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成功，战争的胜利，创造了人民的共和国。有国要有防，有防要有军，十大将们投身其间，为人民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和国家的繁荣富强又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太阳底下有阴影，共和国也不是一帆风顺，大将们晚年大多再历沧桑……
朱德：粟裕是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楷模
1955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授予大将军衔的10人中，粟裕排名第一。而这也是对他在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后作出重大贡献的肯定。早在几年之前，朱德在一次会议上就曾经讲过：粟裕是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楷模，他在苏中战役中，消灭的敌人，比他自己的兵力还多。朱德这个评价对粟裕战争指挥才能是恰当的，对粟裕在整个战争时期的杰出表现是恰当的，对粟裕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卓然成就也是恰当的。
1952年，当朝鲜战场硝烟弥漫之际，美帝国主义的飞机肆无忌惮地侵犯鸭绿江两侧上空，狂轰滥炸，给志愿军后方造成重大破坏。5月，粟裕与空军领导谈话时说，正在进行的朝鲜战争就是锻炼部队很好的机会，空军要利用朝鲜战争求得锻炼。5月15日，中央军委召开会议，周恩来副主席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关于空军歼击机赴朝轮番实战锻炼一次，抓紧实战锻炼的指示。很快，粟裕提出了空军在朝鲜作战的方针建议。根据敌我空军装备、技术、人员情况及作战实践，提出空军“目前作战方针，仍以锻炼为主”，“作战目标，以打小机群、中机群为主，避免与敌大机群决战”。他还建议各军区空军司令员及所属司令部人员，分别派人到丹东轮番参加实战指挥学习。
当年7月，毛泽东向粟裕索要志愿军空军参战情况的材料，粟裕提出了加强军空军建设的重要建议。他说：必须大力加速我国航空工业建设，应当多办几个航校，应当在各大城市建立航空俱乐部。这些建议，都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和批准。
新中国成立初期，被赶出大陆的国民党军队盘踞东南沿海岛屿，妄图卷土重来。1954年，粟裕参与制订了关于加强对台湾蒋军积极斗争的军事计划。同年，中央军委颁布了《关于对台湾蒋匪军积极斗争的军事计划与实施步骤》，粟裕带人立即进行对敌斗争部署，确定首先攻打浙江沿海大陈岛西北10公里处的一江山岛。一江山岛是大陈岛国民党军的外围重要据点，只要拿下这个岛，大陈岛敌军就失去了一道屏障。
华东军区向军委上报了《关于进攻一江山岛作战计划方案》，毛泽东主席批示让彭德怀、粟裕考虑时机。彭德怀、粟裕召集有关军区领导来京汇报，他们根据了解的情况，认为目前可以打这一仗，报请毛泽东同意后，决定1955年1月18日开始攻击一江山岛。18日8时，空军和海军航空兵拉开登陆战役序幕，由51架飞机组成的强混合编队，在12架战斗机的掩护下，飞临一江山岛上空，对敌指挥部、炮阵地以及其他重要设施，实施猛烈轰炸突击。航空兵刚撤出一江山岛上空，头门山和白岩山两岛海岸炮阵地开始实施炮击。
在空军和炮兵火力支援下，护卫舰、护卫艇和火箭炮船编队抵达一江山岛,进行登陆作战。经过激战，解放军拿下一江山岛制高点，占领全岛。粟裕指示登岛部队要加强防空，构筑工事，挖坑道，疏散隐蔽船只和器材，防备敌海空军反扑；把过去国民党军遗留在江苏、浙江沿海的活动碉堡运去使用；派部队搜索并占领百夹山。19日，解放一江山岛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1000多人，缴获火炮20多门。随后，解放军解放大陈、披山、渔山、南麂山诸岛，浙江沿海岛屿全部解放。从此时起，华东沿海的对敌军事斗争重心转移到了福建方向。粟裕关注的重点也随着南移到了福建沿海。
1958年，粟裕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遭到错误批判，被解除了总参谋长的职务，调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此后一直多年负责军事科学院的常务工作。“文化大革命”中的1967年3月，周恩来找粟裕谈话，对他说：“现在国防系统已处于半瘫痪状态，大部分老同志都站不住了……你过去有战功，毛主席说过话，现时打不倒，你来支撑这个局面吧！”粟裕毅然受命，担任国防工业军管小组组长。其后由于他经常向周恩来反映情况，为林彪、江青所不容，周恩来只好安排他到北部边疆去视察工作。
粟裕自1970年4月开始了他奉命进行的五千余公里的长途视察。此时从事视察的粟裕，无职无权，他一向平易近人，尽管如此，陪同他的部队领导，由于他威名赫赫，所以也难免不紧张。在视察中，从一个制高点下来，又要去另一制高点，因为他要从攻、守两个不同角度考虑阵地，从多角度把地形看活，看活了，地形就是兵力，就是武器，就是协同。
