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令她难以忘怀的，是一年多以前，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屠杀共产党和倾向共产党的人民，四·一二政变、马日事变的消息不断传来，许多熟悉的同志牺牲了。她是党的秘密交通，经常要送信给一些秘密联络点，让同志们转移。在那些日子里，她看到任弼时外出的更多，回到家里后，也是沉思默想，忧虑重重。她不止一次地问丈夫怎么啦，任弼时总是说，现在到了历史的岔路口，革命向何处去呢？应该拿起武器，继续坚持斗争，绝不能屈服。可是党内有的领导同志却放弃领导权，不愿开展武装斗争，复杂哪！
一次，任弼时到武汉去参加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又在那里主持召开了已经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团中央书记。回来后，他高兴地对妻子说：
“现在好了，我们党决定单独领导武装斗争了！”
“是吗？早就该这样了！”
陈琮英从自己做地下工作受的气中，也觉得憋得慌，应该有枪，干起来痛快。
“现在我们的力量还小，秘密工作还得做。不论哪一种，都是危险的，都要准备吃苦和牺牲。”
为此，弼时还专门到鄂南指导农民暴动，到湖南考察秋收起义，她和同志们都劝他注意安全，可他总不顾自己。过去都没有出事，这一次却……
火车快到长沙了，陈琮英把女儿抱得更紧，又在心里计划着到长沙后的活动。
陈琮英到达长沙时，正是早晨。熟悉的故乡，以阵阵寒气，迎接了远道归来的女儿。她心情急迫，雇了一辆三轮车，直奔第一纱厂，找到任理卿，开口第一句话就问：
“快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任理卿把陈琮英母女领回家，让她们吃了饭，才拿出任弼时写的字条，语调沉重地说：
“弼时被捕了，我赶忙叫你来，就是要和你商量怎样营救他的，应该早想办法。”
陈琮英点点头，心里却想，他是怎样被捕的，怎么还能送出信来？此时的陈琮英，既不是那个童养媳，也不是那个织袜女工，而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机警的女交通。
任弼时到达芜湖后，一是传达中共“六大”精神，二是处理芜湖市委反对省临委的风潮。他先召集临委的成员开会，传达了“六大”精神，又参加市委会议，找人谈话，了解情况，批评了省临委的工作，并调整人选，处理了个别人。恰在这期间，省临委秘书处、团省委机关先后被破坏，临委秘书长被捕，临委机关不得不转移，任弼时决定到南陵县巡视工作。
任弼时是和团省特委书记林植夫一起到南陵的。他化装成商人，头戴礼帽，身穿咖啡色夹袍，改名胡少甫，住在城关的南美旅社。第二天，他去参加城关地区党团骨干会议。
会议地点在县城西北香油寺古刹。这里一面倚城墙，一面临一条小河，河上有金、银二桥通向香油寺，附近是三国时东吴都督周瑜夫人的衣冠冢小乔墓。下午三时，南陵县党团负责人王德芳领着任弼时和林植夫到达小乔墓。国民党县党部事先已发觉，暗中派人盯梢，还在金、银桥附近埋伏了卫队。任弼时发觉不妙准备散开时已经晚了，当场被捕。
又过一天的晚上，南陵县法院和国民党县党部进行会审，任弼时说自己是长沙伟伦纸庄学徒，到南陵催账款，顺便去看小乔墓的，其他人也没供出他。敌人没有证据，就以“共党嫌疑分子”之名，把他押往芜湖。
在开往芜湖的船上，任弼时碰到了同乡彭佑亭。他是当年长郡中学的工友，此时正做贩丝线的生意。任弼时也认出了彭佑亭，就趁押解的士兵不备，编了几句话，写在一张纸条上，扔给了彭佑亭，并大声对押解的士兵说：
