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集中部队的力量，更有效地打击敌人，西路军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营、连干部集中，枪支弹药集中，全部人员编为3个支队。身强力壮、有战斗力的干部战士集中起来，编了2个支队，枪支弹药全发给他们。妇女团、回民司令部、残号营、少年先锋连4个单位编为第三支队，让第三支队的4个单位分头前进，引开敌人，使一、二支队的主力部队甩开敌人。我们走了一夜，到了一个悬崖上，下不去，大家把裹腿解下来拧成绳子，接起来一个个往下吊，下崖后继续向前走。走到安西县的临冰河旁，接到紧急电报，叫营连干部朝南走，走了一段，我们这4个单位的营连干部被敌人包围了，这时我们身上无枪支弹药，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和我一起，共逃出7个同志，其中4个女的。敌人在后面追赶，为了缩小目标，我们男女同志分两路走。我们4个女的走了7天7夜，没吃一点东西，到了张掖县西花寨子已经下午6点钟，碰到村子里的老乡，我们要了点吃的吃了，又分两路继续前进。我和另一个女同志陈玉莲走了好长一段路，碰到一位老大娘，在她家住了两夜，她怕被追查的敌人发现，又把我们送到一个窑洞里住了两夜。第五天，我们两人又继续向前走，走着走着，发现后面有敌人追，又分手朝两个方向跑。我跑到了山丹黑城滩，碰到四方面军油印科副科长等八人，一起走到了永昌南山，碰到了四五条恶狗追着咬我们，我们就走散了。走到武威下双，我失足掉到了水沟里，等老乡把我捞出水来，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到这里的龙王庙住下，就在这里落了户。由于马匪的部队到处搜查流落红军，我不得安宁，一个老妇人看到我可怜，将我藏在她家中。到秋天粮食下来，我就到地里拾麦穗维持生活，最后在这里安了家。直到解放，我进城找到当地政府，给我恢复了党籍，安排了工作。
注：张怀碧同志是四川省达县人，1930年参加革命。先后任达县区委、阿坝县、太平县妇女部长。1936年，随军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曾任部队家属连连长。1936年，她又任西路军妇女独立团的组织干事。在西征途中。妇女团的1000多名同志大部分壮烈牺牲。她是虎口余生，流落到甘肃武威，曾任武威县委招待所副所长。
艰苦的岁月
李文英口述武成地区妇联整理
我是四川阀中县人。因家里穷，13岁就给人当了童养媳，受尽了苦。
1933年2月，我们家乡来了红军。我就报名参了军，被分到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妇女工兵营二连，并随队进行了长征。当时我们的连长是张茶清，营长是林月琴。
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我们供给部随同五军、九军、三十军及总部从靖远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准备经河西去新疆，打通国际路线。
一踏上河西的土地，所见到处是荒滩，走上好长时间也不见一个村子。由于马匪长期的残酷统治和反动宣传，当地群众不了解红军，加上我们的给养不足，便出现很多困难。首先是吃饭，当时迫于马匪的淫威，人们都把粮食藏起来。在水井里被泡上死尸。我们找不到粮食，喝不上水。有时好不容易弄到一些糜谷，找个石磨推成面，给战士们做些糊糊吃。有时饭刚做好，敌人就来了。有的战士就把饭倒在帽子里往怀里一揣，便同追来的敌人作战。那时，我们穿得很单薄。到永昌已是三九寒天，好多人还穿着单衣。由于艰苦的战斗，伤员很多，却没有足够的药棉和纱布，我们就把衣服撕下或把棉花抽出来给伤员包扎伤口。
1936年12月，西路军到达临泽、高台一带。当时五军驻守高台，我们女子独立营随九军、三十军驻守临泽。西路军过黄河后，经古浪、武威四十里堡、永昌等多次战斗，武器弹药越来越少，人员伤亡也较大。我们营的一部分同志发动群众，收集废铜烂铁铸造手榴弹，支援守城部队，一部分救护伤病员。为了补充编制，又从其他部队抽调了一些女同志，将女子独立营再次改编为妇女独立团。一天下午，东北城墙被敌人的大炮炸开一个缺口，如不立即修补，临泽城将有被敌攻破的危险。上级将修墙这一艰巨任务交给了妇女独立团。