在视察中，粟裕看到了7座人造山。这在军事上叫“堆山设防”。此事，粟裕原有耳闻，那还是在1964年12月，为解决平原地区设防问题，中央军委提出来的。1965年1月，军委办公会议决定成立5个修建人造山小组，先在天津，苏北试点。4月，毛泽东听取有关堆山问题的汇报时说：“有山的要打点洞子，没山的地堆山，做点工事。”如今，粟裕亲眼目睹这堆山设防的工事，听到了战士们守土歼敌的豪迈誓言，体察到了战士们的无畏精神。但当他清夜深入细想：在现代战争中，面对敌人宽正面、大纵深的进攻，这种工程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马其诺防线”能强多少？还有，战略方针一方面要诱敌深入，一方面又对这些设防工事寄托于虚幻的安全感，岂不自相矛盾。
粟裕回来后，向周恩来如实谈了自己的看法，他也准备听到反驳的意见。然而周恩来说：“我同意你的观点。”
新中国成立后粟裕最重大的军事理论贡献是关于未来反侵略战争作战指导的精辟论述。
1979年1月，粟裕抱病对军事学院高级系毕业班学员作了《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向几个问题的探讨》的长篇讲话。他全面论述了发展我军战略战术的前提和必要性，同时提出了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的指导原则，“首要的是抗击敌人的战略突袭”，他认为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争3种作战形式“要紧密结合运用，要有一些新的打法”，贯彻毛泽东歼灭战思想要有新的做法和要求，他给人民战争思想赋予了许多新的内容。粟裕这些论述不但是他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后最重要的理论贡献，而且也是中国军事科学新中国成立后最重要的一个收获。
粟裕在新中国成立后作出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贡献，是他毕生革命生涯，尤其是军事活动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有人说粟裕一生“发为干戈白，心于社稷丹”，的确是恰如其分的。粟裕大将晚年曾写过一首诗，是对他自己一生的总结和写照，诗中写道：半世生涯戎马间，一生系得几危安。沙场百战谈笑过，际遇数番历辛艰。松苍敢向云争立，草劲岂惧疾风寒。生死沉浮寻常事，乐将宏愿付青山。
徐海东是受人尊敬的“老病号”
解放战争时期，徐海东因病到大连休养，1955年解放军授衔授勋他也未能前往。他在养病期间，对自己要求很严，艰苦朴素，克己奉公，就连应该享有的待遇，考虑到国家的困难，也推辞不用。周恩来交代要给徐海东同志修建一所房子，但海东同志对承担这一任务的负责同志说：“国家正在搞建设，花钱的地方很多，我的房子暂时不用修建了，以后再说吧。”
1956年9月，徐海东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八大”后，他从大连回到北京。他对于自己长期养病，不能为党和人民作出贡献心里很不安。当病情稍有好转，就主动去做力所能及的工作。1960年，他主动担负领导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的任务，进行调查研究，与编写的同志一起拟定提纲。他对工作一丝不苟，10幅战例图，都是他认真回忆，指导绘图。两年后，这部战史编写出来了，他也累得又一次大吐血，病危达九天。
人生总有所好，有所求。徐海东青少年时期，追求温饱和新衣，过年能吃上一碗糍粑；当了军事指挥员之后，他追求的是打胜仗，歼灭敌人的数目；自从转战中得病之后，他追求恢复健康能重新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常常计算着钢铁、煤炭、石油和粮食的增长；“十年动乱”中，他和许多被迫害的革命家一样，只求自己的名字下面还有“同志”二字。
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徐海东的大部分时间仍然是躺在病床上度过的。他身体状况最好的时候，每天只能离床三四个小时。他在党内、军中的头衔只有两个：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八届、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一个是国防委员会委员。他总是尽可能地坐着轮椅去参加党和军队的一些重要会议，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谁都知道，徐海东是受人尊敬的“老病号”。可是“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一来，他也受到了冲击，被列为需要打倒的人之一。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在大连养病时，和高岗见过一次面，成了“罪”；他坐了贺龙元帅派去接他的红旗车，看过一次贺元帅，也成了“罪”；从湖北来了几个“革命派”，要求看他一眼，他会见了他们，又成了“罪”；有人说林彪是“贫农出身”，他说这是“放屁”，更成了弥天大“罪”……有人说他到了“罪该万死”的地步。