“我姓胡，叫胡少甫，是长沙伟伦纸庄的学徒，是来这边收账的……”
富有正义感的彭佑亭，一听到任弼时的话，他就明白了意思，又打听到一些情况，便在中途下船，赶往长沙，把纸条交给任理卿并讲了情况。
陈琮英知道这些，心跳加速了。尽管平时任弼时常向她说，随时有被捕杀头的危险，要她做好思想准备，可是当他真的被捕，她还是感到突然和惊恐。但几年来跟随任弼时的经验，使她很快又镇定了下来。她对任理卿说：
“我接到你的信就赶来了，您看怎么办呢？”
“你向你们的组织汇报了吗？他们要你怎么办？”
陈琮英虽然知道任理卿思想进步，倾向于共产党，但也不宜把什么都告诉他，就说：
“汇报过，可是党组织又不能出面，就让我来找您，商量个办法，把他救出来。”
听说是共产党让陈琮英来找自己的，任理卿心里很欣慰，这说明共产党是相信他的。沉思了一会，他说：
“既然弼时说他是伟伦纸庄的学徒，他的口供也会是这样的，我们要从这方面想办法。你是不是先去和岳云说说，请他应下来，然后才好办。”
陈岳云是陈琮英的堂兄，小时候跟任弼时的父亲上过学，思想开明，支持弼时的革命行动，任弼时到苏联去学习时就得到过他送的箱子。这次，当琮英找到他，向他说明情况后，他毫不犹豫，一口答应了下来：
“你放心好了，妹妹，要是有人来查问，我就说培国是纸庄的学徒，到安徽去收款的。”
陈琮英很感动。她知道，这不仅仅是堂兄妹之情，而是人民对共产党的信任啊！但她又考虑到，这样做有可能会招致很大的风险，就说：
“这样吧，哥哥，这些日子你先到外地去躲避一下，把印章也带走，我再另刻一个，到时候我出面当老板，和他们对质。一旦出了事，你也不会遭到灾祸。”
“不，这时候我怎么能躲开呢？只要能把人救出来，就是有什么灾祸我也不在乎。”
陈岳云真诚地说。
陈琮英还是坚持自己的主意：
“就这样吧，有了祸，反正我也跑不了，何必多牵扯进去一个人呢？”……
在这同时，任理卿又帮助琮英请来了何维道律师。何维道是任理卿的姐夫，长沙有名的四大律师之一，在各处都有熟人。他表示愿意尽力支持。
把长沙的事情安排好以后，陈琮英将女儿苏明托人照顾，自己陪着何伟道律师前往安庆了。
情到深处无怨忧
安庆，是安徽省当时的省会。陈琮英与何维道到达这里以后，找到一家旅店住了下来。这时的陈琮英，是以伟伦纸庄东家的面目出现的，穿着打扮都很讲究，何维道的身份则是被聘请的律师。
“我去找找熟人，通过关系，争取把案子从特刑庭转到省法院，这样就好办一些了。你就在旅店里等着吧。”
何维道对陈琮英说。陈琮英则说：
“我要以东家的名义去探监，见一见他。”
“也好。这样能多知道些情况，不过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要让他们看出破绽。”
这一天，陈琮英要了一辆车，来到监狱，见到了任弼时。
此时的任弼时，被押在饮马塘特种刑事法庭的看守所里。看守所有“知”、“过”、“必”、“改”四个囚押犯人的号子，任弼时被关在囚禁政治犯的“知”字号房。他已受过多次审讯：
“你叫什么名字？”
“胡少甫。”
“哪里人？”
“湖南人。”
“什么职业？”
“长沙伟伦纸庄的学徒。”
“到这里来干什么？”
“替老板收账。”
法庭见总是这几句话，又无懈可击，便动用了吊灯、跪铁链子、压杠子、顶砖头等酷刑，把任弼时折磨得死去活来。但从敌人的审问中，他发现这里并没有掌握到什么东西，所以，他一口咬定原来的口供，绝不因为敌人的威胁和利诱而改变。他在心里告诫自己：可怕的不是敌人，而是我们自己意志的不坚强。顶多不过是死嘛！对此，他也作好了思想准备，那就是他入党宣誓时所讲的，为共产主义而献身，直到宝贵的生命。
陈琮英在见到丈夫的一刹那，心里如同刀割的一般。多少个白天和黑夜，她盼望着和丈夫的相见，却没有想到会在监狱里见面。她看到他的身体很虚弱，头发蓬乱，脸上憔悴，撕得褴褛的衣衫上，透出片片乌黑的血迹。她真想上前去轻轻抚慰一下他的伤口，洗去那些血污，问候一句：“还痛吗？”可是却不能。因为旁边就有凶神恶煞的看守在场。他镇定一下自己，转而以东家的口气，弦外有音地大声说：
