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已经到了1977年，江青反革命集团早被人民的铁掌所粉碎，但是在许多地方，仍然还在按“既定方针办”，所以，包尔汉虽然走出了监狱，却不许他回北京。因此，他还住在乌鲁木齐，住在他自己的房子里。这座旧式的房子，是他解放以前买下的，解放后公家给找了好房子，他不愿意搬，一直住在这里。他调到北京工作后，这房子就由他的儿子住着。他从监狱里出来就住在这里，实际上并没有自由。伊丽菲拉就是这个时候前来陪伴和照顾包尔汉的。她给父亲做饭、买药、洗衣服、整理卫生、扶他出来晒太阳……
有一天晚上，来了两个人，找到努斯热提，要见一见包尔汉。努斯热提看着面前的陌生人，弄不清真正的来意，就劝说道：
“你们回去吧，不要见了，这样会给你们带来麻烦的。”
“我们没有什么可怕的，要是怕，就不来了。”
来人坚持说。
努斯热提又说：
“也会给他带来麻烦。”
“监牢都坐过了，还怕什么，还有比这更大的麻烦吗？”
努斯热提没有办法，只得领着他们走进包尔汉住的房间。包尔汉开始也存有戒心，没想到越说越投机。他们问候了包尔汉，最后拥抱着包尔汉说：
“包老，你放心，你的问题会解决的。”
这一天，刚吃过早饭，伊丽菲拉就开始收拾房间。她知道爸爸喜欢干净整洁，做女儿的要竭力让爸爸生活得舒服一些。可是房子已经很旧了，又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怎么收拾也不整齐。她扫了地，擦了桌子，又为父亲整理床铺。猛然间，她看到了枕头旁边有一个小罐头盒，盛着半盒水，水里有许多臭虫。那些臭虫已死，经水一泡，胀得鼓鼓的，让人看了就觉得恶心。
伊丽菲拉看到这情景，鼻子一酸，眼眶里蓄满了泪水。从来到这里以后，她就和父亲住在一起，开始并没有发现有臭虫。昨天夜里，她睡得正香的时候，听到父亲的床上有响动，开始她不知道父亲在干什么，也没有问。过了一会，老人拉亮电灯，掀开褥子，在寻找什么。她坐起来，问道：
“爸爸，你在找什么？”
“啊，不找什么，你睡吧。”
她不相信，不找什么掀起褥子干啥？她下了床，走到父亲跟前一看，吓了一跳，原来父亲正戴着老花镜在捉臭虫。这些臭虫，一个个喝得肚子鼓鼓的，在灯光下急速地沿着床板爬动起来。包尔汉没注意女儿，只顾捉臭虫。他捉住一个，放进有水的罐头盒里，再去捉。罐头盒是预先准备好的，可见，父亲夜间起来捉臭虫已不是一次了。
伊丽菲拉忙掀起父亲的内衣，看到他身上被臭虫咬出的疙瘩，一个挨着一个。姑娘的心里很内疚，怪自己夜里睡得太沉，没有早一点发现这一情况。第二天，她去买来了药，撒在床板上，虽然好了一点，可是没有彻底消灭，夜里还是常起来捉，没想到还有这么多，还得再灭一次。
她把罐头盒里的臭虫端到外边去倒掉，将盒子刷洗干净，又放回到原来的地方。看看太阳已经升高，天气暖和了，就说：
“爸爸，到外边去晒晒太阳吧？”
菲拉说完，一手拿起一个小板凳，一手扶着父亲来到了院里。包尔汉坐在向阳的地方，眯缝起眼睛，像在想什么问题。
女儿虽然不知道父亲在想什么，但她相信父亲没有问题。多少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她和父亲一起交谈，看到父亲总是充满着信心。有时哥哥努斯热提也来交谈，有一天谈了两个多小时，努斯热提最后说：
“爸爸，你到底做过对不起祖国和人民的事没有？”
包尔汉看看儿子。他理解儿子的心情，因为有许多事情，他也不了解，于是，他充满感情地说：
“我说了你也可能不相信，但我还是要说，你也要相信，我没有干过。早晚能够弄得清的，历史将作证！”
