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咨问起这件事时，诚实的常何坦陈非其所能，全由门客马周起草。唐太宗喜出望外，立即召见马周，“及谒见，与语甚悦”，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当即决定其在门下省当值。马周从此平步青云，很快跻身唐太宗的股肱之臣之列。常何因为发现人才，唐太宗赐帛三百匹以示奖励。
马周历任监察御史、侍御史、朝散大夫、中书令、谏议大夫、吏部尚书等职，另兼任太子老师，可谓荣宠备至。
被毛泽东誉为“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的马周的那封上书，直陈己见，不事虚饰，其主要观点有：
其一，劝谏唐太宗“节俭于身，恩加于人”，为子孙立久远之基。马周以史为鉴，认为夏、商及两汉分别延续数百年，皆因为“积德累业，恩结于人心”；而从魏晋到隋代，都不过几十年，“良由创业之君，不务仁化，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思”。马周举例说，如果没有“文景之治”的俭朴之风，假若穷奢极欲的汉武帝在刘邦之后便即位，则“天下必不能全”。所以，“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而大要节俭于身，恩加于人，故其下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也”。毛泽东在“节俭于身，恩加于人”处逐字加了套圈，天头上还连画了三个大圈，以示此八字为其中要旨。在强调历史经验之后，马周直陈时弊，指出当时“徭役相望，兄去弟还”，“百姓颇嗟怨，以为陛下不存养之”。与之形成反差的是，“今京师及益州诸处，营造供奉器物，并诸王妃主服饰，皆过靡丽”。有感于民间之怨苦与京师之奢侈，马周语重心长地说：“陛下少处人间，知百姓辛苦，前代成败，目所亲见，尚犹如此。而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即万岁后，圣虑之所当忧也。”毛泽东在“陛下少处人间，知百姓辛苦，前代成败，目所亲见”处，字字加了旁圈。马周的文字情理交融，毛泽东密加圈点，可谓神交古人，感慨系之。
其二，劝告唐太宗在百姓有余力的情况下再行贮积，不可横征暴敛。马周说：“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唯在百姓苦乐。”这种百姓苦乐决定国家兴亡的观点，一生主张“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是很赞同的，所以他在此处天头上画了三个圈，又逐字加了旁圈。马周认为，一个国家，当然要有贮积，但这种贮积要与民力相称。在民困未苏的时候，横征暴敛，只可能资寇。他以隋朝为例，隋朝建洛口仓，又在东都洛阳积布帛，结果大乱一来，前者为李密所有，后者为王世充所据。马周还强调，民众劳苦而征之不息，如果遇上天灾边患，则最容易出现狡狯强梁。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就不是皇上晚食晏寝所能应付得了的。毛泽东在“贮积者固是有国之常事，要当人有余力而后收之，岂人劳而强敛之”处逐字加了圈画，深表赞同。
其三，提醒唐太宗吸取西汉“七国之乱”、西晋“八王之乱”的教训，不可对诸王“溺于私爱”，树置失所，而要预为节制。马周说，皇帝之子不愁富贵，“身食大国，封户不少，好衣美食之外，更何所须”。如果对之宠遇太厚，一方面会导致他们恃恩骄奢，甚至危害社稷；另一方面也会引起皇位继承者的忌恨。马周以曹操宠爱曹植，结果曹丕继位后迫害曹植为例，得出“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疑而畏之也”的论断。毛泽东对这句话加了旁圈。马周希望唐太宗避免“前车既覆而后车不改辙”，毛泽东在天头上连画三个圈，以示切要。
