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远入梁
沙陀部人刘知远（公元895—948年），以汉室后人自居，于公元947年称帝，建都开封，这就是历史上的后汉。刘知远即后汉高祖，称帝后改名为暠。
小时候的刘知远就很有心机，加上体弱，从来不和别人嬉笑打闹，沉默寡言，总是给人一副严肃的样子。迫于生活，刘知远入赘到李家。因马误闯入寺庙的庄稼，刘知远遭到僧侣的毒打。不久，刘知远便投奔李克用的养子李嗣源。刘知远由于善战，被任命为偏将，和石敬瑭一起做事。
在后来的几次作战中，刘知远两次舍命救了石敬瑭，颇得石敬瑭的好感，被石敬瑭委任为马步军都指挥使，即兵马总管。刘知远治军严格，军纪严明。石敬瑭称帝前，后唐末帝一直对刘知远有猜忌，想除掉他。石敬瑭一方面派刘知远守卫晋阳，另一方面派桑维翰向契丹求助。但援助的条件中有石敬瑭认契丹国主为父一项，遭到了刘知远的反对。刘知远说：“称臣就可以了，奈何以儿子居之！”石敬瑭气愤地吼道：“这件事不需要将军费心！”
果然，契丹援助了石敬瑭，并封他为儿皇帝，得到了幽云十六州。石敬瑭建立晋国，以大梁（今河南开封）为都城。石敬瑭封刘知远为河东节度使，执掌太原，后唐末帝也被石敬瑭派人杀害。
由于不屑与杜重威同时被封为同平章事，刘知远在家称病不赴任。后来，经他人劝说，刘知远才出任，加上他的权力越来越大，石敬瑭开始削弱他的实力。这样，两个人渐渐有了嫌隙。刘知远开始一心经营河东，并款待当年毒打自己的僧人，许多人赞赏他的仁义，刘知远渐渐地赢得了当地的民心。
等到后晋少帝石重贵即位后，后晋国与契丹发生了矛盾。刘知远自知后晋国是依靠契丹建国的，一旦有了矛盾，后晋国肯定会有外患的。不久，契丹与后晋开战，而刘知远却一直拥兵不动，持观望态度。等到契丹打败后晋，把后晋并入契丹，建立辽国时，刘知远才派大臣王峻上表契丹。刘知远恭贺辽国打败后晋，并说由于太原一带各族杂居，自己需要维持安宁，一时无法离开太原，而且自己已经准备了大量的财物，只等太原通往契丹的大门打开，便可以运送给契丹了。这些做法为刘知远争取到了不少时间，刘知远一直不肯去契丹惹怒了契丹皇帝耶律德光。
这时，大将郭威对刘知远说：“虽然契丹现在气焰很盛，但我们不需要畏惧他们，他们任性胡为，不会呆很久的。”有人劝刘知远进取契丹都城大梁，刘知远却说：“现在还不是最佳时机，况且契丹人忍受不了中原的天气，不久就会撤兵的。等到了那时，我们再打他个措手不及，不是更有胜算么？”
果然，契丹人的恣意妄为遭到了当地民众的反抗。契丹人在中原百姓的反抗中溃败，加上契丹内部陷入政权的纷争，内忧外患的契丹被迫撤出中原，耶律德光只留下大将萧翰驻守大梁。刘知远觉得时机成熟，就率军进取晋阳。一个月之内，刘知远攻下洛阳、汴京，并定都汴京，准备进攻大梁。
此时大梁守军将领萧翰自知城中兵力不足，想弃城逃走，又怕造成大梁的混乱，就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萧翰派人把后唐明宗李嗣源的妻子王淑妃和儿子李从益抓到大梁，以契丹的名义逼迫李从益称帝，留下一千五百名士兵后就离开了大梁。王淑妃对大臣们说：“我们母子是被迫的，现在，刘知远的军队很快就兵临城下了，城中的士兵无论如何也抵挡不住的，你们还是投降吧，我们母子不会有怨言的。”大家很感动，不少人主张誓死抵抗刘军，等待援军的到来。大臣刘审言站出来说：“我以为不可死守，大家想一想，刚刚经历战争的大梁，哪里还有多余的物资抵抗刘军？如果拼命抵抗，不但大梁可能陷落，就连城中的百姓也可能无一幸免啊。”其他大臣也想不出更好的对策，只能开城投降刘军。就这样，刘知远不费一兵一卒，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大梁。在占领大梁后，刘知远仍然下令处死了所有投降的士兵以及王淑妃母子。从这一点上看来，刘知远是残暴的。
刘知远很有心计，并未马上称帝，而是在手下将领多次劝说后才称帝的，史称后汉。为了争取后晋官员的支持，刘知远称帝后仍然沿用后晋石敬瑭的年号天福。刘知远颁布命令，犒劳军队与各地的起义军，而且规定不许军队骚扰当地百姓，这些都为他赢得了民心。在犒劳军队时，刘知远打算允许士兵抢夺百姓财物，但他的妻子李皇后却劝他说：“陛下，您刚刚建立国家，怎么能允许掠夺百姓呢？这样对您的统治很不利。宫中还有不少财物，不如用这些东西犒劳士兵吧。”刘知远听从了李皇后的建议，把后宫中的财物都拿出来分给军队，百姓们都称赞刘知远仁厚无比。
称帝后的刘知远，马上颁布法令。刘知远下令革除契丹人的一切弊政，斩杀所有在中原的契丹人，而且中原人再也不用被迫给契丹人做苦力了。这样，刘知远得到了许多人的拥戴。
