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激将法”，真把王树声激怒了。他满脸红似火，如放小钢炮般回答道：“我们还有二一七、二一九团嘛！打不垮敌人，请按军法论处！”
说罢，他就飞身上马，带领部队一阵旋风似的向敌人冲去。经过几个回合厮杀，敌人被歼4个多营，溃败了。
但敌人并未就此罢手。12月1日，当红军继续西进，行至户县南的炉丹村一带时，后梯队又被敌2个师截断；同时，敌人另4个师，也由东、北两方逼近；南边又被高山所阻，红军处境再呈危急。
王树声又被召回，率部对敌展开夹击，激战通宵，将敌打垮：毙伤敌胡宗南部第一师团长以下官兵数百；全歼陕军1个警备旅，生俘旅长以下数千人。在关中平原虽然打了几个胜仗，但围堵的敌各路重兵也趁机赶了上来。为了摆脱敌人，红四方面军决定渡过汉水向陕南、川北地区转移。
12月上旬，王树声率先头部队七十三师来到汉水之滨。王树声勒马江边，犯难了。渡吧，船只已被敌人拉光，费了老大精力，只觅到2条小船，还不够运伤员和文件的；涉水吧，不明深浅，天寒地冻，又怎能冒此风险？想来想去，他还是下令：到各地收集木料，准备搭浮桥。
正在这时，徐向前总指挥飞马奔到江边。他扫了四周一眼，急匆匆问道：“师长哪里去了？”
王树声闻讯赶来。徐总指挥一见他，就满面严峻地说：“你们怎么还按兵不动？现在是前有大江，后有追兵。你们想全军覆没吗？”
“我们在准备搭浮桥！”王树声报告。
“来不及了，快过去！”徐总指挥下令道。“我已经察看过了，可以过！”
王树声一甩马鞭，跃入江中。走不多远，江水淹到了马脖子。他回头大喊：“水不深。大家都跟我过呀！”
全师不管“水鸭子”“旱鸭子”，都泼喇喇地扑向江中。
虽然，当时正是枯水季节，河面不宽，水深齐胸，但两腿一迈进汉水，立即从脚下冷到头顶，真可谓水寒如刀，流速似箭。为了防止发生事故，大家手拉着手，一步一步向前走，越走越深，越走越深，直到水漫胸脯，才越走越浅，越走越浅，最后到达了汉水的对岸。指战员们一登上东岸，被刮来的冷风一吹，比浸在水中更难受，有的“跳舞”，有的僵住了，可大家没有一个叫苦的。因为他们心里都明白，渡过汉水，就彻底摆脱了前堵后追的敌人，就意味着盼望的转机的到来！
渡过汉水之后，经调查，发现陕南地区连年干旱歉收，又遭土匪践踏，我军不宜久留。而四川的各路军阀，正云集成都地区混战，红四方面军领导鉴于以上情况，便决定向川北进军。
进军川北，必须翻越大巴山。当地群众听说红军要翻越大巴山，有的担心，有的劝阻。
“哎，这冻天冻地的，你们能翻过去吗？”
“你们不知道，那个大巴山，可不是山包包，上山七十里，山顶七十里，下山七十里，三七就是二百一十里呀！在这冰封雪盖的冬天，山上都是羊肠小道，你们怎么能过得去呀！”
“我们能过去，一定能过去！”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
百姓和群众见红军的决心已定，于是不再劝阻了。他们喃喃地说：“好，能过去就好。托菩萨保佑你们，平平安安地翻过大巴山。”
12月18日，作为全军的先头部队，王树声率七十三师踏上了征服大巴山的艰苦行程。
大雪封住了巴山，到处都是白皑皑的。分不清哪里是羊肠小道，哪里是坑洼岩石。先头部队任务就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王树声率领的先头部队，首先要闯出一条路来，然后还要加宽，加固，设置路标，排除险情，非常辛苦。越往上爬风越大，越往上爬天越冷。呼出的一口口热气，马上变成了一团团白雾，凝挂在眉毛、胡碴儿、头发上，让人辨不出原来的模样。
