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近午时分，黄公略指挥第三军突然向敌第二十八师侧后发起猛烈攻击，林彪、罗荣桓指挥的第四军也抢占了有利地形，敌人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夜幕四垂时，敌第二十八师大部分被红军歼灭了，敌师长公秉藩也同张辉瓒一样，被红反围剿中沉着指挥部队的罗瑞卿。军俘虏。
部队转移时，罗瑞卿躺在担架上。他睁开眼，看见天空又高又远，宇宙那么广阔，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和星星。也不知转移了几个地方，罗瑞卿觉得伤口好一些了。
一天，卫生员背着一个装满棉花纱布的药包给罗瑞卿换药。也许是卫生员缺乏经验，揭开纱布时，把伤口上刚刚结起的一层痂皮也撕下来了。罗瑞卿只觉得伤口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鲜血又像泉水似的涌了出来。
头发湿了，衣服染红了，眼睛又被糊住了。卫生员手忙脚乱，怎么也止不住血。罗瑞卿的心跳得凶，他想：这真是逃过初一逃不过十五，这下又完了，要是血止不住……
几名医生慌慌张张地跑过来，使尽浑身解数，终于把血止住了。临走时，一名医生还在罗瑞卿的伤口上撒了一些磺胺粉。
“罗政委，磺胺这种药粉，既能止血，又能消炎，灵得很呀！”医生一边上药，一边安慰罗瑞卿。
罗瑞卿的伤渐渐好了。他对磺胺也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情。
新中国成立后，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公安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当他看见谁的手脚不小心划出血时，总是那么一句话：“快撒上些磺胺粉，那药最灵了。”
许光达从官帽山到莫斯科
1931年元月初，当时在中央苏区的粟裕、黄克诚、谭政、罗瑞卿等在朱德、毛泽东指挥下，忙于第一次反围剿作战时，位于洪湖苏区的红二军团前委在走马坪召开会议，决定依托五峰、鹤峰，进军石门，创建根据地，以冲破敌人的包围和向外发展。
许光达在他1945年写的《历史的回顾》中记叙了这段生活：
在五鹤峰一带之流动游击生活——杨林寺失败后，退鹤峰之走马坪，经休整后，1931年即开始了流动游击，进攻鹤峰、桑植、慈利、磨岗隘、五峰、长阳、渔阳关、宜都、枝江等地。曾有过许多胜利，但大多数的战斗是失败的，部队情绪低落，战士想回洪湖，常有逃亡（六军战士完全是洪湖的，二军战士大部分也是在洪湖补充的）。生活艰苦。当时正是冬天，物资困难，没有棉衣，也没有毯子，没有粮食。部队伤亡，没有补充。负伤后没有医药，没有休息的地方，寄在老百姓家里，常被豪绅地主谋杀，以至战斗中，官兵不敢应战，怕负伤不能医治，怕战士伤亡没有补充，因此情绪相当低落。由于没有建立根据地的深刻观念，而只是单纯的军事观点，依靠红军打天下，所以没有采取任何具体步骤、发动群众，建立地方组织，开始土地革命，进行建立根据地工作。所谓打土豪分田地，土豪是打了，但群众并没有得到东西，不仅是土豪，只要有一点东西的群众都在被打倒之列，至于田地则根本没有分。因此，许多地方的群众，在豪绅地主利用之下，起来反对我们、驱逐我们、袭击我们，红军不仅要对付敌人，而且要对付群众，我们完全是孤军作战的，部队日益干涸了，处在极端困难削弱的境地中。
1931年1月7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等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指使下，取得了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以教条主义为特征，推行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左”、更有理论、形态更完备的“左”倾路线。
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夏曦作为中央的特派员来到了红二军团，取代了邓中夏。他来到湘鄂西以后，首先改组了党的领导机关，成立了以他为首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和军委分会。红二军团在枝柘坪进行整编，缩编为红三军，下设七、八2个师。原红二军编为第七师，原六军编为第八师。贺龙任军长，邓中夏任政委，柳克明任政治部主任，许光达任八师二十二团团长。
5月11日，敌人向马良坪发动了猛烈地进攻。郭勋的教导三师全压在二十二团的阵地上。这个师武器精良，训练有素，战斗力很强。战场形势十分险恶，只要敌人从一处突破二十二团的阵地，就会导致红三军全军覆没。
夜幕降临。贺龙下达了撤出马良坪，向北突围的命令。
红三军撤到鄂北马良坪还不到半月，敌人集中了五十一师、六十九师、教三旅共十来个团的兵力，合围马良坪，企图一举歼灭红三军。贺龙指挥红三军进行了英勇的抗击，但敌众我寡，伤亡严重，难以击退敌人。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他不得不下令突围。但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担任阻击的八师二十二团却失去了联系。