看到父亲这样自信、坦荡，儿子点了点头。
当说到子女们有一段时间里由于不知道真相，对父亲态度不好时，包尔汉说：
“你们那样做是应该的，因为你们想跟党走，这一点并没有错，我不责怪你们。至于有没有经验教训，那要靠你们自己去总结了。”
每听到这些，看到这些的时候，菲拉的心里都很激动。多好的父亲啊！
看到父亲这样坐着晒太阳，菲拉打算到街上去买点东西。可是她还没有跨出门，又有几个人走进屋内来了。
这几个人几乎天天都来。他们表面上比过去的态度好一些，说起话来也稍为客气一点，但其真正的用意并没有改变，只不过把“交代罪行”一词换成了“讲讲你的经历”。每一次，菲拉都坐在旁边静听。说真的，她尽管20多岁了，听到加在父亲头上的罪名很多，可对自己父亲的历史真正了解的并不多。她小的时候，父亲不给她讲，大了以后，单独和父亲在一起时，父亲说上一些，也都是讲自己的不足甚至错误。现在，有人来盘问，倒是她了解父亲的好机会。
每一次，那些人来盘问的时候，包尔汉都根据提问，讲一段自己的历史。伊丽菲拉总是静静地坐在旁边，很有兴味地听着。开始，她听到的是一些片断，听得多了，她把这次片断连接起来，就看到了父亲所走过的艰难而崎岖的道路。从一个洋行的小伙计，到卷入政治界，在解放前就当了国民党的新疆省省主席，而且有了丰富渊博的知识，该是多么不容易啊！
今天，来人坐下之后，问起包尔汉到南京去当“国府委员”和当新疆最后一个省主席的事。
包尔汉微微仰起脸，和暖的阳光照在他苍白虚弱的面孔和花白的胡须上。他略微凝思了一会儿，缓缓讲了起来。
“那是张治中将军劝我去的。他同我谈了两天，说到对新疆时局的看法，对和平局面遭到破坏表示遗憾，反复劝我到南京去认识一下‘老头子’（指蒋介石）。张治中的真实用意是让我去南京当‘国府委员’，同蒋介石等要人熟悉一下，回来好当省主席。我是1947年9月20日坐飞机到达南京的，住在中山门外的‘陵园小筑’里。到南京后的第二天，就由张治中领我去见蒋介石，蒋对我表示欢迎。在南京，除了十天半月开一次国府委员会议之外，几乎终日赋闲，无所事事。我就趁此闲暇，将前几年在盛世才狱中编纂的《维汉俄词典》进行充实修改。”
包尔汉停顿一下，继续说下去。
“1948年5月1日，‘行宪国大’闭幕之后，改派我为总统府顾问，并授给我金质奖章一枚。总统府顾问一职实际上更无事可做。此时正逢我八旬老母身体欠安，我便借口‘回新省母’，向蒋介石请假，他起初还不答应。我就用那年他正起劲提倡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去反斥他：为人之子应该尽孝道。这样他才放我回新疆。”
“我当新疆省主席是1948年底听说的。那天，我从新疆学院回家的路上，遇到了外交特派员刘泽荣，便一起坐车到我家里。他对我说：‘刚收到长官（张治中）的电报，今天南京行政院开会，通过您任新疆省主席的决议。’过了些日子，到1949年1月10日，我才以省主席的身份走进省府办公大楼，先发表一篇《告全疆民众书》的讲话，阐明我的施政方针。这个讲话中都说了些什么，是可以查得到的。”
包尔汉继续讲他当省主席以后，怎样发行新疆银元券，怎样支持青年们的地下组织，怎样粉碎马克南策动的乌斯满作乱，怎样打破马呈祥、叶成的暴乱阴谋……伊丽菲拉听得很认真。她只知道父亲当过蒋介石的“国府委员”，当过国民党的新疆省主席，从来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当的，都干了些什么。
