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决定授予他大元帅军衔的，可他无论如何不要，那就只有听他的了。”甘泗淇说。
李贞说：“我们两个可是都授予将军衔啊！”
甘泗淇说：“我们只有用做好工作报答了！”这时，警卫员又来问是否开饭。“吃饭吧？”李贞说。“吃饭。”甘泗淇站起身。他们说起话，一起朝饭堂走去。
眼前在长沙的这种生活，李贞似乎已习惯了，可心里不满意。她常想，自己是个童养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救了她，她投身于革命的洪流，成为一名女将军，在生活上地位上，本来就没有更多的要求，可就是有着排解不开的火气：我怎么是反革命呢？
1976年，那场“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骤然之间，风暴四起，雷鸣电闪。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一大批老干部被打倒了。在军队，早在1959年被错误批判的彭德怀，又遭到了更残酷的对待。接着，就是贺龙被关押。李贞很长时间在彭德怀、贺龙领导下工作，因此也被株连，被加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打发到了湖南长沙，住进干休所里。
长沙，多么熟悉、亲切的名字啊1930年，她和浏东游击队奉命参加攻打这里，后来撤了回去。新中国成立后，她和丈夫甘泗淇来过这里，受到了盛情地欢迎，看过岳麓山、橘子洲和第一师范学校等名胜之地。那是怎样的场面呀！这一次，却是她一个人。甘泗淇1964年就去世了，而她又是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关押在这里，无端地接受审查，确确实实地身处逆境。
逆境最能考验人。处在这样的境遇中，总会想得很多。到了长沙以后，没有工作要做了，李贞有时间回顾了自己走过的道路，感到有许多事情还做得不好，工作中也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有一点她自认为问心无愧，那就是努力工作，忠诚于党的事业。从朝鲜回国后，她任军委防空军干部部长，是坚持任人为贤的干部路线的；1957年以后任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积极开展各项检察业务，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勤勤恳恳工作，怎么得到了这样的结果呢？
刚到长沙时，李贞没有自由，被勒令揭发彭德怀和贺龙的“罪行”，交代自己的“罪行”。对此，李贞采取两个办法，一是软的：共产党人最讲实事求是，你们去调查好了；二是硬的：没啥好揭发好交代的，历史就是历史，都在那里摆着，谁也改变不了！
李贞这样做，果然也奏了效。以后，来的人渐渐少了，不过也因此又增加了新的“罪状”，那就是顽固不化，与彭德怀、贺龙划不清界限。当然，来的人少了还有另一个原因，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忙着他们更想得到的东西，把老干部当成“死老虎”置于一边，李贞也属于此列。
尽管这样，李贞的心里也不能平静。她不同意强加给她的“罪行”，可又无处去说。有时，她气愤地喊道：历史可以作证，许多健在的老人可以作证，我的入党介绍人张启龙还在，而且就住在长沙，她真想去问问。
有一天，她见到了张启龙，是一次偶然的相遇。三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他已是年过六十的老人，走起路来脚步有些沉重。
李贞问：“你的身体还好吗？”
张启龙看到是李贞，笑着点点头，说：“年纪这么大了，又是这样的情况，什么好不好的。你怎么样？”
“也是这样吧。”李贞说，“吃得下饭，睡得着觉。”
“那就好，那就好！”张启龙说，“当年有些人不是闹得挺凶吗？最后历史证明他们是错的。我看，这次也是如此。”
李贞明白张启龙指的是湘赣“肃反”扩大化，就是那次扩大化，把她和张启龙这对夫妻分开的。如今，只是没有明白地点出来罢了。其实，她也不止一次地想过，并把那时和眼前联系在一起进行思考。此时她却不愿再提起。伤感，对谁都不堪回首啊！最后，她关切地说：“你要多保重身体啊！”
“你也要多保重，问题总会解决的。”张启龙说。
李贞也是这样想的。她尽管感到愤懑和压抑，但坚信乌云不能永远遮住太阳，真理终究要战胜谬误，历史一定会恢复本来的面目。因此，她把一封封亲笔写出的信寄往北京，寄往党中央，要求将自己的问题搞清楚。当然，她心中也有个不便说出的想法：只要我的问题搞清了，其他同志的问题也能搞清。她满怀信心地希望着，等待着。
李贞终于等到了。她等到的，首先是喜，接着是悲。
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在邓小平的关心和过问下，李贞恢复了名誉。但是，接着而来的，是周恩来的逝世。
