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声和战友们悬着的心放下了。右支队没有了，这些经费也没有太大用场，只要保住命讨饭也能回到陕北。他们泰然地让土匪们把财宝搜去，毫不痛惜。
那位首领捧着手帕观赏了一阵，觑了一眼面前几位破衣烂衫、面黄肌瘦的流落红军，动了恻隐之心，从手帕里挑拣出10多个小金戒指，给每位红军战士发还了2个。
“红军先生，对不起了！我们不是坏人，被生活逼得没有办法。这几个金戒指还给你们做路费。”达到目的的土匪头子客气地说。
看样子，他们也不是职业土匪，只是武装的骆驼队。武装是用来保护骆驼的，遇到适当机会也干点抢劫勾当，图财而不害命。
“我们知道你们是落难的红军，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红军先生，你们这样成群结队地白天走不安全，还是要分散隐蔽，夜晚走白天躲，前面马家军多着呢！”拿走了金子和枪的骆驼队首领，作揖告别了。
半惊半喜的王树声一行，每人揣着个金戒指，急速地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继续踏上了茫茫的流浪之途。
他们沿着祁连山往西走，经常被搜山的骑兵发现，对打一阵才能脱险。惊惊乍乍，无眠无食，王树声的身体被摧垮了，双腿发软走不动路，每遇与敌人邂逅，杜义德和警卫员就一边抵挡，一边挟着他的胳膊跑，弄得大家都疲惫不堪。
王树声望着毫无人烟的石头山和茫茫的大森林，陷入沉思。这样漫无目的地走下去，何处是终点？他想去追赶左支队，向牧羊人打听到新疆的路程。牧羊人只用一句俗语回答：穷八站，富八站，不穷不富又八站。这句俗语很含糊，一站是多少里？三八二十四站又该是多少里？没有人说得清，手里又没有地图。他意识到要追上左支队是不可能了，而且左支队的后面又有敌人追赶，跟在敌人的后面走是很危险的。他决定掉头东行，选择适当的山口出山再往北走，回陕北去。
他们从祁连山的南山下来，在峭壁石崖中穿行。不想被清水河挡住了去路。冰消雪融，春天水发，水深流急，徒步过不去。平时老百姓用的铁绳吊桥，被敌人在对岸将绳头解开，胡乱地搭在石柱子上，没有固定好。可是除了这吊桥没有其他途径可以过河。一位同志自告奋勇愿意冒险，从没有固定好的绳索上吊过去，几次险些要掉下河，最终还是侥幸过去了。他立即把绳头重新固定。连接两岸的只是一条碗口粗的活动绳索，绳索下吊着一只仅容一人的藤筐，这就是“桥”。人坐在筐里滑过去，相当吓人，看着就令人眼晕。几个警卫员都是十七八岁的孩子，看着飘荡在空中抖抖晃晃的“桥”，底下是轰鸣的波涛，心里直发毛，谁也不敢先过。“我先过！”王树声说，“咱们红军战士生死考验都经历过，还能被这小小的河沟拦住吗！”他一头钻进吊筐，“吱溜”一声就滑到了半空，眨眼工夫到了对岸。其他人心里踏实了，一个个钻进筐里，眼一闭，也滑到了对岸。
1937年端午节的前一天，他们越过祁连山的最后一个山峰，到达通往出山的后沟。前面不远就是出口了。他们决定按原部署，东返陕北。在山丹分为两股，一路沿山行，一路走大道。王树声是后者。
至此，王树声结束了在祁连山的百日游击生活，开始踏上了去延安的路程。
黄沙、黄沙，连绵不断高低起伏的大小沙丘，犹如无尽无头的海浪迎面扑来。每走一步，脚脖子就会陷进沙子里。倒流的沙流，常常使人走一步而退半步。
在离黄河不远的中卫县，王树声与杜义德分手了。这里仍是白色统治区，分开行动可以缩小目标。当地的土豪劣绅和反动民团已奉命搜抓红军失散人员。王树声是副总指挥，西路军三号人物，万一被俘虏，非同小可。杜义德为安全计议，建议王树声走较为安全的南路，而他则走北路。