“叫你来讨账，你怎么去玩呢，惹出了这么大的麻烦。我是从长沙赶来保释你的！”
从陈琮英走进来，任弼时就注意到了，特别是陈琮英对着看守说的那句“我是长沙伟伦纸庄东家，是来看徒弟胡少甫的。”他听得更清楚，判断陈琮英已知道了他写的纸条，是赶来营救他的，所以，当听到陈琮英的问话，他回道：
“收完账后，我就到小乔墓去玩一玩，哪想到就被他们错抓来了，说我是什么共党，可又找不到证据，也不放，东家来了就好了！”
“不要着急！店里的人都记挂着你，我还请来一位有名的何律师来为你辩护，你很快就会出来的。”
陈琮英这些话所包含的意思，任弼时当然都听懂了，心里有了数。他又故意问道：“可以和东家一起回去吗？我很想念家里的人！”“看他们还怎么审讯再说吧。”趁看守不注意，陈琮英压低声音说：“组织上已按你的供词作了营救的安排。”
任弼时无声地点点头。他看到妻子疲惫憔悴的脸色，知道她一定在四处奔波，受了很多苦。他也想安慰她几句，想问问女儿的情况，可是在看守的监视下，什么话也不能说呀！他向妻子投去坚毅和信任的目光。这目光里，既有共产党员的刚强，又有领导者的信任，还有丈夫的温情。从这目光中，陈琮英得到了巨大的鼓舞和力量。
何维道律师来到安庆后，通过熟人的关系，设法把任弼时的案子从特刑庭转到了省法院。在开庭审讯时，何维道出庭辩护，谴责南陵县党部滥捕无辜，要求法庭查核胡少甫的身份，无罪开释。
休庭后，何维道对陈琮英说：
“这里的事情差不多了，你快回长沙去，说不定他们什么时会去对质。到时候，你既要沉着镇定，又要理直气壮，一定不能出什么破绽！”
陈琮英也觉得是这样，点点头同意了，说：
“这里，就全拜托您了！”
又过了些日子，安徽省法院派人到长沙对质了。他们看到，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位个头不高、派头却十足的女东家，也很傲慢地问：“你是纸庄的什么人？我是东家，还到你们安庆去看过我的徒弟呢。”陈琮英早已作了准备，不卑不亢地回答。“胡少甫真是你们店的伙计吗？”
“是的，纸庄的人都可以作证。”
“那他跑到我们南陵去干什么？”
“去收账呀！你们问过胡少甫，我到安庆时也说过。还有我请的何律师，在法庭辩护时不是也说了吗？”
“你们在长沙怎么会到那里去收账？”
“做生意嘛，谁买就卖给谁。不过说来话长，我们纸铺和那里有点关系，所以先给货，后去收的钱。没想到这位徒弟玩心太切，就闹了误会，让你们大冷天跑到这里来。”
来人看到没有什么破绽，就以恶狠狠的口气说：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陈琮英看到那些人的模样，心里又好气又好笑，以软中带硬的坚定口气说：
“那还有假，当然都是真的。”
来人不相信似的，跟着又追问。
“你们纸庄可以担保吗？”
这显然是威吓。陈琮英心想，对你们有什么担保不担保的问题，嘴里却说：
“一切全由我们纸庄担保，我负全部责任！”
在这坚定的话语面前，来对质的人没有话说了，有个人带头站起身来。陈琮英看到他们要走，就让旁边的人拿些钱来，笑着递过去，说：
“大冷天的，你们辛苦了！本想请你们喝杯酒暖暖身子，又怕耽误你们的公事，这点小意思，请收下吧，也好在路上买点酒和菜。”
他们犹豫片刻，就接了过去，悻悻地走了。
送走安徽省法院来对质的人，陈琮英顿时感到疲劳极了。她坐在椅子上，刚才沁出的冷汗浸湿的内衣，贴在身上，凉凉的。
这时，任理卿来了，走进门就问：
“没有出什么问题吧。”
“没有。这一关总算应付过去了！”