姑娘用好奇而敬慕的目光打量着父亲，那年过八旬的老者的形象，在她的心目中更加高大了。从这一次次的谈话中，她又增加了对父亲的尊敬和热爱。啊！爸爸，我真正的认识了你，看到了你的那颗心！
来人走了，包尔汉又闭起眼睛。太累了，他要歇一会，在这暖融融的阳光下。现在，阳光属于他了。忽然，他又睁开眼，对菲拉说：
“越是这样回忆自己走过的道路，做过的事情，我越觉得没有做过对不起祖国、对不起人民的亏心事！”
菲拉点点头，说：
“爸，你休息一会吧，我出去一下。”
当菲拉从外边回来的时候，见一个年轻战士正坐在包尔汉的身边，两个人正说着什么，都显得很高兴。
这样的情景，她见到过不止一次。经常有战士到家里来，或来看望，或来告别。他们时而说监狱里的情况，时而谈战士家里的事情，说到高兴处，会握着手哈哈大笑起来。
这些情景，使伊丽菲拉想得很多。十多年了，父亲一直被当做“罪大恶极”的人，遭批判，关监狱，不但没有把他搞臭，反而使接触过他的人为他不平，关心他，保护他。菲拉听说过，父母亲双双生病的时候，是爸爸原先的警卫员夫妇冒着政治风险来照顾两位老人。一个曾经在家里干过活的妇女，半夜来敲包尔汉和拉希达的门，把奶皮子放到窗台上。木拉提在街上碰到不认识的人，也会停下来对他说：“代我问候包老，愿胡大保佑他！”木拉提到叶城勘探时，有几个老人专门去看他，和他握手，说：“包老是圣人，摸摸你的手，如同见到包老。”……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话语和动作，包含着多么深厚的情意和正义感啊！
那个战士见伊丽菲拉回来，又坐一会就告辞了，临走时握住包尔汉的手说：
“包老，你是好人，你的问题会搞清的。”
菲拉听到了战士的话，转过脸看了看，尽管这段时间不止一次听过这样的话，但每次听到时，心里还是很激动。这个自尊心受到严重损伤的姑娘，多么盼望这一天能够早日到来啊！
我还会回来
看见夏提来到乌鲁木齐，包尔汉非常高兴。比起4年前那次相见，这个最小的儿子长得更高更壮，成了确确实实的大男子汉。更主要的是，从儿子的脸上，他看到了多年来一直盼望的喜悦之色。
包尔汉没有猜错，夏提是专程来接父亲回北京的。小儿子见了面就说：
“爸，咱们回北京吧，我就是来接您的。”
“是吗？”
包尔汉问了一句，似乎想证实自己的耳朵听错了没有。多少个白天，多少个黑夜，在批斗会上，在牢狱中，他不止一次想到过，何时才能回到北京去呢？他想回北京，绝不仅仅因为那里有他的妻子儿女，更不仅因为那里是大城市，他要以此证明自己没有问题，不是“里通外国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是被滞留在新疆受“审查”的对象。其实，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不论在哪里，他都是无所谓的。他的要求并不高。
“是的。”
夏提尽力压抑着心头的激动，用平静的语气对父亲说。他牢牢记住了临来新疆时，妈妈、姐姐反复对他交待的话，不能让爸爸太激动了。
包尔汉确认自己没有听错儿子的话，脸上的皱纹舒展了，莹莹的泪光流溢出喜悦的笑容，着急地问：
“什么时候走？”
“很快就可以走了。”
“给我讲讲北京的情况吧。”
“林彪和‘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都被粉碎了……”
夏提刚开始的话，就被包尔汉打断了。
“这些我早已经知道了，从广播和报纸上知道的，给我说点报纸和广播上没有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