许光达和他的二十二团的确陷入了包围，敌教三旅的郭勋用3个团的兵力困住了官帽山。许光达率领二十二团两个营和二十四团的1个营进行了顽强的抗击，好不容易熬到了天黑。敌人依仗其兵力的优势，包围圈愈缩愈小：官帽山南面和北面的高山已经被敌人占领，他们完全落在敌人的枪口底下，只是由于天黑，敌人无法观察而停止了攻击；东面的山口也被封死了，只要有一个人影出现，机枪子弹便会像瓢泼似的洒过来。从山口望出去，山下白军点起的篝火，红红的连成了一片。官帽山西面是深不见底的悬崖。许光达站在山口的工事里，望着山下的火光，一筹莫展。很明显，敌人是准备晚上围困，白天消灭他们。他们的命运，就由今夜这十来个小时决定了。怎么办？突围？眼下包括伤员一共才剩下三百来人，最要命的是子弹，每支枪里最多只有四发，强行突围，等于送死。等待主力增援？他一连派了4个人，全都在山口牺牲了，山下也没有派人来，主力情况怎样？有没有力量支援？他一点也不清楚。看样子，已经和主力隔断了，待援希望不大。可是，总不能在官帽山上等死啊！他记得，在枝柘坪整编以后，有一次贺龙严肃地对他说：“离开洪湖，我们损失太大了，就剩这么一点人了。你在二十二团当团长，要爱惜这支部队，他们都是洪湖人民的子弟。现在，多保存一个红军战士，就是多一颗革命的种子。”是啊，官帽山上都是洪湖子弟，他们为革命出生入死，视死如归。作为团长，怎么能看着他们坐以待毙呢！应当把他们带出去。从哪儿出去呢？带着两个通信员围着官帽山转悠起来。经过详细察看一下地形，他终于从绝境中找出一线生机。
突围开始了。许光达率领全团人员，顺着峭壁滑下来，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敌人前沿。郭勋的部队没有防备，以为红军伤亡惨重，被紧紧围住，待到天亮，可一举歼灭。敌人过于乐观，以为我军不会突围，除放岗哨之外，大部就地休息。22日在许光达的带领下，猛烈的枪弹雨点般泼了过来，被打得晕头转向的敌人仓促应战，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许光达率领二十二团已冲出了包围圈。
二十二团同军、师失去了联系，晓行夜宿，越过榛子岭，转到了房县、兴山交界的九道梁地区，并在该地区住了下来。他们在深山老林里坚持战斗两个多月。7月间，得知贺龙已率红三军占领房县，许光达即率部赶赴房县与主力会合，因保留了主力部队，受到表扬。红三军召开了庆祝大会，庆贺二十二团凯旋。前委通令表彰了许光达带兵有方，多谋善断。
不久，许光达被任命为八师师长。许光达曾写道：
住在房县的时候，中央分局曾来指示：命令红三军立即回洪湖，并派段德昌、万涛率九师来接。1931年秋末，红三军之七、八两师，乃从房县出动向洪湖根据地前进，在房县则留有教导师，并将该地游击队编为第九军二十五师，由汤穆禹指挥，坚持房县根据地（主力走后，旋即失败，亦退回洪湖），主力经保康、南漳至刘猴集与九师会合，此时，七、八师共约七八千人，九师约2000人，旋即渡汉水，克钟祥，回师潜江。
1931年秋，许光达在洪湖苏区由八师师长改任二十五团团长，在段德昌领导下工作。1932年3月，敌人集中三个师、三个旅的兵力“清剿”襄河以北地区。在瓦庙集展开了激战。师长段德昌命令许光达率二十五团插到敌人两个“清剿”部队中间去分割敌人。真奇怪，二十五团一插进去，敌人立即停止了进攻，抢占有利地形，毁屋砍林，构筑工事，设置障碍，转入防御，战斗成了胶合状态，黏黏糊糊打了一天也没有进展。敌人是以逸待劳，等待援兵，妄图对我聚而歼之。
第二天下起了毛毛雨，段德昌送来一道命令：必须迅速消灭柳枝集敌人，明天清晨结束战斗。此时，二营派人前来报告，柳枝集是个硬钉子，攻不上去。许光达急了，他对政委王鹤说：“我到二营去。”
柳枝集是瓦庙一带一个出盐的小工厂。资本家为了镇压工人，在工厂两边修了两座碉堡。敌人占据了这个盐厂，两座钢筋水泥的碉堡，成了他们最好的屏障。碉堡里有一个加强连，两边各有一挺机枪，形成交叉火力网，封锁了进攻的道路。二营确实碰上了硬钉子。四连已经推进到柳枝集对面的一座小山包上，前面是一片三百来米的开阔地，碉堡里扫射出来的机枪子弹形成一道严密的火力墙，封锁了开阔地，确实无法通过。敌人在碉堡里居高临下，想打哪里就打哪里。不时，还用小钢炮向小山包轰几下。山包已经被打得光秃秃的，到处是硝烟、灰尘。这时，执行错误路线的夏曦，完全放弃了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的原则，鼓吹大规模的阵地战，“御敌于国门之外”，红军被迫仓促应战，虽毙敌2万余人，但红军自己也消耗甚大，光送后方医院的伤员就有数千名。
在二营，许光达看到，敌炮楼的机枪火力很猛，压得红军抬不起头来，上去的几个爆破手均未成功。
许光达再也压抑不住了，带领战士们冲了上去，战斗胜利结束了，许光达负了重伤，被送往后方医院，昏迷不醒。
负伤以后，许光达被送进了洪湖第二医院。万幸的是，虽然子弹进得很深，离心脏不远，但未伤及要害，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已有了起色。由于医院技术条件及医疗水平有限，除给他作一般的防感染保护性治疗外，无法给他动手术取出许光达在苏联时的照片。子弹。医院领导只得如实报告给湘鄂西特委和贺龙，建议送出洪湖去白区医治。特委和贺龙同意了这个意见。