在徐海东居住的北京北新桥观音寺一号院里，大字报糊满了墙，大标语刷满了地。他的警卫人员被圈进了“学习班”，他的儿子、女儿和儿媳妇，有的送往“五七干校”，有的被关押审查。冬天里，家用的煤供不上，暖气没人烧，只好生炉子，医疗关系也中断了。在徐海东九死一生的情况下，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出面“保”他，并指名让他出席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毛主席还念念不忘这位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可是“九大”刚开过，林彪一伙又“火烧”他、批斗他，硬是要置他于死地。他每天躺在病床上，只有冷笑、叹息、发怒。他老是重复这几句话：“红的就是红的，黑的就是黑的。”“要相信党”，“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1969年10月20日深夜，“鬼”又来敲门了，两名“军委办事组”的军人，突然叫开了门，闯到徐海东的病床前，说是奉命向徐海东宣读林彪的所谓“一号命令”，限他两天之内离开北京，“疏散”到河南去，还说这是为了“准备打仗”。
徐海东打了半辈子仗，负了那么多次伤，身上还留下了17块疤，他是在枪林弹雨中钻过来的，他才不怕打仗呢！他也不相信会有什么大仗要打。他向来人徐海东于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说：“我不怕打仗。要我走，我身体不好，行动不便。”
“那，你更要离开北京。”
“打起仗来，我又不用你们管。”
“不行，这是命令。”那个穿海军服的人说，“两天之内，你必须离开北京。”
“命令，命令，我……”徐海东要发火了。
“这是林副统帅签发的命令。”另一个军人抖抖手上捏着的一张纸，板着面孔说，“这也是毛主席的命令，不管是谁，都得执行。”
毛泽东的话，那时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句顶一万句”的真理，从红小兵到老将军，没有敢不听他老人家的话的。徐海东当时难以了解林彪假借毛主席发出的指令，他沉默了良久，说：“毛主席的命令，我执行！”
10月下旬的北京，已是“西风扫落叶”的季节，冷风飕飕，寒夜漫漫，使老将军的病体难以忍受。他不知道应该哭，还是应该笑！革命，革命，革了几十年的命，如今不知道由谁来革谁的命了。他想自己这样坏的身体，又正患感冒，每天离不开氧气袋。这次去河南，弄不好路上就要丢掉老命了。他长期卧床，不大清楚大院以外的事情，他想叫人打电话问问老战友，问问到底发生了怎么一回事。可是电话都打不通，能说上知心话的老友，不是“打倒”了，就是被关进了“牛棚”。
周东屏叹着气，劝慰徐海东说：“听说，很多人都要‘疏散’了，你吃两片药，睡一觉，咱们明天好上路。”
“战争，我不相信有大的战争。”他喃喃自语。
徐海东躺在床上，周东屏坐在床前，老夫妻俩默默地相对无言。他和她心里都明白，这次离开北京，再也回不来了。他们一家人1956年从大连移居北京，13个年头里，很少离开过住着的这座院落。他们各自回忆往事，不禁想起几位要好的老战友……
第二天上午，观音寺一号院的门铃突然响了。守门的警卫拨开门上小窗一望，看见来了一位身着军大衣的瘦老头。要是在以前，门卫会直接打开大门，恭敬地说着“请进、请进”，把客人迎进门。如今，卫兵都站到“革命派”一边去了，来了上了年纪的人，都当作“走资派”、“老家伙”，冷眼相看，冷言相待了。
“你找谁？”卫兵隔着门问。
“海东。”
“从哪里来，叫什么名字，有什么事？”
“开门！”瘦老头不回答那一连串审问，火辣辣地报了姓名：“王震，我是王震！”
王震的大名，稍有教养的军人都知道。他是红军第二方面军的名将，八路军三五九旅旅长，他指挥的部队，南征北战，功绩赫赫。他率领的垦荒队，把荒凉的南泥湾，改造成陕北的好江南。连孩子们都会哼唱：“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如今的南泥湾，已不是旧模样”、“三五九旅是模范，咱们走向前，鲜花送模范。”王震“王胡子”的名字，像这首歌一样，回响在祖国的大地上。
正在门边的一位矮小精明的警卫干部，听说是王震，连忙叫门卫打开大门，规规矩矩地说：“是上边的指示，不让外人见他，他……”
王震说：“他是个病人，我要看病人！”他大声嚷着往里走。“这是上面的规定，还是……”
“滚开！让我进去，我要看病人！”
那个警卫干部惶惶恐恐，既怕违反了上级的规定，又怕王震发脾气，只好放行了。
王震战争年代留胡须，因此人称他“王胡子”，其实，他比徐海东小八岁。他是湖南浏阳人，和徐海东一样，参加革命前当过工人。他1927年加入了共青团和共产党，1929年参加红军，红军时期当过师、军长兼政委，代理过湘赣省军区的司令员，担任过第六军团政委，长征中，他和贺龙、任弼时、萧克一起领导红二方面军在甘肃与徐海东会师后，他和徐海东拥抱着说：“我们都是工人兄弟！”打那以后，他和徐海东以兄弟相称。他叫徐海东大哥，徐海东叫他兄弟。在延安时期，王震担任三五九旅旅长，或任中共延安地委书记、延安军分区司令员和南下支队政委时，只要碰见徐海东，就直呼“徐大哥”。解放战争中，王震与徐海东不在一个战场。徐海东在华东，王震在中原军区、晋绥吕梁军区和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任司令员兼政委，那时他们兄弟不曾见过面。全国解放后，王震由新疆军区司令员调到北京总部工作后，曾专程到大连看望徐海东，当时，他已被授予上将军衔。他到了大连，大连的党政军领导同志见到他，都说欢迎他视察工作。王震说：“我这次来大连，一不视察军队，二不检查地方的工作，我是看望徐海东大哥来了。”那时候，徐海东住在文化街75号，王震来到徐海东的住宅，两位将军见面之后，紧紧拥抱。据说，他们以兄弟相称的事，传到一位高级干部那里，那位同志曾认真地说：“称兄道弟，算什么哟！”这话又传到刘伯承元帅那里，刘帅倒笑着说：“他们都是工人出身，可以称兄弟嘛！”
