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当游客们来到永陵参观时，却不禁疑上心头：永陵四祖神功圣德碑亭上刻着的双龙却是坐着的，远看就像两条坐在地上的犬。两条龙昂首张口，好似正在长啸，其爪飞踏瑞云，瑞云与后左腿相连。右前腿略向前方直立，爪与地面相接。形象逼真，栩栩如生。
为什么这里的龙的造型如此独特？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努力从关外满族人留下来的历史遗迹中寻找答案。
在清人修建的沈阳盛京故宫中，他们发现，皇宫中的琉璃龙竟然也拥有极其独特的造型。这与满族人的文化有什么关系吗？原来，满族人作为游牧民族，猎犬在其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对猎犬有深厚的感情。据民俗学家调查，在满族中流行着一个古老的传说：清太祖努尔哈赤在没有起兵前，有一次被明军追杀逃到一个荒草甸子里，跟随他的只有一条黄狗，努尔哈赤好不容易躲了起来，不想因流血过多昏了过去。谁知明军开始放火烧草甸子，这时候，黄狗为了不让火烧到太祖身上就跑到附近的水坑把身体弄湿，然后再跑到太祖身边用身上的水把太祖周围的草弄湿，这样大火就烧不到太祖了，等太祖醒来大火已经熄灭了，而大黄狗为了救太祖，活活累死了。太祖为了报答大黄狗的救命之恩，就下令不许他的后代子孙吃狗肉，戴狗皮帽子，还用狗型化作龙身立在永陵的神功圣德碑前表彰它的功绩，就形成了今天独一无二的坐龙。有人进一步认为，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狗是满族的重要神兽，两者结合而成的坐龙暗示着满汗一家，天下一统的美好愿望。
不管这些传说和猜测是不是符合真实的历史，但毫无疑问，它们都反映出猎犬对游猎民族满族的重要性。在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中，它逐渐与汉民族的龙的特征结合，从而形成了奇特的“坐龙”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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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是唯一在中国历史上曾两度建立中原王朝的少数民族。满族历史悠久，其先民是肃慎人，汉代至三国，又称挹娄人。南北朝时，称勿吉人。隋唐时期，满洲族先民又称靺鞨，公元669~926年，粟末靺鞨建立渤海国。渤海国历经15代国王，后被契丹所灭。至宋辽时期称女真，12世纪初，完颜部首领完颜阿骨打统一女真，国号大金，定都上京（今黑龙江省阿城）。元亡明兴，女真人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努尔哈赤的祖先就属于建州女真，他开始了女真的民族统一大业，并吸收大量汉族，蒙古族，组成了满族共同体，完成了从部落到国家的建设。
雍正为何开辟了“清西陵”
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即历史上的雍正皇帝，是一个有着复杂历史地位的帝王。他在位期间，大力整顿吏治，治理贪污腐败，官场为之一清；推行摊丁入亩，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创立军机处，进一步将权力集中到皇帝手中。他在位短短的13年所做出的改革，比父亲康熙所做出的改革还要多，可说是一个改革型的皇帝。尽管他统治严酷，猜忌多疑，刻薄寡恩，但若没有雍正的整饬，清朝恐怕要早几十年衰亡。然而，他一生中最大的争议莫过于他继承皇位的合法性了。有这一点引发的猜测实在太多，清西陵就是其中之一。
众所周知，清朝皇族很早就在关外有了永陵、福陵和昭陵，入主关内后，顺治的孝陵、康熙的景陵都处在今天遵化一带的清东陵，没想到第三代皇帝雍正却另外选择了清西陵的位置——易州永宁山太平峪，远离父祖之陵。
有些人就从雍正“篡位”说事，认为雍正当时为夺取皇位，不择手段，心中自然不安，害怕自己无法安宁，故而有此一举，但这实在说不通。一是雍正帝是否篡改遗诏，谋夺皇位，在学界尚无定论，无法确证。二是倘若雍正真的相信死后的惩罚，即使逃出五百里，甚至一万里又能如何呢？
其实，雍正另辟陵区主要的原因还是风水。帝王陵墓最讲究风水了，为的是江山稳固和子孙安康。也许你会奇怪，难道清东陵一带自建了孝陵，景陵以后，就没有福地了吗？其实，问题主要出在雍正帝自己身上，他对人对己都很苛刻，做事讲求完美。试想，一个每天为了朝政只睡不到4个小时的帝王，如何会草草对待自己的陵寝这样关系到后世的大事呢？
清史明确记载，自雍正即位之初，便派人在孝陵、景陵附近堪选万年吉地，但没有找到“十全十美”的福地，他就再派人马在附近四处寻找，始终没有找到最完美的，总有这样那样的缺憾。经过长时间的选址和数十次占卜，终于在京西易州境内太宁山下发现了这块“乾坤聚秀之区，阴阳合会之所，龙、穴、砂、石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成备”的雍正满意的吉地。