红军指战员在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鼓舞下，凭着顽强的毅力和一往无前的勇气，终于把大巴山甩在了自己的身后，进入了川北地区。
到此，历时两月多，行程3000里，红四方面军完全摆脱了战略大转移以来的被动局面，进入了一个新的境地。
在红四方面军进入秦岭山区不久，敌人就开动了他们的宣传机器，幸灾乐祸地叫嚷，红军“仅剩五千余人，毫无战斗能力……陕境万山重叠，道路崎岖……连日天气严寒，共军衣不蔽体，食不得一饱，不死于炮火，即死于冻馁……不日即可完全消灭”云云。
然而，就在敌人盲目的喧嚣声中，王树声和他的战友们，却以自己盖世无双的行为，谱写了一支英雄乐曲，永远响彻在秦岭上空和汉江两岸。
当时的四川，军阀割据，四分五裂。各派军阀之间矛盾重重，连年混战。据不完全统计，1912年以来，四川军阀的混战，平均每个月就有两次。红军入川时，刘湘与刘文辉争霸四川的战争正在继续进行，四川的大小军阀几乎全部卷入了这场规模空前的混战之中。仅这一次混战，“双方死亡至少当在五万以上，军费消耗不知若干万万，人民直接间接生命财产之损失，尤不能数计。”
大小军阀为了维持巨大的军费开支，横征暴敛，残酷地剥削人民。当时四川有70多种苛捐杂税，而田颂尧统治的地区名目更多，人们形容说：“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有屁无捐。”军阀们还强迫人民大量种植罂粟，每年要缴“特别捐”，以缴大烟土代替赋税。不肯种罂粟的，要缴“懒税”。因缴不起捐税而被吊打时，还要付吊费、打费。大量种植罂粟的另一恶果，就是当地男人普遍吸毒，农业劳动主要靠妇女承担。俗话说“要吃通江饭，婆娘打前站”，指的就是这种情况。由于兵连祸结、土匪横行、苛捐杂税，农民有田不能种，有家不能归，真是到了“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的绝境了。人民终年过着“三月杂粮三月糠，三月野菜三月荒”的悲惨生活。敌川陕边区“剿匪”督办田颂尧。
军阀们深知苦难深重的民众百姓就好比是干柴，而入川的红军则是火种，干柴遇火星那不成了燎原大火？因此，为维护共同利益，他们暂时停止了彼此间混战，首先集中力量剿灭红军。
川北是军阀田颂尧的势力范围，他首先感到了红军的威胁，于是第一个跳了出来，想打红军一个措手不及。
1932年2月，敌川陕边区“剿匪”督办田颂尧，以38个团、6万余人，组成左、中、右三个纵队，向红军进行“三路围攻”。王树声指挥七十三师的2个团，抗击敌人主力左纵队18个团（后来增至25个团）的猛烈进攻。坚守大、小骡马、小坎子阵地时，多次与敌人展开肉搏战，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攻。在战斗最激烈的10天内，就歼敌5000余人，有力地配合了徐向前总指挥在东线的作战。五月，西线反攻时，他指挥七十三师从正面出击，在右翼兄弟部队配合下，将敌左纵队的13个团，分割包围于空山坝地区。战斗打得激烈、艰苦、顽强，王树声坚定沉着，果断指挥，激战3昼夜，全歼敌7个团，击溃6个团，毙伤俘敌旅长杨选福以下官兵5000余人。敌人全线崩溃，我军乘胜扩大战果。6月10日，王树声指挥七十三师二一七团的2个连，袭占华盖山，仅以轻伤2人的代价，歼敌500余人。至此，历时4个月的反“三路围攻”作战胜利结束，共歼敌1.4万余人。
