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对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是规模空前的。蒋介石经过半年多的准备，直接用于进攻中央根据地的兵力就有50万人，北路军仍担任主攻，由顾祝同任总司令。其中陈诚指挥的第三路军，仍旧按照第四次“围剿”红军的路线，向广昌方向推进，企图寻找红军主力作战。这次，敌人接受第四次“围剿”长驱直入的失败教训，采取了堡垒主义的作战方针。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堡垒封锁圈，北部从赣江延伸到永丰直到黎川；西部沿赣江到赣州，继续向南到信丰以北和会昌以南，直至福建边界；东部和东北部在我根据地军民的打击下，堡垒体系没有构筑完成，敞开一个大缺口。这样黎川一带便成为敌人觊觎的对象。黎川是当时闽赣省委、省政府和省军区的所在地，可是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方针指导下，采取“两个拳头打人”，希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闽赣军区的兵力几乎全部调到东方战线配合东方军入闽作战去了。我回到黎川时，在敌人大军压境的形势下，闽赣省委和省政府已奉命撤出黎川城，顾作霖、邵式同志都已经走了，只留了一个供销合作社，部队也只有一个70人的教导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这时敌人已逐步完成对中央根据地的“围剿”部署。9月25日，也就是我回到黎川后的第五天，敌周浑元军的3个师由南城、硝石向黎川发起猛攻，开始了对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9月28日，帮先头部队占领了黎川的外围阵地，又派别动队插到黎川后面。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敌人即将形成合围，而我退路即将被切断的情况下，我部署了紧急撤退。在掩护伤员和物资转移出去后，我带着70人的教导队最后撤出黎川，退到60里的溪口。黎川就是这样失守的。从我接受任务回黎川到撤出黎川这八天的时间里，军委没有给我下达坚守黎川的指示，也没有明确的撤离黎川的指示。从军委的意图看，是不想丢失黎川的，因为当时的口号是“御敌于国门之外”“不丢失一寸土地”，可是，由于主力部队分离作战，全部分散在外，黎川事实上是无力坚守的。9月25日，军委发现敌人疾进黎川时，才急令东方军立即结束东方战线，集中泰宁准备出西北迎敌。东方军自延平、将乐、顺昌前线撤回泰宁时，已是10月初了。在这期间靠我70人的教导队顶住敌人3个师的进攻，如何有可能呢？或是被围歼消灭，或是撤退待机，在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我作出了后一种决断。我个人认为，黎川失守是不得已的，失守的原因当归之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军事指挥上的失误。李德在他的《中国纪事》一书中，谈到东方军入闽作战这一段历史时说：在这次战役中，我们夺取了大片地区，缴获了大量战利品，并以停火而结束；从纯军事角度来看，当然是一次胜利，可以说是达到了既定目的。但是另一方面，蒋介石趁我北线主力暴露之机，将碉堡工事沿盱江继续向南一直修到南丰，出其不意地占领了黎川……中央红军不得不以急行军的速度救援告急的北线。这样，蒋介石为第五次“围剿”夺得了有利地位，而我们在福建的优势也因此丧失了。这一段话，是颇能说明问题的。李德此时刚刚来到中央苏区。以后他担负了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工作，他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相结合，独断专行，军事上瞎指挥，导致了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他的《中国纪事》一书，采用了歪曲事实、混淆是非的手法，侮蔑贬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为自己的严重错误辩护、开脱。但在这个问题上，他却也不得不承认黎川失守是由于一些领导者把红军主力东调西调，在军事上指挥失误造成的。
本来，在战争中，一城一池的丢失既有它的偶然性，又有其必然性，一般是不可避免的，此乃兵家常事。问题是如何从失败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从而调整部署，争取战争的主动权，转败为胜。可是，敌人占领黎川以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们仍旧坚持消极防御方针，拒绝采取诱敌深入、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军委急调东方军北上，还是为了收复黎川，“御敌于国门之外”。在10月9日、22日连续部署了硝石、资溪桥战役。军委开始命令我到资溪指挥地方部队，分向东、北两个方向开展游击战，阻扰敌人前进。后来，又让我指挥十九、二十2个师钳制金溪地域的敌人，以配合硝石、资溪桥战役。结果，由于敌强我弱，血战数日，两个战役均失利，红军遭到很大的损失。10月28日，军委决定成立七军团，“以寻淮洲为第七军团长，萧劲光为政委，指挥十九、二十、三十四师和十军南下独立团”。七军团是我去着手组建工作的，当时战事十分紧张，组建后，未来得及集中即奔赴战场。我率七军团的部分部队奉命向金溪逼近，阻止敌人前进，掩护主力三军团集结进攻黎川。11月11日，我们便参加了彭德怀、滕代远同志组织指挥的浒湾战斗，战斗结束后即离开了七军团。所以在我的印象中，一直没有与寻淮洲同志见面，三十四师和十军南下独立团也没有正式编过来，属于我指挥的部队，仍旧是十九、二十和二十一师。浒湾战斗的过程是这样的。