我们冒着炮火冲到了城墙下，发现上城的梯子已被炸毁，便借着夜色的掩护，搭成人梯爬上城墙。往下一看，城外的敌人已抬着梯子到了城墙下，正要往上爬。我们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开火，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那年冬天冷得出奇，树枝冻干后都掉了下来，树上搭窝过冬的老鸦也被冻死了。有的地方地冻裂出现手掌宽的口子，手握在冰冷的枪管上，会把皮撕下来。打退敌人后，我们立即用绳子把砖头石块吊上城头。由于天太冷，根本无法用水和泥，大家急得团团转。有位同志急中生智，想出了用水冻土筑墙的办法，拿水一试，果然能行，于是我们一边垒好砖头石块，一边往上泼水。突然，一颗炮弹落在前面，当场炸死了好几位同志。冒着密集的炮火，我们没人怕死。到天亮时，城墙修好了。炮弹落在这段城墙上，冰碴四溅，破坏力减轻了。
敌人围攻临泽城已半月多了，我军伤亡较大，多次组织突围都未成功。情况日益艰险。妇女独立团的同志都把齐耳的短发剪光，准备同敌人血战到底。高台失陷后，临泽城西门也被敌人攻开了，我们从东门杀开一条血路冲出了重围。在过一座木桥时，我的一只脚夹在板缝里，鞋拔不出来就光着脚跑了一夜。天亮时，我们两边都是马匪的骑兵，他们一面追赶，一面高喊：“弟兄们，冲啊！抓住女共党，一人给一个老婆。”我们从临泽突围出来的同志，大部分在马匪的追杀中牺牲了，一部分让敌人抓走了，剩下的少数人撤到了康隆寺山上，居高临下，抗击敌人。我们把山上的石头集中起来，等马匪爬到半山腰，将石头推下，石借地势，“连蹦带跳”地滚下去，一砸就是一大片。我们用石头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康隆寺山上，除了几棵树和一座庙，没有一户人家，我们在山上坚持战斗了三天，没喝一口水，没吃一口饭。为了保存力量，剩余人员编制成3个支队，武器弹药集中在一起，大部分由一、二支队带着进入祁连山深处，摆脱马匪的尾追，向新疆转移。三支队大多是老弱病残，我当时已负伤，也编在三支队。我们在山上阻击敌人，掩护一、二支队转移。子弹没了，石头也没了，最后就与冲上山头的敌人展开肉搏，用牙咬，用手掐，用枪托砸。康隆寺山上尸首成堆。我和一部分同志冲了出来，又被敌人冲散了。
同部队失散后，我在路上遇见妇女团的营长何福祥，排长李开英。我们决定东过黄河去延安。白天，我们藏在山沟和窑洞里，晚上才出来沿小路走。有时碰到村庄，悄悄敲开老乡的门讨点吃的。当时收留红军就要遭殃，何福祥是湖北人，我和李开英都是四川人，一开口人家就知道我们是红军。有的老乡不敢给我们饭吃，不敢留我们住宿。一天，在路上碰到一个放羊的老乡，我们向他问路，那个老乡由于受马匪反动宣传的欺骗，不但不说，反而唤出牧狗咬我们。山里的狗很凶，当时就把李开英的腿咬得鲜血淋漓。第二天，李开英的腿肿得无法再走，我们把她背到路旁的一个窑洞里，给她包扎好伤口。天又冷，人也饿。我俩让她在窑里休息，就出去找吃的。等回来后，只见李开英脸色发青，嘴唇发紫，浑身颤抖。再一看，发现她身上带的那块换饭吃的鸦片不见了。在我们的追问下，才知她为了不连累我们，吞服了鸦片。我俩抱着她哭成一团。后来李开英说：“我已经不行了，不死也活着回不去，你们快走吧。我们西征来了几万人，现在只看到你们俩。你们一定要活着回到延安，见到毛主席问好，见到康大姐问好。如果能见到我的儿子钱兵文，告诉他我死了，让他革命到底。”说完，她气喘得更厉害了，给她灌水，牙已撬不开了。我俩抱着她渐渐冰凉的躯体，大声地哭着。窑洞外是呼呼的北风，我俩守着战友的遗体坐了一夜，哭了一夜。第二天，我们找了块席子，掩埋了战友，抹干眼泪，又踏上了东去的路。
不久，我们在民乐县和马匪的骑兵遭遇了。当时我俩手无寸铁，想自杀都来不及了。敌人把抓来的红军集中在一起，当天晚上走到扁都口的山沟时，敌人怕我们趁黑逃走，便停下休息。他们让我和何福祥到河边打水做饭。打水的人很多，有被俘的红军，也有马匪。碰到战友，大家用眼神互相鼓励。当时离我们很远的地方有条山沟，放哨的马匪也离得比较远，我和何福祥趁机躲到山沟里，一直爬了五里多路，逃离了虎口。后来听说那些被俘的同志都被押到青海大同县的万人坑活埋了。我俩一路乞讨，沿途又碰上了几个失散的红军，大家结伴而行，走到永昌、武威、民勤交界的三岔时，又落人马匪手中。敌人把我们捆起来，一路走，一路打。他们把我们的衣服脱掉，逼着我们从结冰的河里淌过去，腿上被冰碴子割得尽是血口子。沿途的老百姓看到马匪对我们这样残忍，有的跪下给我们求情。我记得有位老大娘拉住敌人的马缰绳说：“老爷！饶了吧！这些都是女娃娃。”
在武威，关押我们的地方正是现在地区行署的院子。每天只给我们一些黑面烂菜，一点盐也不给。大家饿极了，放风时把院子里的黑花叶子都拔着吃光了。我们在又脏又湿的房子里关了几个月，一个个蓬头垢而。马匪为了显示他们的威风，押我们到海藏寺去洗澡。我们出去时，两边都是骑着马的匪兵。当时已是6月天，我们没有单衣换，有的同志还穿过冬的毡衣。敌人在马上向两边的老百姓喊叫：“快出来看这群共产共妻，这就是他们共产的下场。”大家虽被敌人折磨得不成样子，但没有一个低头的。老百姓看到我们这样坚强，许多人都感动得哭了。洗澡时，敌人又欺负我们，把他们的狗放了下来，大伙气极了，高喊：“如果不把狗拉出去，我们就和你们拼了！”敌人怕把事情闹大了不好收场，才把狗拉了出去。