那天，天空阴沉沉的，寒风从门缝吹进屋内，冷飕飕的。李贞还没有起床，迷迷糊糊中听到广播里传出低沉的哀乐声。
是谁逝世了？李贞猛地从床上坐起来。特别的年月，使得她特别敏感。
哀乐响过，是播音员悲痛的声音。李贞听得特别清楚：是周恩来逝世了！
还没听完广播，李贞就匆忙穿好衣服，脸没有洗，头也没有梳，急急地走出房门，向干休所所长的办公室奔去。
所长办公室的门锁着。
“所长到哪里去了呢？”李贞自言自语道。回答她的，是灰蒙蒙的云，冷飕飕的风。整个干休所的院里，寂静无声，不知从谁家的房间，传出播音员悲痛的声音。
李贞想找一个人打听一下，一直找到门口，才有人告诉她：“所长买菜去了。”
李贞没顾上再想别的，一路小跑到了菜市场，挤进黑压压的人群，找到了所长。
所长的年龄并不太大，他心里也明白，别看自己是所长，可所里住的人哪个也比他官大，虽然他们现在挨整，都惹不起啊！因此，看到李贞气喘吁吁地站地面前，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所长，瞪大了惊奇的眼睛。这可是一位独一无二的女将军啊！
“请你去给我买张飞机票！”李贞镇定了一下急跳的心，话中既有和气的商量，又有严厉的命令。
所长听出了话中的意味。对此，他也早就习惯了。住在这里的人，哪个说话不是用的这种口气。他看看李贞，问：“干什么，去哪儿？”“回北京！”李贞说。“谁批准的？”所长问。李贞理直气壮地说：“没有人批准。”所长虽然年轻，可是处理这类事情却很有经验。他从实际工作中总结出了一条，有人批准，他就老老实实去办；没有人批准，他是不能办的。采用这个方法，已顶回了许多人。此时，他听李贞说没人批准，态度便强硬起来：“那不行！”
对这样的年轻人，李贞向来是体谅的。他们也是奉命行事嘛，有人叫他们干，不干行吗？所以平时对他们比较客气。现在，看到这所长如此态度，顿时火了：“今天由不得你，这飞机票非买不可！”
李贞的语气是和缓的，但和缓中的不容置疑，所长也听出来了，他不理解。她丈夫已死去，北京又没有什么亲人，过去不是让她回去她都不回去吗？
那还是几年前，李贞写的信寄到北京，有关部门给湖南打电话，让李贞回北京。李贞说：“我只是要求弄清我的问题，不是要回北京，我不愿让首都的8个人为我一个人服务。”
当然，人们不明白这话中的意思。李贞说：“那年周总理跟我和另外几位老同志谈话，其中说北京增加一个老干部，就要增加8个服务员。”
所长想到这些，一动不动地看着李贞，还是不明白李贞为什么这个时候要急于回北京。
李贞似乎看出了所长的疑问，说：“难道你没听广播吗？周总理去世了！”
“周总理去世了！”买菜的行列里有人不相信似地反问了一句。顿时，人们围了过来，有的菜篮子落到地上，有的围巾挤掉了，一片哭声响起来。李贞也哭了。
这场景感动了所长，他抹抹泪水说：“好，你回去等着吧，我马上就去给你买飞机票！”
当天，李贞就飞到了北京。原先住的房子没有了，熟悉的领导和战友都处境艰难，她只好找到一个普通的招待所住下来，然后赶往北京医院，站到了周恩来的遗体前……
将军住进大杂院
李贞坐在客厅的一把藤椅上，对面摆着几张沙发。她不愿意坐沙发，喜欢坐藤椅。这藤椅是搬家时从长沙带回来的。她这么做，是出于一种偏爱，还是要保持腰杆的笔直，她没有说过。
初春柔和的阳光，穿透玻璃门窗，辐射进室内，照在李贞的身上和脸上。一身合体的青色上衣，是旧军装染成的；灰白相间的短发，整齐地梳向脑后；绛色架的眼镜后面，闪动一双沉思的目光……记者将要来采访，她在思考说些什么。
她本来是不愿接受记者采访的。已经辞去了中顾委委员、全国妇联常委等领导职务。为辞去职务，她找中央一位领导同志说过，给妇联主席康克清写过信，终于得到了应允。现在，只有在总政治部一个职务了，她也准备辞去，过一个普通党员、普通公民的生活。正因为如此，她在电话里告诉记者，说没有什么好谈的。可是记者说“三八”节就要到了，想请她谈谈战争年代女军人的生活与工作情况，态度是那么诚恳，她也不好意思拒绝了。
司机走过来，问：“首长，今天出去吗？”
“我不出去。”李贞说，“没有急事你也不要出去了，有些事集中在一起办，可以节省汽油。”
司机是个年轻的战士，对这样的话听过不止一次了。从他到这里来当司机起，李贞就对他说：“步行能办的事就不要转动车轮子，一次能办完的事，就不要出两次车；来京的家属，一律不准用车接送和游玩。”小伙子开始还有点不信，慢慢发现，李贞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一次，久未见面的四妹带着儿子从兰州来看她，想到八达岭玩一玩。司机说：“天气比较冷，是不是开车送一下？”李贞却说：“车是公家的，咱们不能用它来办私事。”便让司机给妹妹及儿子买了去八达岭的旅游车票。
其他妹妹及她们的孩子生活上有了困难，李贞会从生活上给予接济，但要找她解决工作和住房问题，她一次也不答应。由此，小战士对李贞更敬重了，有时甚至把她当成奶奶或母亲看待，亲热而又随便。当司机哪有不爱出车的，一听说又不能出车，就带有几分撒娇地说：“我都快失业了，三四天出不了一趟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