没想到可能出危险的北边有惊无险。杜义德和警卫员顺利地到了黄河边，以一枚金戒指为报酬，请船工将他们送过了河。而以为较安全的南路倒是遇了鬼。在一个村庄里，王树声和两名警卫员突然遭遇敌人。黑暗中，慌乱里，彼此来不及招呼，就飞奔四散了。待王树声避过敌人，静下来时，发现只剩下自个儿孤零零一人了！而今眼下，王树声所能指挥的仅剩下他自己的一双脚了。王树声爬过雪山，走过草地，可这浩瀚无垠的沙漠，他生平还是第一次亲身经历。他拖着两只疲惫不堪的脚，踏进沙窝，就再难拔起来；吃力地跨一大步，也不过迈出几寸远。这一望无边的沙漠，何时方能走到尽头？！
并且，这沙漠气候也特怪，早晚冰冷刺骨，能把人冻僵；午间，火辣辣的太阳很晒人。疲倦和干渴像一层层粗糙的硬茧，死死地裹住了他。干燥使他的嘴唇和舌头僵硬了，而饥饿又使他的胃空空如也，四肢发软。他真想倒下去。
几经艰难，王树声终于走出了沙漠，这个时候他已经蓬头垢面，衣衫褴褛，靠打零工、讨饭度过了黄河。
一天，王树声穿过一个村庄，迎面走来一位老汉。王树声打量老汉一眼，见他不像恶人，便大着胆子上前探路：“大爷，这是什么地方？前边的路好走吗？”
老汉停下步，打量了王树声一番，反问道：“客官是干啥的？要去何方？”
“莫提起喽！”王树声长叹一声，“我是外地来做买卖的，路上被土匪抢了，如今成了叫花子，只好讨饭回老家去。”
西路军流散回来的将士，碰到人盘问，一般都以做生意遭劫来搪塞。有经验的人一眼就能看穿他们不是生意人。这位老汉上上下下打量了他一番，摇摇说道：
“客官，真人面前莫说假话喽。听你的口音，看你的步态，你不是个生意人。你不讲明，我也清楚。前边的路不好走，镇子里驻满了马家军，过不去哇！”
王树声一怔，正不知如何是好，老乡又说话了：“客官，你要信得过我，就跟我走，我是这地方人，路比你熟！”
王树声见他满脸敦厚，言谈也真诚，已猜出自己是流散的红军，却没有加害或避嫌的意思，就放心大胆地跟他走了。
“大爷，您贵姓！”王树声问道。“免贵姓俞，贱名学仁，客官尊姓！”俞学仁毕竟是生意人，客套话也说得顺溜。
“我姓李，叫李炎生。”他报了个化名，“俞先生，你刚才说我不像生意人，你看我像干什么的？”
“你是红军！”俞学仁一语道破，倒把王树声吓一跳。
王树声点头承认：“俞先生眼好尖，我的确是失散的红军，一路讨饭到了这里，还求俞先生多关照！”
“没说的！”俞学仁很痛快，“这些年闹共产，闹红军，我们听说的多了，知道红军是为咱穷人的队伍。往西去的红军，吃了大亏，被马家军打散了，我们也清楚。好多人都像你一样，穿得破破烂烂，讨吃要饭，往陕北跑。我还接济过他们呢！谁没有个三灾六病的时候！”
说话间，已经到了老汉的女婿家。女婿是个淳朴农民，热情好客，待老丈人的客人如上宾，又是沏茶，又是做饭，尽其所能招待了一顿。王树声在这家住了两三天，身体一恢复过来，便要告辞上路。
俞学仁见他归心似箭，也不再挽留，只是说：“前面还不太平，你换上本地庄稼人衣裳，委屈你扮作我的女婿，一路上装哑巴，以免口音不对出岔子，遇到盘问我来对付。”
这一天，他们到了甘肃与宁夏接壤的固北县境。此地已属陕甘宁边区，王树声一闻到边区的风就感到亲切，他好不高兴，竟然忘了自己的“女婿”身份，俨然主人口气：“俞先生，咱们快到家了！到了家里，我一定好好谢谢您，领你看看咱们边区的好风光！”
王树声就这样回到了延安。
1937年8月，在骑兵的护送下，历经千险、九死一生的王树声，终于来到了魂牵梦萦的延安。听说王树声归来了，毛主席立即在百忙中接了他去，请他吃饭，为他洗尘。
在长征路上的毛儿盖，王树声曾经见过毛主席。当时，由于战事紧张，未及畅谈。现在，再见到毛主席，王树声有多少心里话想倾吐啊！特别是他在西路军遭受如此挫折之后。老实说，王树声是抱着“负荆请罪”，甘愿接受党纪、军纪处分的思想去见毛主席的。一见到毛主席，他就一五一十地汇报了西路军的作战经过，他以极其沉痛的心情说：“我们西路军打了败仗，我对不起党和人民。”
毛主席不仅丝毫没有责备他，反而表扬了他勇于承担责任的自我批评精神，鼓励他放下思想包袱，继续前进。毛主席关心地对他说：“你回来就是胜利。西路军失败你没有责任！”
