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着听着，地主们都慢慢走了。唱完了，指导员问：“唱得怎么样？”战士说：“唱得好。”指导员说：“好，为什么有人不愿意听？”战士说：“戳了他们的底。”指导员又问：“不愿听的是什么人？”战士齐声回答：“可能是地主。”指导员接着就讲了穷人养活地主，地主剥削农民的道理，战士们听了，进一步加深了对地主、对国民党的仇恨。九连的经验引起了辽东军区政委陈云的关注，指示在全区进行推广，要求把诉苦运动和杀敌立功运动结合起来，广泛深入地开展，并向“东总”和中央军委写了报告。
“东总”政治部主任谭政把调查和总结的三纵开展诉苦运动的经验及时向罗荣桓做了详细汇报。罗荣桓说：“这在部队政治教育上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创造，解决了当前部队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和方法问题，是部队政治教育的方向。”
罗荣桓极为重视谭政的汇报，授意政治部起草关于在部队政治教育中普遍开展诉苦运动的训令，谭政连夜突击，誊写成文，经他审定后，下发各部队。谭政又应罗荣桓的指示，组织人又将诉苦经验加以总结写成报道，并撰写了《东北日报》社论《部队教育的方向》，于1948年8月26日的《东北日报》上同时发表。社论指出：诉苦运动“在部队教育工作上是一个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创造。这个创造，主要解决了部队教育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部队教育当前的主要内容是什么，第二个，是如何进行部队教育”。社论说：辽东某部的经验证明：当前部队教育的基本内容应当是阶级教育。今天的战争，是蒋介石发动的。蒋介石蓄意发动这个战争，由来已久，蒋介石对人民有刻骨仇恨，把国内阶级矛盾提高到最尖锐的程度。因此，人民解放军——东北民主联军的部队教育，首先就是要把为什么要坚决进行爱国保田自卫战争的道理说清清楚，道理说得愈清楚，部队的战斗勇气就会愈高。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全军范围内有计划地进行深入的阶级教育。这种群众性的诉苦证明，普天之下都存在着两种人：一种是压迫的人，一种是受人压迫的人。前一种人经过各种线索的追寻，都归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就是他们的头子。后一种人经过各种事实证明，都归到共产党这里，共产党为人民办事，是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领袖。要报仇雪恨就要大家联合起来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打倒蒋介石。
经过普遍推广和引导，诉苦运动在东北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大规模地开展起来。1947年9月28日，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称赞“东总”诉苦运动搞得好。亲自修改向全军批转了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进行诉苦运动的经验。在报告中，肯定了诉苦运动的成绩，明确指出：在目前深入诉苦运动阶段，各部队希注意以下几点：一、以揭发封建压迫为主。二、发动干部诉苦。干部诉苦有时比战士诉苦作用更大，更能影响群众。三、部队诉苦与地方诉苦相结合。应派人参加地方诉苦大会或邀请群众典型到部队诉苦，以发动群众，使工农兵血肉相连，体验到天下穷人是一家。四、发动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揭发反动社会制度的没落与黑暗，从反面来教育群众。五、诉苦后，号召加强团结。
中央推广三纵的经验，有力地推动了新式整军运动，使诉苦运动发展成为全军部队进行阶级教育的主要形式。谭政，在这大决战的前夜，为修筑东北人民解放军思想上的钢铁战线是立大功劳的，无愧于罗荣桓称赞的“政治工作专家”。到了1947年11月25日，中央军委批准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兼东北军区。同时确立了东北军区领导机构，任命了领导成员，谭政由“东总”政治部主任，改任东北人民解放军兼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配合政委罗荣桓同志开展大决战前的东北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谭政是1946年1月受命到东北民主联军（后改称为东北野战军）任政治部主任的。在严肃纪律、严格新区征购粮食的各项政策、起草重要文电、巩固解放区等方面均做出了突出贡献。重新受命之后，立即投身于对大决战前东北敌我形势的总体分析上。他为使政治部在整个战争运动中发挥政治司令部的作用，当好高层首长政治参谋，首先对时局的整体情况进行了解和把握，做到了心中有数。