其四，建议唐太宗重视刺史、县令等临民之官的选拔，加强基层政权建设。马周说：“臣闻天下者，以人为本。必也使百姓安乐，在刺史、县令耳。县令既众，不可皆贤，但州得良刺史可矣。”毛泽东在“必也使百姓安乐”一句下，逐字加了圈画。马周笔锋直指时弊，认为朝廷独重内官，而对刺史、县令等直接临民之官的选拔颇为草率，刺史多用武人，或者是因为任京官不称职而外放做刺史、县令。至于边远地区，刺史、县令的任用更是随意而为，真正“以德行见称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这种重视基层政权建设的观点，非常符合毛泽东的政治思想。
马周的“上书”切中要害，言之有物，于平实中见至理，于质朴中显真情。唐太宗阅后“称善久之”，毛泽东读后赞赏其为“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并进一步发挥说：“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
对于马周的这封“上书”，毛泽东在极其赞赏的同时也指出了其中的某些不足。如“上书”中说：“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毛泽东认为此种说法“不确，比于隋时，大约五分之一”。隋唐鼎革，人口锐减，但不至于减少到马周所说的十分之一，可见毛泽东读史时极善独立思考。
唐太宗评价马周说“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自己对马周“暂不见辄思之”。马周晚年患病，唐太宗“躬为调药”，传为千古佳话。《新唐书》的主修者欧阳修在《马周传》后附一赞语，感叹“周之遇太宗，顾不异哉”，唐太宗“锐于立事”，而马周建言“皆切一时，以明佐圣”，君臣之间“不胶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但又说马周之才毕竟不及辅佐商代武丁王的傅说以及帮助周武王灭纣的吕望（姜子牙），所以后世对马周的事迹叙述不多。毛泽东不同意此种说法，批道：“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此评可谓“一家之言”，从中也可看出毛泽东对马周这类人物的偏爱。毛泽东历来认为“贫人、贱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原因在于这些人“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较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马周以一介草民而平步卿相，为毛泽东的这一看法又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所以他格外欣赏。
马周早年嗜酒伤身，只活了48岁。毛泽东在《新唐书·马周传》中就此批注了八个字：“饮酒过量，使不永年。”表达了一种深深的惋惜之情。
“朱敬则政治家、历史家”——毛泽东读朱敬则上武则天书
在读《旧唐书·朱敬则传》时，毛泽东于开篇的天头上批注：“朱敬则政治家、历史家，年七十五。”
朱敬则（635—709），亳州永城（今河南永城）人，出身名门望族，“倜傥重节义，早以辞学知名”。他曾受到过唐高宗李治的召见和赏识，但因被人谗毁而未得到擢用。武则天临朝称制后，朱敬则先后担任正谏大夫、冬官侍郎等职务，并监修国史。
一代女皇武则天执政之初，颇受朝野怨恨，加之帷幕不修，内心惧惶，为巩固政权，命人于朝堂安置铜匦，广开告密之门。同时任用来俊臣、索元礼、周兴等酷吏罗织罪名，残酷迫害宗室大臣，在朝野上下造成严重的恐怖气氛。有鉴于此，朱敬则上书武则天，提出“绝告密罗织之徒”，在政治上改弦易辙，“易之以宽泰，润之以淳和”，开创礼乐教化的新气象。
毛泽东在读《旧唐书·朱敬则传》时，对于朱敬则上武则天的奏疏，浓圈密画，处处流露出赞赏之情。
朱敬则援引秦、汉之得失，说明在政策上“因时权变”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秦国在李斯当政时期推行法家理论，致力于富国强兵，以至屠灭诸侯，统一宇内，在当时是必要的，亦是有效的。然而，这毕竟属于“救弊之术”，不可行之于久远。秦国却不改故辙，“淫虐滋甚，往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变之祸也”。与之比较，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后，便听从叔孙通、陆贾等儒生的建议，“开王道，谋帝图”，从而奠定了西汉200多年的基业，此为“知变之善也”。