1933年11月，敌1个师出资溪沿金溪公路向浒湾移动。军委命令我们归彭、滕指挥，打击这股敌人，军委的战略意图仍旧是，先消灭黎川外围的敌人，再“收复赤色黎川”。我们的任务一是钳制浒湾之敌，二是截断金溪至浒湾的公路，阻敌向浒湾移动，待三军团赶到后，再一举消灭。11月11日，我十九、二十师进入阵地。十九师配置于北面高山地区，钳制浒湾敌人并准备与处于东、西、南三面的三军团形成合围，其余部队占领浒湾东北方向约十里路的八角亭一带阵地。粟裕同志率二十师在一面，我率几百人在另一面。敌人的这个师先期到达，我们当即与敌展开激战，将敌人阻止在一片森林地带。战斗过程中，粟裕率部队主动出击，缴获了敌人的机枪等战利品。次日晚，三军团主力赶到从东南方向包围了敌人。三军团赶到指挥部没有通知，直到第三天拂晓，我们听到枪声激烈，估计是三军团主力赶到，才立即主动配合，向敌人发起攻击。战后得知，彭德怀同志因感冒不能指挥，这场战斗是由彭雪枫同志指挥的。由于敌人已经在森林里构筑了工事，三军团的主攻没有奏效，伤亡700余人，无力再进行突击。敌人将我主攻部队击退后，终日用飞机对我阵地轰炸。到了晚间，守卫浒湾的敌人在装甲车的掩护下出来接应。被围的敌人也集中力量向我防御阵地突围，我们的部队也伤亡了300人。粟裕同志的1个师摆了个长蛇阵，在宽大正面上阻击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敌人突出包围圈，打通了去浒湾的道路。
浒湾战斗的失利又一次说明，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采取冒险主义的进攻和单纯防御的战略战术，必然是处处碰壁，使我军陷于被动的地位。然而，“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人不是从这些失败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改变这种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而是丝毫听不得不同的意见，对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一大批同志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和斗争。浒湾战斗以后，这种斗争扩大到军队中，我则是首当其冲者。
凡是在中央苏区工作过的老同志，对当时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是记忆犹新的。这是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在政治上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在组织上推行宗派主义的恶果。何为罗明路线呢？罗明同志是福建龙岩人，我在闽西工作时，他是闽粤赣省委的负责人之一。1933年初，临时党中央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博古等同志路过福建永定的时候，检查了闽西的工作，时罗明同志任省委书记。博古等同志从“左”倾教条主义出发，看到罗明同志把战场布置在苏区内地，坚持诱敌深入，打游击战，而不是“御敌于国门之外”，便抓住这个“典型”，说成是“退却逃跑”，是“右倾机会主义”，是路线斗争，称之为“罗明路线”，这场斗争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泽东同志的。从1931年的赣南会议开始，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进行打击。在打赣州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又提出过不同意见，反对打敌人重兵防守的中心城市，因而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又对毛泽东同志进行打击，称之为“右倾机会主义”。他们不仅打击毛泽东同志，还打击赞成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反对他们“左”倾冒险主义的一批革命同志。而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实质就是反对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这场斗争先是在闽西，后来在赣南，先在地方，后在军队开展起来了。
浒湾战斗后，方面军总部和军委以战斗失利为名，本想加罪于彭德怀同志，但慑于彭德怀在军队中的威望，又没有直接指挥这次战斗，所以就移罪于我，当即下令撤了我的职，调往建宁总部审查。以后，总部派彭德怀调查战斗失利的经过。彭德怀调查的结果认为，责任不在我，并向总部作了说明。可是，当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为了推行其“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方针，必须在军队中开展反对“右倾逃跑主义”的斗争，借反罗明路线的斗争，继续强行推行其“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根据这一斗争的需要，虽然彭德怀同志调查说明我并无责任，但“左”倾路线的执行者们仍然不放过我，于是又反过头来抓黎川失守问题。因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们坚持要把战场摆在黎川西北，“御敌于国门之外”，而我却提出要诱敌深入至资溪、泰宁一带打游击战。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又没有坚持硬拼，而将部队撤出了黎川，这就构成了他们反罗明路线所需要的右倾逃跑主义的口实，于是，我便成了“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者”。
