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39年，北魏统一了北方地区。但在民族征服的过程中，北魏实施了很多民族镇压政策，民族歧视和战争中残忍的民族杀戮使得民族矛盾处于一个不断激化的状态；到了北魏中期，统治阶级的过度剥削和压迫使得阶级矛盾开始日益尖锐，不堪压迫的农民纷纷揭竿起义，几乎每年都会有起义爆发。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对这些农民起义只能进行残酷的镇压，这样反而使得矛盾更加尖锐，更多起义爆发。为了缓和这种紧张的局面，公元473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即位后开始进行一系列改革。
孝文帝的改革可谓大刀阔斧，范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内容也极其丰富。他推行均田制、整顿吏治、迁都洛阳、实行汉化风俗等，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鲜卑人的文化水平，促进了民族的融合。
公元490年，年仅24岁的孝文帝开始实行改革。为了更好地学习并接受汉族的先进文化，进一步加强北魏政权对黄河流域的统治，孝文帝决定将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洛阳。他担心大臣们接受不了他迁都的主张，就在一次上朝的时候提出了要攻打南齐的意见。朝中大臣们纷纷反对，尤其是拓跋澄，言辞更是激烈。孝文帝怒道：“国家是我的，你有什么资格反对我出兵！”拓跋澄毫不畏惧地回击道：“国家是您的，但是我是您的臣子，我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做出错误的决定，置国家于危难之中。”孝文帝没多说什么，退朝后单独留下拓跋澄说道：“我本意并不在攻打南齐，只是觉得平城这个地方位置不佳，经济落后，并不适合政治改革。想要顺利改革，就必须迁都，我其实是想借这个机会将大家带到洛阳，顺便迁都。你觉得呢？”拓跋澄这才明白过来，并同意了孝文帝“伐齐”。
公元493年，孝文帝率领30万大军南下伐齐。军队行至洛阳，刚好遇到连绵的秋雨，这雨下了足足有一个月都没有停歇，道路泥泞，兵马难行，士兵和将领们都苦不堪言。孝文帝毫不在乎，心里还暗自窃喜。大臣们对于孝文帝执意攻打南齐的做法本来就很不满，这时便纷纷出来进谏，要孝文帝退兵。孝文帝故意皱起眉头想了想，严肃地说：“我们兴师动众，耗费这么大力气出征，但是还没有见到南齐的影子就退兵了，这样不是会让天下人耻笑吗？依我看，不如我们就停在这里，将洛阳作为新的都城，这样也不算白跑一趟。你们认为呢？”大臣们虽然都不乐意迁都，但是相比起来更不愿意继续南伐，也只好表示拥护迁都。孝文帝就这样顺利地将都城迁到了洛阳，开始了他进一步革除旧制的改革。
洛阳自古以来就是各帝王将相建都立业的理想场所，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如鱼得水，从改革鲜卑旧俗、学习汉族的生活方式和典章制度入手开始了大规模的改革。他重用那些主张改革、提倡汉化的鲜卑贵族，还重用了许多有才干的汉族人，正是由于不拘一格地重用人才，孝文帝的一系列改革才得以进行下去。
他禁止鲜卑贵族穿着胡服，令其一律改穿汉服。不论官员及家属，也不论是哪族人，都必须穿戴汉服。起初这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但是夏天一到就没有人再发牢骚了，因为洛阳夏天炎热，而鲜卑族的衣服比较厚重，在夏天穿着鲜卑服会很热。他还禁止鲜卑贵族讲鲜卑语，令其一律改说汉语。但是年龄在30岁以上的鲜卑人，因使用鲜卑语已成为习惯，可以暂缓改变；而年龄在30岁以下的就必须改说汉话，否则就降职或罢官。他要求将鲜卑族的姓氏改为汉族姓氏，皇族的姓氏由拓跋改为元，他把自己的名字由拓跋宏改成了元宏。他鼓励鲜卑人与汉人通婚，自己还带头娶了一名汉族的女子做妃子。此外，他还采用汉族的官制、法律、条令，并要求鲜卑人学习汉族礼法，尊崇孔子，以孝治国，提倡尊老、养老的风气。
当然，由于生产力发展的限制，在这些改革的内容当中也存在着一些比较极端的措施。比如，他规定迁入洛阳的鲜卑人死后不能归葬平城，只能葬在洛阳，这一条与当时的社会风俗和道德不符，给改革带来了不小的阻力。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当朝太子属于顽固派，极力反对迁都和改革。他的原因很简单，他身材比较胖，怕热，而洛阳的夏天比平城炎热得多。后来他实在受不了，在孝文帝外出的时候就私下鼓动大家将都城迁回去。孝文帝知道了这件事非常生气，下令废掉了太子。后来，太子参与谋反，孝文帝忍痛处死了他。不久以后孝文帝也因病去世，年仅39岁。