粉碎敌人的“三路围攻”后，红四方面军进行了大规模的扩编，把原来的4个师扩编为4个军。战功卓著的王树声被任命为三十一军军长。随后不久，党又把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的担子压在了王树声的肩头上。
能成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助手，王树声既感到十分荣幸，又有点惶惶不安。自徐向前到鄂豫皖苏区起，王树声就一直把他看成是自己尊敬和崇拜的师长。徐向前高超的指挥艺术，王树声从心眼里敬佩不已，并视为自己学习的楷模。如今能给徐向前当助手，王树声又怎么能不激动呢？但他又考虑到，自己在各方面都与徐向前差的很远，当助手怕难以胜任。王树声讲出了自己的顾虑后，徐向前推心置腹地对他讲：“万事开头难，让你当副总指挥是党对你的信任，只要坚定地依靠组织和周围的同志，相信你会干得很出色的。革命也好，打仗也好，都不是天生就会的，只要你肯努力，一定会在实践中尽快提高自己的能力。”
徐向前的一番话，犹如温暖的春风吹进了王树声的心田，他在心里暗暗地说：“我一定照你的话去做，当一名称职的助手。”为尽快提高自己，王树声在戎马倥偬的间隙，抓紧一切时间读书学习。由于他经常熬夜学习，刻苦钻研战略、战术，同志们都说他比三国时常挑灯“夜读兵书”的关云长还用功。遇到疑难问题，就虚心向徐向前及周围的其他战友请教，直到弄懂为止。同志们劝他要注意身体，劳逸结合，他却总说：“我最大的遗憾是没有上过军校。过去带一个团，带一个师打仗，尚感吃力，如今要指挥几万人，今后的仗将会更大，更复杂，不努力学习，怎么得了呢？”
王树声的努力果然在实践中得到了回报。
1933年10月，蒋介石纠集百万大军，飞机200余架，在德、意、美等国军事顾问的参与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为策应对中央苏区的进攻，蒋介石再次电令四川军阀刘湘，对川陕边红四方面军发动新的围攻。
刘湘鉴于此时经两次大战已击败劲敌刘文辉，为了进一步扩大势力范围，独占全川，遂一面高唱“统一四川财政”“统一四川民政”等口号，一面企图凭“剿匪”总司令的名位，进一步控制大小军阀。因此，10月4日，刘湘在接受了蒋介石资以的大量军费、军火之后，在成都正式就任四川“剿匪”总司令。他狂妄地吹嘘“三个月内肃清赤匪”，并要求各路军阀捐弃前嫌，“全川袍泽，共赴事功”。在蒋介石的指使下，刘湘在成都连续召开“剿匪会议”，纠集四川主要军阀密设狂谋，准备兵分六路对川陕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攻。刘湘策划的六路围攻，总共摆上110余团，10万余人的兵力，另外还有两队战。真可谓：不借血本，阵势庞大。
10月间，敌人发起精心策划的六路围攻后，红四方面军总结了前期作战的经验教训，鉴于敌众我寡的态势，为了避免不利条件下的决战，决定采取“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方针，以求得在运动防御中大量消耗、疲惫敌人，创造反攻破敌的条件，待条件成熟时，再实施全面反攻，各个击破敌人。方面军总指挥部调整了作战部署，决心以东线为主要防御方向，由总指挥徐向前亲自指挥，集中四军全部，九、三十军各一部及三十三军，共20余团，主要对付敌主力第五路在东线的重点进攻；西线，则由副总指挥王树声统一指挥三十一军主力和九、三十军备一部，共十余团，钳制敌一、二、三、四各路，并监视陕南之敌。
12月16日，敌人的第一期总攻，由东、西两线先后开始。王树声指挥西线红军，与东线红军遥相呼应，紧密配合，给进犯之敌一、二、三、四路以迎头痛击。仅快活岭一战，就歼敌上千。