由于雍正皇帝在西陵首建泰陵，从而改变了清王朝皇帝的殡葬制度。后来的乾隆认为如自己也随其父在西陵建陵，就会使已葬于清东陵的圣祖康熙、世祖顺治帝受到冷落；如果在东陵建陵，同样又会使其父雍正皇帝受到冷落。为了解决这个进退两难的处境，乾隆皇帝定下了“父东子西，父西子东”的建陵规制，被称之为“昭穆相间的兆葬之制”，从而形成了清东陵、清西陵现有的独特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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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穆之制：昭、穆，是指宗庙中的排列次序，古人认为自始祖以后，父称为昭，子称为穆。即始祖之庙居于正中，始祖以下，第一世居左，朝南，称昭，第二世居右，朝北，称穆。以下凡奇数后代皆为昭，而偶数后代则皆为穆。以此类推。使得祖宗与子孙后代亲疏长幼关系的排列顺序变得井井有条，丝毫不乱。《礼记·王制》载，天子有七所宗庙，其中昭庙三座，穆庙三座，加上太祖之庙共七座；诸侯有五所宗庙，其中昭庙两所，穆庙两所，加上太祖之庙共五座；大夫有三所宗庙，其中昭庙一所，穆庙一所，加上太祖之庙共三座；士只有一庙；庶人无庙。体现了尊卑上下的等级关系。
泰陵石像生从何而来
石像生是帝王陵墓前安设的石人、石兽等石刻石雕像的统称，又称“翁仲”。石像生的作用，主要是显示墓主的身份等级地位，并可以驱邪、镇墓。
清代的实录中告诉人们，清雍正帝的泰陵在修建完工之时是没有现在的石像生的，因为当时雍正帝认为“需用石工浩繁，颇劳人力”，就谕令不必建设。其出发点可谓良好，但是，这个良苦用心却没能最终展现在世人面前，今日的泰陵，石像生分列神道两旁，它们是石狮、石象、石马、石雕文臣与武将各一对。这是怎么回事呢？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也就是雍正死后刚28天，监察御史玛起元给刚即位的乾隆帝上了一道奏折，建议为景陵和泰陵（当时泰陵尚未命名）补建石像生。他的理由是：皇帝陵墓前要建石像生是我朝典章制度所要求的，当初泰陵不建造石像生，是因为我朝康熙皇帝的景陵也没有设立，所以先皇出于至孝之心，也不愿增加。但是，树立石像生可以让后世永远瞻仰，我们作为后代子孙应该竭诚按照典章制度的要求来做，这样才会觉得心中了无遗憾。所以景陵、泰陵都要添设石像生。
当时乾隆皇帝对这个建议表示同意，但是，当他下令修造石像生的时候，当年相度大臣高其倬和精通风水的户部员外郎洪文澜才说出了泰陵不建石像生的真正原因。原来，泰陵甬道是依照着山川形势盘旋修造的，倘若设立石像生，就无法按照整体划一的尺寸来安置，在甬道盘旋的地方，就会发生偏差。这就对泰陵的风水地形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而不是典章制度的原因。
但乾隆皇帝并不想就此作罢，就另想出来一个办法，希望可以拓展原先甬道的规模，使得石像生能够整齐排列。大臣们到了现场考察后，发现大红门正在龙蟠虎踞之间，可以保护北面龙气，吸纳南面环抱之水，前朝后拱，实在是天造地设门户，不便展拓向外。乾隆皇帝也只好作罢。
但后来景陵和泰陵还是建起了五对石像生。究竟是何时补建的，至今未找到文字记载。但是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着名风水学专家王其亨先生认为，当年大臣们的考察结论是正确的，泰陵原本的布局已经是天工与人巧的完美结合，实在是风水福地，而石像生的设置，无疑是画蛇添足。
今天，泰陵依旧矗立在永宁山下，而留给人们的，更多的是对于泰陵的风水形势与清朝国运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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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西陵有帝陵四座：泰陵（雍正皇帝）、昌陵（嘉庆皇帝）、慕陵（道光皇帝）、崇陵（光绪皇帝）；后陵三座：泰东陵、昌西陵、慕东陵；妃陵三座。此外，还有怀王陵、公主陵、阿哥陵、王爷陵等共14座，共葬有4个皇帝、9个皇后、56个妃嫔以及王公、公主等76人，构成了一个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古建筑群。清西陵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11月，清西陵与清东陵一起，被第2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道光帝为尽孝道改葬西陵
道光皇帝，即清宣宗爱新觉罗·旻宁，可谓生不逢时，他当政的时代，正是自命天朝上国的清王朝走向衰落的时代，中国正开始面临最严重的内忧外患：吏治腐败，武备松弛，国库空虚，民乱不断，西方列强更以新生产力的优势，加紧武力侵略，同时鸦片流毒难以治理。道光帝虽然朝纲独断，事必躬亲，想有一番作为，无奈已不可能力挽狂澜，挽救清朝的命运了。他可谓悲剧时代下的悲剧皇帝。
道光皇帝一向“敬天法祖”，但他在个人的身后事上却很有点叛逆。按照自雍正帝以来形成的“昭穆相间的兆葬之制”，他本应在东陵建陵，但他执意要在京西的王佐村营建陵寝。并派出亲信大臣文渊阁大学士戴均元、户部尚书英和带领风水官员前往看风水。这一反常举动令人不禁要探问：为什么？
原来那里葬着他深爱着的结发之妻——孝穆皇后。道光帝多次去那里祭奠自己的亡妻，也非常欣赏那里的山川形势，故而有此反常之想法。
大臣们经过实地勘测、相度，发现将王佐村园寝改建成皇帝陵，不仅要扩大占地面积，迁移许多村庄、庙宇、坟墓，而且还要将原来的园寝建筑全部拆掉重建，实际上比重新建一座皇帝陵的工程量还要大。
当大臣们禀报这个结果时，道光帝无言以对，只好默不作声。事后当然还要找另外一帮大臣帮他掩饰一番，拟了一份奏折，列举出放弃王佐村的一大堆理由，希望皇帝可以重新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