的，人民欢乐时他高兴，人民忧愁时他焦急，人民遇难时他抢救。如今，一闭上眼睛，我又仿佛看到了那一幕幕动人的情景——
浓重的夜色，笼罩着都市。少奇同志乘车经过一幢新落成的职工宿舍楼，楼窗上透出的灯光，吸引了他。他让司机停下车，和王光美同志一起叩开了一家的房门，得到主人的允许后走进室内，察看了房间，询问主人何时搬进来的，住得怎么样，还有什么意见。他问得那么随便，那么亲切，以致这家人当时并没有认出面前的这位“不速之客”，更不会知道，这位关心群众住房的人，自己住的竟是古老而又陈旧潮湿的房子，屋内还时常有老鼠出没……
少奇同志在南方的一个县里，聚精会神地听取干部的汇报，最后关切地问到干部下去蹲点的情况。有个干部告诉他，这里没法下去，因为有血吸虫病。少奇同志一听，十分生气，立即质问道：“前几年你们不是向中央报告消灭了血吸虫吗？为什么现在还有？”问得那个干部无言答对。少奇同志接着说：“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群众整天生活在那里都不怕，干部的命就更宝贵？”当即指示干部到第一线去，领导群众战胜血吸虫，发展生产……
流连在厂甸的街巷之间，老人突然问我：“如果没有那些不应该有的年头，这里现在会是什么样呢？”老人的问话也是答话，还需要我说什么呢？这时我却记起了古人咏叹厂甸的一首诗：“画舫书林列市齐，游人到此眼都迷，最难估量分真假，商鼎周尊任品题。”诗的作者是谁，我记不得了，诗写得并不高明，不过却说出了那时的真相，也揭示了一点发人深思的道理。由一件古玩的难于分辨，使人联想到人，联想到少奇同志。我把这个想法告诉身边的老人，他沉思一会儿感慨地说：“他的心，我们最明白！”
是的，这么多年来，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经过狂热，经过迷惘，又经过思索，终于能分辨出真假，有了自己的一双眼睛，一张嘴巴。这不就是少奇同志在最委屈的时候对他的孩子们说的“将来你们会明白，中国人民是最可爱的人民”吗？
他明白人民，人民也明白他！
杨得志将军眼中的领袖们
中国共产党在几十年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创立了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和相伴相随的战略战术。我是这支军队中的一名老战士，是人民战争的参加者，曾在这种战略战术的指引下冲锋拼杀，也曾运用这种战略战术，指挥过不少大大小小的战役和战斗。和许多同代人一样，每当回忆走过的烽火经历，我就情不自禁地想到率领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突出的代表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同志。不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我和他们都有过接触，留下了一些很深的印象。
风趣幽默的毛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