在武威关押期间，我们宁死不屈，大家团结一致，没有一个投敌叛变的。敌人让我发表声明攻击红军，被我大骂一顿。他们就用皮鞭抽我，用刀背砍我，几次把我打得昏死过去。最后敌人觉得实在对我们没办法，就把我们女红军分配给敌人军官做老婆。大家宁死不从，大骂敌人。“要杀就杀，要砍就砍，我们是来革命的，不是给你们当婆娘的。”我几次逃跑都被敌人抓回，后来他们强行把我给了一个国民党参议员。我服鸦片自杀，被一个老乡救活，那个参议员也不敢要了。1937年冬我又一次逃出虎口，由于返回延安困难太多，就在武威住了下来，直到现在。注：李文英同志现为武威县城关镇居民。
不该忘却的记忆
刘汉润口述张立强整理
我叫刘汉润，四川人，生于1916年，今年（1986年）整整70岁了。俗语说“人过七十古来稀”，一到这岁数就像是风里的蜡烛，已到残年了。回过头看看：从四川到甘肃，爬雪山过草地时的艰辛，戈壁滩上同马匪的浴血奋战，祁连山上战友们的忠魂……从出家门时的小姑娘到现在的老太婆，这一辈子走过的路也够多的，经历也算得上丰富了。但几十年来最难忘记的，还是在甘肃河西走廊上的西征。
1933年，我在四川老家参加了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随队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按照上级的安排，我们四方面军的五军、九军、三十军及总部直属队等先后在靖远附近抢渡黄河后，组成西路军，准备经河西走廊去新疆，打通一条连接苏联的“国际路线”，争取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援助。就在这条荒凉的戈壁滩上，我们21万多人同马匪所部十数万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搏斗、厮杀。
过黄河后我们的第一站是老泉（现景泰中泉）。我们在一条山、雷家峡和守敌进行了战斗，消灭了不少马匪。总供给部直接从老泉到兴泉，没有进景泰（即条山镇）。那时马匪说“共产党共产共妻”，老乡们很害怕。所以每到一地我们就先做宣传，消除老乡们的疑虑，有时借宿老乡家，就帮助他们干活，走的时候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既当战斗队又当宣传队。部队又前进到了甘城、土门。在土门俘虏了不少马匪，起初对他们实行宽大，组织他们看戏，请首长讲话。他们当中愿回家的发给路费，愿参加红军的欢迎。但这些人中有一部分后来又反过枪口打我们，所以后来我们对俘虏的政策就比较严肃了。
在永昌，供给部的主要任务是搞后勤。马匪每天出动飞机轰炸，我们就把房子两头挖个洞，一头出，一头进，躲避飞机。在这里我们打死了许多敌人，也牺牲了不少战友。
在山丹，三十军的骑兵同马匪在城东头作战。我们除了配合他们作战，还负责组织成立苏维埃政府、搞宣传。我们还打开了马匪的银行，缴获了不少银元。另外，还要修工事、抬伤员，站岗放哨，一个人站一炷香的时间。
在临泽，战斗十分激烈。由于条件恶劣，部队的供给很差，常常没有粮吃。供给部的女兵就负责找吃的，我们用手把找来的谷子从穗上搓下来，把从远处背的冰块化成水，给大伙熬成粥喝。最后，我们撤离临泽时又碰上了一群马匪，就赶紧隐蔽到一座桥下，只听他们在上面减：“弟兄们，冲！前面都是些女共匪，冲上去每人分一个老婆。”我们等马匪过去后，一口气跑到沙河，那时正是正月天，滴水成冰，我们呵出的气凝冻成冰碴碴，粘在嘴边和下巴上，就像是长了白胡子。在沙河，我们同大部队会合了。
在倪家营，我们在城西，三十军在城东。西征以来，我们的武器来源主要是马匪“送”的，自己的兵工厂只造很少一部分。第一次打倪家营子时，守城的是从青海调来的民团，其中不少是新当兵的，战斗力较差，所以我们打得很顺手，这使陈昌浩同志产生了自满情绪，在部队已经撤出后又下令再次返回倪家营子。这次守城的是马鸿逵的第二旅，双方激战后，伤亡都很大。但我们不能硬拼，于是在清明前后，部队向祁连山转移。在梨园口又碰上了马匪的埋伏，花了很大的代价才冲出了重围。在康隆寺，郑义斋部长把女兵们组织起来保护部队的后勤，后来他也牺牲在这里了。杨文局（郑义斋的爱人）和我们从东面的一条沟里进了牛毛山，被一起编入妇女独立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