我被撤职送往建宁的当天晚上，前总的一位负责同志接见了我，给了我一份《铁拳》，我一看，是《反萧劲光机会主义专号》，上边刊载着顾作霖等三位同志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叫《反对红军中以萧劲光为代表的罗明路线》。很显然，这就是当时给我的问题确定的性质。看了文章，我感到有许多说法与事实不符，心里很不是滋味。事情还未弄清楚，问题却已经定性了，我向这位负责同志进行了申辩。这位负责同志说，“虽然事实有出入，但是党已经决定在军队中开展反对以你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以教育全党，你应该服从党的决定”。我说，“如果不讲事实，如果是这样的说法，我还有什么话可讲呢？”以后便再也无人找我谈话了。
在建宁进行“审查”之后，我即被送往瑞金。到瑞金后，第一次参加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就开展了对我的斗争。会议的内容是“反萧劲光机会主义”，由博古作报告。报告的内容与《铁拳》上文章的内容完全一样，有些地方更加扩大化，并提出“打倒蒋介石的走狗萧劲光”等口号。以后，又在全军上下，运用报刊、漫画、演戏等各种形式，开展对我的批判斗争。后来，博古告知我，“党决定要公审你”。这样，在瑞金近1个月的时间，未经初审，便召开了公审大会。
1934年1月6日上午11时，由最高法庭组织的最高临时军事裁判法庭对我进行了公审。参加者有红军各部队，中央一级及各后方机关的代表。主席宣布开庭后，由书记读控告书。控告书以黎川失守为主题，而浒湾战斗则以“丢伤兵”为罪名。我不禁疑惑，从黎川失守到浒湾战斗，先后1个半月的时间，并没有追究我的责任，而是让我去组建七军团，我的撤职查办的罪名是浒湾战斗的失利，何又以黎川失守为主题呢？控告书读毕，问我有什么意见。我答辩说：“我手上的兵都被调走了，敌人是1个军3个师，我只有70人的教导队，怎么能守住黎川呢？再说也没有任何人让我死守黎川。我守到差不多被敌人包围的严重情况下才带部队撤出，这有什么错呢？”这时原告问我，“为什么不发动群众？”我说，“省委、省政府都撤走了，我靠什么发动群众，群众发动起来赤手空拳怎么对付得了那么多的武装敌人……”至于丢伤兵的事，控告书指责我在八角亭战斗后，没有派部队护送伤员，以至让敌人俘去一批伤员。事实是这样的。八角亭战斗我们伤亡了300余人，我派周子昆师的1个营护送这300余伤员经过敌占区去后方根据地。途中遇到敌人袭击，有十几名伤员掉队，而其他大部分伤员在我部队的掩护下，完全到达后方根据地。这个罪名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我说明情况以后，会上喊口号的群众也没有原先那个劲头了。就这样宣布公审结束，开除党籍和军籍，判五年徒刑，无上诉权。
由于公审时的主要内容是黎川失守问题，所以不少同志至今仍以为我是黎川失守后被撤职的。当时，确定开展对我的斗争，不在于黎川还是浒湾的一次战斗的失利，而是党内反罗明路线斗争的需要。当时受打击的并不是我一个人。众所周知的“邓、毛、谢、古”，这是“四大”；据李井泉同志讲，还有“四小”，就是萧劲光、陈正人、李井泉、余泽鸿。他们还把当时在军队中的一些政治委员，如罗荣桓、滕代远等同志都撤换了。打击这一大批同志的目的，是打击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以压制党内、军内拥护毛泽东同志，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同志。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有一段话，黎川失守要问罪萧劲光，“博古警告我，不要在革命军事委员会谈及这个问题，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反应很敏感。因为从根本上说，他同罗明和萧劲光执行的是同一条路线”。尽管李德有意进行渲染，但从反面也颇能说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者借反罗明路线，来达到反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实质。这种在党内斗争中采取旁敲侧击，任意罗织罪名，曲解事实，甚至不惜“移花接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完全违背了我党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给我党所造成的损失是很大的……
就在萧劲光被关押期间，毛泽东派贺子珍同志前来探视。贺子珍转达了毛泽东的话：黎川失守是“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造成的，你应该撤退，做的对。后来在研究如何处置萧劲光时，“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者主张拉出去毙掉……毛泽东闻讯拍案而起，愤怒地说：“打击萧劲光就是打击我，是杀鸡给猴看。”在毛泽东的坚持下，王稼祥几次拒绝签字，终于在刀口下救出了萧劲光的一条命。
一个月后，萧劲光被释放，调到红军大学当教员。长征途中谭政脚上留下痛苦纪念。
1934年10月，江西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坚持了整整一个年头。红军由于未能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准备战略转移了。
蒋介石为了把红军消灭在以瑞金为中心的苏区，曾经设了一道又一道封锁线。战略转移开始，谭政任政委的红一师担任左路纵队的前锋。开步走，第一个攻击目标是敌人的新田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