1932年2月30日，特委派一个名叫刘鳌的交通员护送许光达去上海。那天，细雨蒙蒙。刘鳌走到许光达的病床前，笑着说：“许团长，特委和贺军长决定，送你去上海治伤。这是写给中央的介绍信，你看看。”许光达展开信纸，上面写着：
“中央：许光达同志曾任八师师长，在上山时，带队攻藕池回苏区未下，回五峰转鄂西北；三军回洪湖，任九师二十五团团长。他曾做过反逃跑主义的斗争，应城之役受伤甚重，弹未出，特来诊治，希接洽。伤愈，希望给予短期军事政治训练，仍派回三军工作。湘鄂西特委。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九日”1932年3月13日，许光达到达上海。党中央安排他住在一个亭子间里，等待安排住院。几天以后，通知他说，前几天，我党有一个同志在医院里被特务发现了，现在，特务对各医院都盯得很紧，上海不能动手术了，让他耐心等待。这一下，许光达着急了，要等到哪年哪月呢！但是，组织有决定，再急也没办法。
许光达被安排住进了租界里的新西兰友好人士艾黎先生的住处，他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同情中国共产党，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掩护过好多共产党员。许光达的枪伤在上海无法做手术了，适逢中央要抽调一部分干部去苏联，于是决定许光达去苏联学习并治疗枪伤。
中央指定他为这次赴苏小组组长，带领大家安全出境。就这样，1932年5月许光达辗转到了苏联。一到莫斯科，他就被送进了医院。苏联医疗技术好，子弹被取了出来，身体也复原了，他进了国际列宁学院学习。
1936年秋，东方大学为中国红军举办了一期汽车训练班，学习掌握汽车、坦克和大炮的技术，许光达被调往东方大学，担任训练班党支部书记。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再度合作，全面抗战。消息传到莫斯科，在苏联学习的许多中国共产党党员兴奋异常。他们急切地希望详细了解国内情况的发展变化，了解党中央的有关方针政策。汽车训练班的学员要求更为迫切。他们除关心国内形势的发展外，对训练班那些不切实际的学习内容甚为不满，对负责制定学习计划的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意见很多，纷纷要求中国代表团传达国内形势，发给我党中央文件，重新安排新的学习内容。许光达作为支部书记，认为有责任把学员的要求反映上去。于是，他去找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谁知，这一完全符合组织原则的行动，被王明斥责为煽动学员反对共产国际的派别活动。因此，受到审查，不久，即被调回国际列宁学院。
徐向前：王树声不是马谡
1931年11月7日，在欢庆十月革命节声中，由第四军和新建的第二十五军合编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黄安列宁市（原七里坪）庄严宣告成立。德重才高的徐向前荣任方面军总指挥。智勇双全的王树声被提升为第四军十一师师长。这年9月份到达鄂豫皖苏区的陈赓同志被任命为十二师师长。徐海东同志在十二师任团长。这三位将才就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也就在这前后，敌人在鄂豫皖根据地周围兵力激增，多达15个师。蒋介石窜到武汉，策划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因而，红四方面军一诞生，就决定主动进攻敌人的重要据点——黄安，严惩卖国贼蒋介石，打乱敌人的“围剿”迷梦。
黄安城是南线敌人靠近鄂豫皖根据地中心的最大前哨基地，驻有重兵一整师。敌师长赵冠英绰号“赵瞎子”，是反共急先锋，活似一条毒蛇盘踞，威胁着苏区的近门。所以，红四方面军初试锋芒，就决意“打蛇先打七寸”，给敌以当头棒喝！
攻打黄安是王树声和他的战友们盼望已久的心愿。在4年前的黄麻起义时，王树声他们曾为捍卫新生的黄安革命政权进行过殊死搏斗。为此，许多亲密的战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只有部分人员，九死一生，杀出重围。
现在好啦，王树声欣喜地想：真可谓“天赐良机”。驻守黄安城的敌头目，不是“外人”，恰是当年突袭黄安城的急先锋、营长赵冠英。也正是因他那回“杀灭”革命军民立下“大功”，而被蒋介石加官晋爵，提拔重用为师长，今又派为敌南线前哨基地的司令，扎在了鄂豫皖根据地中心的近门。但那次黄安城争整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夺战中，革命军也给这个凶残的恶徒留下了一点小小的教训——打瞎了他的一只眼睛。所以，革命军民从此再不提他的本名，而只呼他赵瞎子了。同时，围着赵瞎子臭脚转的，也多是当年大肆屠杀革命群众，而今变为“铲共团”团长的朱继之等一帮刽子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