孝文帝推行的汉化改革，虽遇到了不少阻力，但总的来说还是很成功的，鲜卑族的经济文化得到了更为广阔的发展，北魏王朝也因此而逐渐强大起来。
北魏肃贪
北魏孝文帝以前，官员们无论级别高低都是没有任何俸禄的，因而官员中很少有清廉的人。他们往往利用自己的职权大肆敛财，随心所欲地贪污受贿。公元479年，孝文帝的祖母冯太后采取了一些措施，希望能够制止这种贪污成风的现象，但由于没有明确的法规，投机取巧的人仍大有人在。
公元484年，孝文帝开始了他的肃贪之旅。他首先颁布诏令，说：“无论官位大小，只要接受别人一只羊、一壶酒的官员，一律处死；行贿者和受贿者处以同等处罚。有能够检举或者揭发官员罪状的人，将由检举者代替他的职位。”大臣张白译向孝文帝谏言，说：“在前朝，连最普通的官员都能够领取俸禄；但是现在，一些高级官员担任着复杂繁重的工作，却拿不到俸禄，没有相应的报酬。如果按照您的说法，由检举者接替被检举者的职务，那么大家肯定会害怕自己被诬告，因而不敢秉公执法。不如还是按照以前的规定，按期发给官员俸禄。”孝文帝接纳了张白译的建议，下诏“班百官之禄”，即是说，按照官位的高低发给官员相应的绵帛和粟米作为俸禄。
齐武帝永明二年九月，北魏朝廷下诏，从这年的十月开始实行官员俸禄制度，向官员发放俸禄。在推行官俸制度的同时，孝文帝还实行了整治贪风的政策，以避免那些官员的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用各种贪污手段来弥补自己在经济利益上受到的损失。他颁布了比前朝更为严厉的诏令，将贪污受贿的处罚尺度进一步加强。规定只要贪污，无论贪污数目的大小，如果受贿，哪怕收取的仅是一匹织物，都要被处以死刑；对为官清廉、政绩卓越的官员进行奖励。北魏朝廷外戚李洪时任青州和益州刺史，他身家已经足够富贵，但他在位期间仍旧残暴不堪，视财如命，想尽了办法从人民身上敛财。官员俸禄实行以后，他成了第一个被查办的人。孝文帝召集了文武百官，在众人面前命人给他戴上脚镣和枷锁，亲自列举他的罪状，然后下旨令他在家中自杀。这之后，断断续续又有四十多名地方官员因为贪污受贿而被处死或重判。朝野上下都受到了震动，那些靠贪污受贿为自己大肆赚钱的人在这样的重压之下非常恐慌，便收了手不敢再胡作非为。这些措施在一段时间内确实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
后来淮南王拓跋佗上书文明太后，要求重新恢复不再向官员发放俸禄的老规矩。他认为官员们手中握着兵权，就像农夫有犁，女人有梭一样，可以靠它来自谋生路。文明太后召集朝廷重臣，一起商议讨论这个问题。中书监高闾说：“现在实行俸禄制度，可使得廉洁的官员不靠贪污受贿来维持自己的生计；那些有着贪污行为的人也可以受到鼓励而变得清廉。但若是不发放俸禄，贪官就会更加放肆地贪赃枉法搜刮人民，而清官则很有可能连自己的生计都无法维持。这样看来，淮南王的建议有些太荒谬了。”文明太后考虑过后没有同意淮南王的建议，依旧将俸禄制度维持了下来。
北魏年间反复几次肃贪，但是由于这些肃贪法令中的缺陷，法令的权威性在日后渐渐减弱。官俸制度的实行意味着国家的财政上要有一笔很大的支出，当北魏的经济发展形势不容乐观的时候，这些法令的确阻止了贪污现象，为国家财政减轻了负担；而当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朝廷对贪污现象的惩治又会降低力度，让一些贪官污吏钻空子。而且，这些法令在一定程度上又太过严厉，严厉的制度固然可以在一段时间内起到很好的效果，但是长此以往，随着处罚力度的下降，这些法令的权威性就受到了挑战。
元祯在做雍州刺史的时候曾聚货敛财，依法本该处死，但因为他为人忠诚，孝敬母亲，所以孝文帝下诏轻判他，只削了他的爵位，将他遣回老家。孝文帝迁都洛阳的时候，元祯因立了功又重新被封为南安王，这使得肃贪法令的施行打了很大的折扣。咸阳王元禧性格贪婪，最喜贪污受贿，但是因为他是孝文帝的弟弟，孝文帝只是对他进行教育训诫而已。这些做法都影响了法令的权威性，在日后慢慢地就形同虚设了。
孝文帝之后，宣武帝、孝明帝等都实行了一些新的举措，比如，派遣监察员到各地巡视，发现贪官一律严惩不贷，但即使如此，因为北魏的经济状况正在好转，而孝文帝的肃贪法令中确实存在着弱点，朝廷的法令和纲纪开始一天天败坏。北魏后期，官僚贪污之风大盛，因此造成了北魏政权不断腐化，社会矛盾也越来越激化，最终导致了北魏政权的衰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