入主大梁后，同年12月，即公元947年，刘知远最疼爱的儿子刘承训，也就是太子，病死。由于伤心过度，刘知远患重病，卧床不起。次年正月丁卯日，刘知远去世，年仅五十四岁。
后汉隐帝听信谗臣
后汉皇帝刘知远死后，其子刘承祐继承帝位，沿用刘知远的年号“乾祐”。刘承祐生于公元930年，卒于公元950年，在位仅两年。
刘知远死前把刘承祐托付给几个心腹大臣，杨邠总揽朝政，身兼枢密使、右仆射、同平章事之职；大将郭威掌管军事，又被委任枢密使、侍中郎之职；史弘肇负责维持京城安定，身兼归德节度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之职；文臣王章执掌财政大权，同时身兼三司使、同平章事之职。正是有了这几个大臣的辅佐，后汉才得以存在。
这几个大臣虽然有才能，人品却良莠不齐。杨邠为人清正廉洁，从不收受贿赂，尽职尽责，对后汉隐帝很忠心。大臣王章为人则异常苛刻，想尽办法搜刮百姓。根据以前的法令，每逢秋夏季节，百姓每上交一斛（斛，古代计量单位，一斛为十斗）的赋税，需另外再交两升的损耗税，即“雀鼠耗”，指被麻雀老鼠吃掉的那一部分。后来，王章改雀鼠耗为省耗，缴纳量增加到两斗，弄得百姓苦不堪言。王章又改变了钱币的收入与支付的规定。以前收支皆以八十钱为一陌（一陌为一百文）。王章规定收入以八十钱为一陌，支付为七十钱为一陌，这分明是压榨老百姓的血汗，是不公平的交易。王章通过这些政策的实行，不断地积累财物，但所有的财物都用来充实国库、军队粮饷，这样，后汉的国力渐渐地壮大起来。另外，当时，许多物品的买卖都由朝廷掌管，如盐、矾、酒等。王章规定凡是私自买卖盐、矾、酒者，都要处死。这些暴政，使后汉的人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民间怨声载道。
这几个大臣的关系并不好，文臣武将各自为政，有很深的矛盾。负责京城安危的史弘肇，虽然将京城管理得无比清明，但手段却极其残忍。每当史弘肇在京城巡逻时，只要抓到盗贼或者形迹可疑的人，都要处以极刑。为了逼迫犯人招供，史弘肇无所不用其极。这样一来，城中的治安的确得到了有效控制，但也枉杀了不少无辜的人。史弘肇一直就瞧不起文官，曾说：“这些文臣就像将死的木块一样，不通事理，对国家大事一点也没有用处！”后来被后汉隐帝杀害。
这几个大臣的矛盾越来越激化，有一次，王章宴请大臣们，有人提议划拳行酒，但史弘肇却不懂这个游戏，于是阎晋卿就教他。看到这儿，时任宰相的苏逢吉就半开玩笑地说：“史大人，幸好您身边有姓阎的啊。”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史弘肇的妻子恰好也姓阎，曾做过酒家妓女。史弘肇以为苏逢吉以此嘲笑自己，提剑就想法追杀苏逢吉，被杨邠劝住，这使得他们之间的隔阂愈来愈深了。
成年后的后汉隐帝想培植自己的亲信，壮大实力，掌握实权。后汉隐帝打算封自己的舅舅李业为宣徽使，遭到了杨邠等人的极力反对。另外，后汉隐帝的亲信阎晋卿、聂文进、匡赞、郭允明等人苦于杨邠等人的阻拦，无法晋迁，也十分憎恨杨邠他们。有一次在朝堂上议论国事时，后汉隐帝提醒杨邠等人要小心行事，不要有错误，以免招来祸患。哪知，杨邠不以为然地说：“有我们在，你不需要开口！”这让后汉隐帝很没面子。
后汉隐帝刘承祐十分宠爱妃子耿夫人，想立她为皇后，遭到了杨邠的反对。等到耿夫人死后，后汉隐帝为了表达哀痛，打算以皇后之礼厚葬耿夫人，杨邠等人又出来反对。就这样，不但朝政，就连后宫的事情，后汉隐帝也无法做主了，这让后汉隐帝更加仇恨杨邠等人。宠臣阎晋卿等人利用汉隐帝对杨邠他们的厌恶，不时地向后汉隐帝进谗言，更加挑拨了他们的君臣关系。他们经常对刘承祐说：“陛下，杨邠等重臣手握重权，如果不加制止，他们迟早会篡夺您的大权的。”同时，刘承祐夜间经常听到有人在打造兵器的声音，更加相信杨邠等人有谋反之心了，于是就找机会想除掉他们。
刘承祐找来亲信聂文进、阎晋卿、郭允明等人，共同商量除掉杨邠等人的计策。太后知道后不同意后汉隐帝诛杀那些大臣，但没能说服刘承祐。于是，刘承祐在一次上朝时，设计杀害了杨邠、王章、史弘肇等人，又派人杀害了他们的亲属。大将郭威由于带兵在外，又得到消息，才没有被杀害，但郭威的家人却无一幸免。
诛杀了众多大臣后，后汉隐帝自以为可以独揽朝政，高枕无忧了。此时郭威也已被逼而起兵叛乱，大军围困了汴京。刘承祐指挥不力，兵败后趁乱逃走。刘承祐逃至赵村时，看见后面尘土飞扬，以为是追兵。而同行的郭允明则趁机刺死了刘承祐，准备向郭威谢罪。其实后面来的不是追兵，而是刘承祐的军队，郭允明也自尽了。
后汉隐帝刘承祐死时仅二十岁，一切只因他任意杀戮功臣，缺乏英明的决策才导致了后汉的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