在形势汇报会上，谭政详细分析了战争形势。他说：在全国各个战场，国民党军队已处于全线防御，总兵力下降到370万人，其中正规军下降为150万人，已经几乎没有战略机动部队。蒋介石预感末日来临，狗急跳墙，于7月4日悍然颁布《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妄图做垂死挣扎。其实，从1946年蒋介石在全国范围内向我全面进攻，11月召集伪国大，宣布伪宪法，当上伪总统，1947年3月驱逐在南京的中共代表以来，他的反革命内战的总动员早已实行了。在东北，国民党军在我夏季攻势中遭到惨败后，杜聿明7月8日调离东北。12日，蒋介石撤销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委派参谋总长陈诚取代熊式辉出任东北行营主任。陈诚到东北后，大吹“六个月消灭共军”，大力整编部队，并采取了“维护交通，确保海口，倚托重点，向外扩张”的机动防御方针，企图确保北宁路，打通锦承路，维护中长路，待机转为攻势。此时，关内我军也已转入战略反攻。入情入理的分析，来源于对战争形势的认真全面的把握和了解。首长把它作为定下决心的背景依据，部队把它作为认识形势，鼓舞斗志的形势教育好材料。谭政到职之时，正是我军东北人民解放军发动秋季攻势的尾声。取代熊式辉出任东北行营主任的陈诚。秋季攻势是罗荣桓协同林彪指挥东北我军发动的。从9月14日开始的。我军的作战方针是：沿锦州至山海关一线、义县及彰武一线和在以沈阳为中心之中长路南北两段，力求以运动战形式，歼敌有生力量，破坏铁路交通，相机夺取沿线城市。经我各路大军奋勇作战，到11月5日，结束了秋季攻势。总计在50多天的连续战斗中，共歼敌6.98万人，攻克城市15座，扩大解放区面积3.8万多平方公里、人口260余万，迫使敌蜷缩于北自吉林、长春，南至鞍山、营口，东至抚顺，西到阜新、锦州这样一个共有大小34个城市的狭小地区中，其面积仅占东北总面积的14%。谭政在组织总结秋季攻势政治工作经验同时，积极参与组织部署冬季攻势中的政治工作。冬季攻势是从12月15日开始的，于1948年3月15日结束，除中间短期休整外，连续作战90天。冬季攻势中，我军除同样采取南北夹击、东西呼应的大规模运动战打法外，又进行了必要的有利条件下的攻坚战，在四平至大石桥的中长路沿线和山海关至沈阳的北宁路沿线，到处展开进攻，共歼灭敌人15.6万人，攻克敌坚固设防的战略要点四平街和其他城市18座，争取营口守敌1个师起义，迫使吉林守敌弃城逃向长春。这样，就使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占领区，缩小到只占东北总面积的1%，被迫龟缩于长春、沈阳、锦州3个孤立地区的敌人陷于困境。
在冬季攻势中，我军各部队的政治工作极为活跃。谭政配合罗荣桓着力抓的诉苦教育、立功运动、战评运动（即发扬军事民主，评战术指挥、评技术、评勇敢、评伤亡等；与评功选模、了解选拔干部、鉴定和发展党员结合起来进行）和建立党委制等工作，在作战中充分显示出其保证战斗胜利的巨大作用。指战员普遍学习了新华社评论《蒋介石政府已处于全民的包围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等文件。同时，部队还结合诉苦运动学习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进一步提高了阶级觉悟和政策纪律观念，并且召开了战斗总结会、庆功会、英模会，干部战士人人订立杀敌立功计划，请战、求战情绪非常热烈。在冬季攻势中，气温低达零下四十摄氏度，夜晚在野外行军作战，赤手伸出一分钟，就冻得麻木难以屈伸，湿手摸枪身铁质部分会粘掉手皮，即使穿大衣、棉鞋，戴棉手套，在雪地卧上十几分钟，也会冻得爬不起来，常有机枪、六○炮在连续发射中因乍冷乍热而折断撞针的事，很多人冻伤了手脚。在这样恶劣条件下，各部队的战时政治工作更为活跃、生动。我参战部队斗志昂扬，连续奋战三个多月，士气始终旺盛，斗志越战越高。有的部队冒着敌机的连续轰炸扫射，在没膝的深雪中连续冲锋，有的部队在酷寒中进行大规模雪地作业，构筑高1.5米、长2000米的雪墙三道，掩护部队的接敌运动。谭政十分赞赏罗荣桓政委的一贯思想，即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是战斗胜利所依靠的两个基本条件中的最主要的条件，另一基本条件是正确的战术。按照这一思想，谭政在起草1948年1月1日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名义发出的《战斗胜利依靠两个基本条件》的电报，其中谭政特意加了一段为干部战士很容易理解和接受的说明：战斗胜利依靠两个基本条件，最主要是靠部队中间的政治工作，只有政治工作强的部队才能发挥全体战斗员的勇敢性，才不至于在敌火前爬着不动，才不至于发生要人多（密集队形）才敢前进，人少（三三制）就不敢前进的现象，才能使战斗员在战斗中有主动性和战术上的创造性。在冬季攻势初期，由于我军到处展开大规模进攻，陈诚误认为我军主力已经分散，于是，调集了15个师的兵力，自1948年元旦起，在铁岭、沈阳到新民一线200多里的地段上，沿辽河两岸向西北攻击前进，企图解除法库、新立屯之围和我军对沈阳的威胁。我军迅速集中强大兵力，于1月6日至7日，在公主屯地区一举全歼其左翼新五军军部、一九五师和四十三师共两万余人，活捉其军长和两个师长。新五军被歼后不久，陈诚称病离职。1948年11月17日，蒋介石发表卫立煌为东北行营副主任（后为代主任）兼东北“剿总”总司令。蒋介石命卫立煌统揽东北的党政军大权，允许恢复充实被我军吃掉的4个军的兵力，还答应从关内增兵，卫才到任就职。卫立煌到东北的时候，我军的冬季攻势尚未结束，他采取稳重姿态，把主力集中在沈阳附近，当新立屯、盘山、辽阳、法库、鞍山等城市被我军一一解放时，他说解放军惯用的是围城打援，他不愿意上当。蒋介石看到形势危急，曾企图把主力撤到锦州，准备必要时退入关内。但卫立煌和他的一些高级将领都认为一出沈阳即可能被我军消灭，不愿向西移动。经过夏、秋、冬季三个攻势，毛泽东主席所要求的创造解决“两路、四城”的必备条件，已经完全实现了。