1934年元旦之夜，王树声决定趁此“佳节良宵”，对进至仪陇城南五里堆等地之敌第三路罗泽洲部，进行一次“犒劳”。他点精兵两支，从左、右两翼摸上五里堆的鹅项颈。深夜12点，以夜袭为能事的红军勇士们，立即从鹅项颈发起猛击，拦腰斩断了五里堆。当地游击队、赤卫军也团团围来助战。敌人从迷梦中惊醒，慌乱迎战，伤亡惨重，忙向南突围。又恰逢从双盘庙增援而来的敌军，黑暗中，互看不清，都误以为是红军，“乒乒乓乓”干了起来，双方死伤难计。红军先后歼敌400人，生俘百余，缴枪200多支。
夜袭五里堆的同时，王树声还指挥另几支红军，在大寅坡和老木垭等地伏击、奇袭敌军，也都获得全胜。敌罗泽洲部遭此血的教训，一蹶不振，再不敢轻举妄动了。
到元月中旬末，敌人梦想在一个月内完成的第一期总攻计划，除了捡到红军主动撤出的宣汉、达县、仪陇三座空城，就是被歼官兵逾万，飞机一架被击落。随后，更不断遭到红军的重击，特别是在东线。
敌人绝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果然，2月2日，刘湘为部署新的进攻，又在成都召开“剿匪”军事会议，策划第二期总攻。3月3日，刘湘向各路敌军下达了第二期总攻令。敌人看到短期内消灭红军已不可能，于是改用逐段推进的办法，妄图在1个月内将西线红军压迫到通江、巴中、木门以北地区，再包围歼灭。在东线，则妄图占领万源，并推进至石盘关、竹峪关以东一线，封锁川陕边界至镇巴四川王——军阀刘湘。门户；企图截断我军通向陕南的道路。
3月4日，西线的敌军首先向我军发起进攻。西线我军早做好了迎敌准备。他们在王树声的指挥下，巧妙地与敌周旋：在主要阵地上，依托着凭险构筑、遍设鹿砦等障碍物的坚固工事，奋力阻击，消耗敌人；在次要阵地上，少数兵力，由游击队、赤卫军助战，并于密林要口，遍树红旗，广布疑阵，迷惑、吓唬敌人。白天，当敌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发动集团冲锋时，他们仅以少量部队进行狙击，灭其锐气；待敌仰攻至主阵地前时，再亮出红军的一大“绝招”——甩手榴弹，大炸敌人；随后，乘敌气竭力衰，再以另一“绝招”——白刃刺杀，消灭进前的敌人。
经过一番浴血奋战，西线红军一举击溃敌10个团，歼敌2000余人。我军大量杀伤、消耗敌人，完成阻击任务后，按方面军命令，退守通江附近杨柏河、得胜山一线。
东线，敌人鉴于前一时期全面进攻失利，遂改取重点进攻，企图先突破一点，再及其余。徐向前总指挥亲自指挥的东线红军，以昼防夜攻等战术，屡挫敌人，歼敌3000多人，迫使敌虽重点猛攻20余日，却在红军主阵地前难以进展——敌的二期总攻又随之破产。
3月28日，刘湘在蒋介石的催逼下，又下达第三期总攻令。企图在东线夺取万源，在西线占领南江、通江，尔后，从东、西两线合围，聚歼红军于川陕边境地区。4月2日，敌总攻开始。东、西线红军，在徐向前和王树声分别指挥下，按照既定的战略战术，沉着、顽强地回击敌人。在我军的英勇阻击下，敌人伤亡塞道，损失惨重。敌人的第三期总攻，又是虎头蛇尾，无利而结。
从1933年11月至1934年4月底，我军虽后撤200—300里，暂时放弃了根据地大部分城镇和农村，但却在运动防御中歼敌3.5万余人，粉碎了敌人的三期围攻计划，同时也造成了敌营垒中各种矛盾的进一步加剧，特别是敌第一、二、四路，唯恐一旦“剿赤”结束，刘湘会卸磨杀驴而难以自保，所以当东线敌第五路与我激战时，西线敌军却一再姗姗而行，实则作壁上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