任理卿看着陈琮英眼睛里闪着异样的光彩。共产党真能培养人啊，就是这个童养媳，才出去两年的时间，竟然骗过了法院的那些人，了不起啊！他心里这样想，没有说出口，而是告诉陈琮英：
“我姐夫从安庆来了信，说那边一切进行得很顺利，有希望很快无罪释放出来。”
陈琮英疲倦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感激地说：
“多亏了你们帮忙，要不然，还不知会怎么样呢。”
陈岳云也来了，他对陈琮英说：
“妹妹，这些日子真把你累坏了，让你嫂子给你做点饭，吃了好好歇几天。”
“不！我明天就赶回去。”
“这么急呀！你就歇几天嘛！”
有人把苏明抱来了，陈琮英抚摸着女儿，说：
“真的，我们明天就回上海去！”
房间里，陈琮英一个人坐在桌子边，红肿的泪眼，盯着床上。被子没有迭，几件孩子的衣服整齐地放在枕头边。她久久地看着，心里在不停地呼喊：
“苏明……我的孩子，你……怎么走了呢？你的……阿爸还没有看到你呀……”
陈琮英带着女儿刚回到上海，苏明就病了，先是发烧，小脸红红的，像火炭一样烫人，接着是喘气急促。她忙送到医院，经诊断是肺炎，因风寒所致。
她一听就知道，这风寒是到长沙去的路上受的。那天夜里她就担心过，孩子会冻病的。到长沙后，她就日夜找党组织，找亲戚朋友，又去了一趟安庆，没有时间顾得上好好照料孩子。起初孩子很好，她还暗自庆幸，孩子真经得起折腾，莫非她也像她的爸爸一样坚强。没想到，大人有了希望，她却病倒了，而且病得这么厉害。
孩子先是住在家里，陈琮英天天抱她到医院去看病，后来就住进了医院。陈琮英不止一次央求医生，无论如何要治好她的女儿。可和她的希望相反，苏明的病越来越重，最后竟死去了。看着那小小的尸体被拉走，她一颗当母亲的心碎了。回家后，她的泪水还是不断，双眼仍然红肿，像两颗熟透了的桃子。
砰！砰！砰！响起敲门声。
陈琮英前去开门，看到是任弼时回来了，她呆呆地看着丈夫，说不出一句话。
任弼时拖着极为虚弱的身子走进屋内，没见到妻子的笑眼，没见到女儿扬起的小手，便问：“咱们的女儿呢？”
听到这问话，陈琮英心中更难受。她猛扑到丈夫怀里，哭得更厉害了，泣不成声地说：
“我……没有……带好……苏明。”
任弼时没有明白过来，问：
“苏明怎么啦？”
“她死了。”
“死了！怎么死的？”
“到长沙去的路上受了风寒，回来后得了肺炎，送到医院去没有治好。”
任弼时像被当头击了一棒，顿时蒙了。在回来的路上他还想，到家后一定要好好亲亲女儿，可是她却死了。这个在敌人监狱里没有流过泪的硬汉子，此刻却悲痛地哭了，心颤抖得很厉害。亲爱的孩子啊！你生在这样的年月，小小年纪，没有在阳光下奔跑，没有背起书包走向学校，没有好好梳洗打扮少女的丰姿，就为救爸爸而献出了花朵似的生命！爸爸从事的是为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却没有能保住自己的女儿，原谅爸爸吧，原谅爸爸吧，我亲爱的孩子！我的小苏明！
“这不怪你，也不怪我，怪这个黑暗的社会！”
任弼时慢慢擦去自己的泪水，轻轻抚摸妻子哭得一耸一耸的瘦削肩头，没有再说别的话。说什么呢？什么也不需要说，她也明白，他们是孩子的父母，但更是党和人民的儿女。难受，是他们的天性；坚强，是他们的性格！
任弼时又一次擦着泪水，看到桌子上有一份油印的材料，就顺手拿起细细看起来，嘴里喃喃地说：“为了千千万万个孩子，我要赶快投入工作。”陈琮英关切地说：“你刚出来，应该休息休息。”他抬起头，看看她，温和地说：“我在监狱里已休息得够长的了。”……不久，关向应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说：为了营救任弼时，国际济难会拨给特费八千元。
囚住你的身，锁住我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