全国革命形势也进到了一个转折点。
1948年3月，由谭政和政治部共同为罗荣桓政委准备的东北军区政治工作会议总结报告，充分反映了这一点。报告中，首先讲了全国的转折：“关于全国的形势，毛主席在去年12月25日的报告中讲得很清楚，明确地指出目前形势已进到了一个转折点，人民解放军打退了蒋介石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进攻。蒋介石20年的反动统治及帝国主义100年来对中国的统治，已经由发展到覆灭。这个转折点是很伟大的。过去历史上也曾有过转折点，但与这次都不同。辛亥革命是个转折点，是由孙中山所领导的，当时还没有共产党，工人阶级还没有组织起来，虽然推翻了清王朝，换上了民国的招牌，但因为没有组织人民的力量，结果北洋军阀来了个大翻把。大革命也是个转折点，共产党参加了领导，发动了广大的农民运动，但是因为革命的力量不够强大，加上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以致遭受失败。抗日战争又是一个转折点，在抗战中人民革命势力有了很大的发展，抗战结束后蒋介石又想翻把，但是他失败了，人民革命的力量没有倒下去而是站起来了。现在这个转折点，人民革命力量已很强大，而且是由共产党单一领导的。过去几次转折点之所以失败，不外乎两个原因：一个是革命力解放军在公主屯地区作战。量不够强大，一个是领导上犯了错误。而这次转折点，不但有了强大的革命力量，而且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是完全成熟了的，能够领导革命走向彻底的胜利。所以说，这个转折点在中国历史上是有伟大意义的。”接着讲了转折点的形成，第一是由于在八年抗战中革命力量有了很大发展，曾经打退了蒋介石的几次反共高潮；第二是由于从抗战到内战爆发，这一过渡阶段，我们是作了应付内战的充分准备的；第三是由于一年半来我军打退了蒋介石几百万大军的进攻，并且已经展开了进攻作战；第四是由于毛主席的领导，这将使中国革命取得最后的胜利。报告在总结东北形势的变化时说：
“从1946年6月到1947年春，是蒋军向我进攻登峰造极的时期。这一时期，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下，用了他最精锐的、经过美国训练和装备的部队，计7个军，21个师，加上地方保安部队共30万到35万人向我们进攻。开始我们的主力不超过10万人，敌人的兵力超过我两倍，所以当时说敌人处于优势是完全有根据的；同时我们还没有个立足点，后方到处是土匪扰乱，很不巩固。蒋介石企图在这时给我以歼灭性的打击，但是他没有成功，反而种下了失败的种子。他以一个团甚至一个营的兵力分头前进，到处占领铁路线和城市，结果造成了兵力的分散。我军经过南满的‘四保临江’和北满的‘三下江南’，基本上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使杜聿明不得不由进攻转为防御。从去年5月夏季攻势开始，我们进攻的作战至今已经10个月的时间，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10个月总共歼灭敌人27万，并使敌人三易主帅，三次改变作战指导方针。杜聿明由进攻转入防御，采取分散防御的方针，妄想把已占领的地方完全巩固起来。陈诚来了以后，蒋介石要陈诚采取重点防御，于是，陈诚便批评杜聿明是消极防御，而他的所谓积极防御，也不过是‘依托重点，向外围扩张’。卫立煌、罗卓英来后，又提出‘固点、联线、扩面’，实际上仍是换汤不换药，并未解决任何问题，反而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报告接着讲了关于东北胜利的原因，列举了了四条：一、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指导方针；二、东北局的《七七决议》解决了干部中“战”与“和”的思想和建设根据地的思想；三、动员1.2万千名干部下乡，执行了中央的《五四指示》，实行清算分地，很快发动了群众，并配合地方武装消灭了土匪，建立了根据地；四、我们党进入东北花了本钱，派了10万军队、3万干部。说到这里，他提高了声调：“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就有20个！当然工作应该搞好，如果搞不好，那真该打屁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