据此，朱敬则建议武则天“览秦汉之得失，考时事之合宜”，“改法制，立章程，下恬愉之辞，流旷荡之泽……窒罗织之源，扫朋党之迹，使天下苍生坦然大悦，岂不乐哉”。对于这些话，毛泽东均加了圈画，并由此联想到西汉贾谊所写的《过秦论》，批注道：“贾谊云：‘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在毛泽东看来，朱敬则的主张与贾谊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朱敬则的上书还非常讲究方式、方法与策略，充分考虑到了武则天的接受心理，体现了“顾全大局”、巧妙进谏的艺术。朱敬则未必完全赞同武则天掌权初期的那些做法，但他在上书中却说当时置铜匦、开告端使“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尽露”，武则天“以兹妙算，穷造化之幽深；用此神算，入天人之秘术”，在这番铺垫后，朱敬则方才话锋一转：“向时之妙策，乃当今之刍狗也。”“刍狗”乃无用之物，现今应该弃旧更新，转而实行宽恤之政。朱敬则以古论今，巧妙进谏，无怪乎武则天阅后“甚善之”。
武则天个性极强，她所尊重的大臣只有狄仁杰等很少一些人，因此向她进谏并非易事。毛泽东说朱敬则是政治家，应当包括他懂得进谏策略这一层意思在内。因为毛泽东在读《明史》时曾说过：“明朝反魏忠贤的那些人，不讲策略，自己被消灭，当时落得皇帝不喜欢。”言下之意，进谏者选取适当的方式和策略才不至于事与愿违。
朱敬则为官清正，珍惜贤才。当时的御史大夫魏元忠、凤阁舍人张说遭人诬陷，行将处死，“诸宰相无敢言者”，唯有朱敬则上书武则天，为这两人申冤鸣屈，说他们“素称忠正，而所坐无名，若令得罪，岂不失天下之望也”。魏元忠、张说终至免于一死，有赖于朱敬则的鼎力相助。武则天宠幸的张易之等奸臣媚权事贵，为武三思、苏味道等十八人绘《高士图》，想引诱朱敬则参与其事。但朱敬则“固辞不就，其高洁守正若此”。公元706年，朱敬则受贬归乡，行李中“无淮南一物，唯有所乘马一匹，诸子侄步从而归。敬则重然诺，善与人交，每拯人急难，不求其报”。毛泽东对这些传文都逐一加了旁圈，其敬重之情是不言而喻的。
“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毛泽东评姚崇上唐玄宗书
毛泽东在读《二十四史》时，对《旧唐书》《新唐书》中的《姚崇传》都读得十分仔细，在《新唐书·姚崇传》开篇的天头上批注曰：“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
姚崇（650—721），陕州硖石（今河南陕县）人。其父姚善意在贞观年间曾担任过都督一类的职务。姚崇早年应“下笔成章”举，文名远播，并五迁至夏官郎中。姚崇历事则天、中宗、睿宗、玄宗等皇帝，堪称“四朝元老”。到唐玄宗李隆基当政时，其功业达到鼎盛，成为开创“开元盛世”的一代名相。
开元初年，唐玄宗务修德政，励精图治，准备任命姚崇为宰相。姚崇抓住皇帝锐于成事的心理，上书提出十条意见，以皇帝能否接受作为他是否出任宰相一职的条件。这十条意见是：
一、武后当政以来以峻法绳下，陛下能否做到“政先仁恕”？
二、朝廷与吐蕃作战，兵败青海，至今仍未有悔意，陛下能否做到“不幸边功”？
三、近来佞人触犯法网，皆以受宠得解，陛下能否做到“法行自近”，无论亲疏远近，一视同仁？
四、武后、韦后时期宦官干政，“臣愿宦竖不与政可乎”？
五、宗室贵戚、公卿方镇等纷纷纳贡于上，陛下能否做到除“租赋外一绝之”？
六、外戚曾长期把持朝政，班序芜杂，以后能“戚属不任台省”否？
七、先皇帝侮辱大臣，有失君臣之礼，陛下能对臣下“接之以礼”乎？
八、燕钦融、韦月将等大臣以忠被罪，从此以后诤臣沮丧，陛下能让群臣皆得“批逆鳞，犯忌讳”乎？
九、武后、中宗先后造福先寺、玉真观等，费资巨万，陛下能做到杜绝“营造”否？
十、西汉因为吕禄、王莽、阎显、梁冀等外戚权臣乱天下，“臣愿推此鉴戒为万代法可乎”？
李隆基读了这份上书后说：“朕能行之。”于是，姚崇欣然赴命，出任宰相。
姚崇所提上述十条意见，总结了自唐初以来几代存在的主要弊端，有些意见相当尖锐。所以毛泽东称姚崇为“大政治家”，并在旁批中赞扬道：“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