毛主席亲切热情地说：四方面军是党的军队，四方面军的指战员是好的，是跟着党走的，是为党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我们一定要承认这一点，不承认这一点是不对的。
毛主席指出：张国焘在四方面军、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工作上犯了错误，那是张国焘的责任，主要归罪于张国焘。中央也有责任嘛！什么责任呢？张国焘当中央代表、中央分局的书记，当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的军委会主席，都是中央委派的嘛！中央也有一定的责任。
毛主席鼓励王树声：你们都是好同志。你们在工作中也许有缺点、有毛病，但哪一个同志在工作中没有错误、没有毛病呢？那种所谓张国焘路线残余的提法是不对的，是错误的，我们绝不能这样看。
毛主席谆谆嘱咐他：你到延安后，不要背包袱，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为党、为革命做出更大的贡献。
毛主席的话，像和煦的春风，吹散了压在王树声心头上的乌云。
听说王树声渴望学习，临别时，毛主席还十分高兴地亲笔写信，介绍他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王树声上的是“抗大”第三期。这里，有他许多战友和部属。大家依然爱戴他，尊敬他为“老首长”；可他却把自己视为“普通学员”，和大家同上课、同讨论、同劳动、同娱乐，过着抗大校训所要求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全新生活。
经过一段学习，王树声的心境开朗了许多，觉得天也高了，地也宽了；西路军失败带来的阴郁，被革命大熔炉的温暖逐渐冲淡。使他格外快慰的是，通过党的建设学习，懂得了党的基本原则，从实践到理论，将自己参加革命十多年来的思想，作了一番比较系统地清理，弄通了不少是非问题，纠正了好多糊涂观念；当中，最主要的就是清算了张国焘错误路线对自己的束缚、毒害和影响。
作为终生的一个沉痛教训，王树声自此大会小会，念念不忘检讨自己跟随张国焘所犯的过失；作为痛改前非的表示，王树声也曾主动登门，向朱总司令赔礼道歉。豁达大度而又胜似兄长的朱总对他说：“算啦，树声同志，认识了就好。咱们言明气散！”本来，在王树声入“抗大”学习之时，全党、全军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批判和斗争基本上已胜利结束，但他却积极主动地补上了这一课。这也使关心王树声的许多同志大为赞赏。老实讲吧，王树声原是张国焘手下的一员“名将”。他对张国焘的错误能否认识？对其斗争究竟持什么态度？大家嘴里没说，心里却是很关切的。现在好啦！王树声不仅认真学习了党中央《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及有关文件，表示了坚决拥护这一决定的鲜明态度；而且，他还紧密结合实际，通过切身感受，分析、揭发、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跟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彻底决裂、划清界限，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襟怀坦荡、维护真理、勇于自我批评的大无畏气概，这怎能不令人敬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